事件經過
新生創刊號封面1934年2月10日，杜重遠在上海創辦《新生》周刊。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刊載《閒話皇帝》一文(艾寒鬆化名“易水”所寫)，其中有一段涉及天皇的文字：
……日本的天皇，是一個生物學家，對於做皇帝，因為世襲的關係，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雖也奉天皇之名義而行，其實早就做不得主。接見外賓的時候，用得著天皇，閱兵的時候，用得著天皇，舉行什麼大典的時候，用得著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記了，日本的軍部、資產階級，是日本的正真統治者……
此文刊後的第二天，上海的日文報紙馬上做出反應，稱《新生》侮辱了天皇，在上海的日本浪人和日僑馬上上街遊行，表示不滿。緊接著，日本駐上海領事向國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議，要求他們向日本謝罪，嚴懲有關責任人，停止一切形式的反日宣傳。在日本國內，更是一片甚囂塵上的“懲戒支那”的聲音。迫於局勢壓力，國民政府開庭審判，查封《新生》，逮捕並判處杜重遠一年零兩個月徒刑。引起國內外輿論譁然。
1935年6月，日本駐滬總領事石射指責上海出版的《新生》周刊的一篇文章對天皇“大不敬”，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以及多種無理要求；國民黨政府竟全部接受，下令封閉刊社，懲辦雜誌發行人、主編杜重遠，幾名新聞檢察官也被革職，這成為一個轟動全國的政治事件。
相關人物
民國時進步刊物《新生》刊頭印模杜重遠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和實業家。他出生於吉林省懷德縣的農民家庭，早年留學日本，回國時在瀋陽創建肇新窯業公司，曾任奉天省（今遼寧省）總商會副會長。“九一八”事變後，他在北平參加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被選為執行委員兼任宣傳部副部長，他為開展宣傳跑遍了華北各地和大江南北。在上海，他結識鄒韜奮、夏衍、胡愈之等，成為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的撰稿人；還主持中華國貨產銷合作協會，提倡“國貨工業，作經濟上的實際抗日”。
1931年11月底，杜重遠通過夏衍的聯繫，在申城見到周恩來。周恩來親切地說：“我們見面就是朋友了！知道你在‘九一八’日本侵占東北後，到處講演，鼓動抗日救國，你這種精神是值得欽佩的。”杜重遠匯報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的籌備經過,以及該會救濟東北難民、支援抗日義勇軍的情況。這次會面使他對共產黨領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杜重遠1933年7月，鄒韜奮被迫流亡海外，《生活》周刊實際由胡愈之主持，到年底遭國民黨政府查禁。杜重遠不畏強暴，決定要使《生活》周刊得到“重生”，並寓居上海金神父路安和村8號（今瑞金二路198弄8號），房間面積僅54平方米。他憑藉自己的社會關係，克服各種困難，在滬迅速籌辦《新生》周刊。
《新生》周刊於1934年2月10日問世，社址設於上海圓明園路，其發行人、主編為杜重遠，實際由艾寒松負責編輯、徐伯昕負責發行。杜重遠在《新生》周刊的《發刊詞》中寫道：“在現在必須使大多數民眾，對於中國民族的地位，帝國主義的侵略，有深刻的了解；對於民族自身的任務與前途，有切實的認識，方能鼓起民族的勇氣和決心。這樣便是記者和友人創辦本刊的動機。”
《新生》周刊系16開本，每期均以時事圖片做封面。作為一份綜合性政治時事刊物，它的立場極為鮮明，積極呼籲抗日救亡，反對國民黨對外妥協、對內專制的政策，譴責腐敗，要求民主；編排形式十分活潑，開闢有“專論”、“時事問題講話”、“國際問題講話”、“國內通信”、“國外通信”、“人物傳記”、“青年園地”、“街頭講話”、“讀者信箱”等20多個欄目。在此發表文章的有鄒韜奮、胡愈之、畢雲程、柳湜、李平心、章乃器、曹聚仁、陶行知、蕭乾、周建人等。
《新生》周刊保持了《生活》周刊的戰鬥性，如《生活》周刊有個“小言論”欄目，筆觸犀利，被視作該刊的“靈魂”，由鄒韜奮親自撰寫；而《新生》周刊也有個“老實話”欄目，切中肯綮,被視作該刊的“脊椎”，由杜重遠親自撰寫，所推出的時評一脈相承，都為民眾的疾苦鼓與呼，維護正義，抨擊黑暗。而且，編輯部的主要成員基本上是《生活》周刊的原班人馬，如主持編輯工作的艾寒松就是鄒韜奮於1929年從復旦大學聘來的高材生，為提高雜誌的社會影響發揮了很大作用。因而，鄒韜奮曾讚嘆“《新生》確為《生活》後身”，並在他的遺著《患難餘生記》中進一步指出：“這好像我手上撐著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時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環境艱苦而搶前一步，重新把這火炬撐著，繼續在黑暗中燃燒著向前邁進。”
正因如此,《新生》周刊受到各階層讀者的歡迎，每期銷量最高時達到了10萬餘冊。
《閒話皇帝》起風波
被當局封禁的《新生》雜誌《新生》周刊的許多文章都強調國難意識，鼓動團結抗敵。杜重遠撰寫的“老實話”更是擊中要害，如他在《辟邪說》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侵略中國，是從明治維新以來預定的國策。60年來有時送出甜蜜的糖果，有時拿出苦辣的毒藥，或柔，或剛，或急，或緩，雖運用方法不同，而節節進攻，時時壓迫，其侵略之主旨固始終不變。”有些朋友曾勸杜重遠：“‘老實話’不要說得太老實罷!當心得罪了洋奴，觸犯了權貴!要不然，刊物要遭當局扣禁查封……”杜重遠卻堅定地表示：“他們的忠告，記者卻苦於無法領受，而且也不願領受。因為辦刊物而遭禍惹非，在現在的時候，雖然是司空見慣的，但是記者卻毫不畏懼。”所以，日本侵略者對杜重遠和《新生》周刊火冒三丈，一直視之為眼中釘。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登載了易水（艾寒松）的《閒話皇帝》一文，泛論中外君主制度，其中提到日本天皇時說：“日本的天皇，是個生物學家，對於做皇帝，因為世襲的關係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情雖也奉天皇之名義而行，其實早就做不得主……日本的軍部、資產階級，是日本的真正統治者。上面已經說過：現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歡研究生物學的，假如他不是做皇帝，常有許多不相干的事來尋著他，他的生物學上的成就，也許比現在還要多些，據說他已經在生物學上發明了很多的東西，在學術上，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這些真實的敘述發表後，日本駐滬領事館馬上藉此進行挑釁，掀起了一場風波。
5月5日，上海的日文報刊故意聳人聽聞，以頭條新聞發布訊息，聲稱《新生》周刊“侮辱天皇”。隨即，日本浪人結夥在申城街頭鬧事，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上許多商店的玻璃櫥窗都被搗碎。
6月7日，日本駐滬總領事石射約見上海市長吳鐵城，遞交了一份照會，內附《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聲稱《閒話皇帝》“妨礙邦交，侮辱元首”，必須為此“向日謝罪”，並“派親日作家檢查圖書”、“處《新生》作者、編者徒刑”等。同時，在上海調兵遣將，進行武力威脅。國民黨政府忙於“剿共”，對此不敢拒絕，很快發布《敦睦友邦令》規定：“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尤不得以此為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凡以文字圖畫或演說為反日宣傳者，處以妨害邦交罪”；懾於“友邦驚詫”，又訓令上海市政府出面道歉，撤換公安局長，查封《新生》周刊社。
緊接著，就是“嚴懲編者”。正在江西籌建瓷廠的杜重遠迅速返滬，勸艾寒松轉移，自己出面應對。法院傳訊時，《閒話皇帝》作者因“地址不詳”（實是杜重遠有意保護）沒到場；杜重遠申明《新生》周刊是經正式登記的雜誌，且每期必須經過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批，所以編者不應承擔責任。於是，《新生》周刊社散發《告別讀者諸君》傳單，要大家“記住這一屈辱，堅信最後勝利不是屬於帝國主義，而是屬於被壓迫人民的”。
7月9日，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設於上海）開庭，庭內座無虛席，庭外數百人圍觀。杜重遠的辯護律師吳凱聲義正詞嚴地指出，《閒話皇帝》純是從學術角度研究各國政治的小品，作者對日本天皇亦無個人恩怨可言，根本沒有誹謗之意，也不存在任何“損害友邦元首名譽”的問題。法官只問了幾句話，便退入內室“集議量刑”，而日本駐滬總領事特派員居然蠻橫地闖入監視；在日方的壓力下，法官僅隔片刻便出來，以“散布文字共同誹謗”的罪名判處杜重遠有期徒刑一年兩個月，並不得抗訴，立即送監執行。這時，杜重遠怒火滿腔，大聲喊道：“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國還有什麼法律！”法官看到群情激奮，慌忙夾著皮包溜之大吉。
幾乎在“《新生》事件”發生的同時，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到新近美國《摩登社會》雜誌曾刊登畫家格羅泊的諷刺畫，畫面是日本天皇拉著一輛炮車，車上載著“諾貝爾和平獎”證書，意為日本高喊和平友善，實則窮兵黷武。日本外務省認定這幅漫畫侮辱了天皇，就出面進行“嚴正交涉”；美國政府宣稱對於出版物不負任何責任，畫家則說此畫本為譴責軍國主義勢力而作，日方因無奈而只好不了了之。這件事與《新生》周刊一案相似，結局卻大相逕庭。
把牢房作為新戰場
杜重遠被判入獄的訊息傳出，輿論譁然。各界人士義憤填膺，成立了“《新生》事件後援會”。一時間，出現“《新生》周刊話皇帝，滿街爭說杜重遠”的情形，全國民眾抗日救亡怒潮進一步掀起。
當時，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理事長穆藕初致函市商會，認為《新生》周刊一案的判決“違法”和“不合人情”，希望主持公道並“明示糾正辦法”；上海律師公會呈文譴責法院“曲解法律”、“蔑視人權”；一些進步團體則散發《告全國民眾書》，強烈要求“立即釋放抗日愛國人士杜重遠”；上海的《申報》《大公報》《立報》等都利用自身影響，對“《新生》事件”進行廣泛報導，國內各報刊競相轉載。而且，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地的華僑也紛紛向國民黨政府表示抗議。
還值得一提，在7月26日，上海日文報紙《每日新聞》曾發表日本評論家室伏高信在滬的談話，其中認為日方對《閒話皇帝》的反應是小題大做，“若以此類瑣事一一壓迫中國，則中日關係的調整永無希望。欲調整中日關係，應將駐華日本武官撤出中國全境，同時減少關東軍兵力十分之一。”這使侵華日軍大為不滿，於是《每日新聞》受到日本駐滬領事館的處分，被停刊三天。
杜重遠被監禁在江蘇第二監獄（設於上海，俗稱漕河涇監獄，在今習勤路東、康健路北），正好主管監獄的蔡勁軍是他的舊友，所以他在這裡可隨時會見來訪者。杜重遠把牢房作為新戰場，當東北軍人士前來探視時，他努力勸導其積極抗日，並通過高崇民向張學良呈《建議書》，呼籲“應該對內聯合各抗日力量，舉起抗日的旗幟打回老家去”。不久，張學良赴南京開會，抽空到上海與身陷囹圄的杜重遠見面,雙方共同分析了形勢。
中共地下黨組織為營救杜重遠，發動民眾進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律師吳凱聲則藉助國內外的聲勢，與法庭反覆爭辯，終於使杜重遠在次年春得以交保就醫，被移至霞飛路(今淮海中路)虹橋療養院軟禁。隔了數月，張學良因事來申城，他獨自駕車到虹橋療養院把杜重遠接到偏僻處，兩人密談了促蔣抗日等問題。此後，楊虎城也借治牙病的機會來滬，專門到虹橋療養院與杜重遠促膝暢談，共商抗日救國大計。
1936年9月，杜重遠獲釋，他擺脫特務的監視，毅然前往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晤談，積極推動“西安事變”的發生，為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生活》到《新生》
1925年,《生活》周刊創刊《生活》周刊是鄒韜奮一手創辦起來的，它比較關注普通大眾的生活，全國聞名，發行量一度達到15萬冊，影響力非常廣泛，國內其他雜誌無出其右。隨著上世紀30年代初國內政治時局的變化以及人民大眾關心的話題的轉移，它的內容逐漸轉向抗日圖強，經常性地報導時事政治。這與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政策不相符合，因此，國民黨政府放出訊息，說要查封《生活》周刊，鄒韜奮被列入其暗殺名單。1933年，鄒韜奮迫於壓力，流亡歐洲，《生活》周刊在這一年被查封。
杜重遠是東北人，出身貧寒，努力上進，年輕時獲得公費出國留學的機會，他在日本東京工業學校學習窯瓷業，學成回國後創辦了一個生產瓷器的工廠，工廠迅速壯大，資產接近百萬，杜重遠成為遠近聞名的實業家。
杜重遠的工廠里，有很多工人訂閱了《生活》周刊，杜重遠也不例外，他對《生活》周刊極為推崇。有一次，他去上海辦事，接著這個機會拜訪了鄒韜奮，兩人相談甚歡。回去後，杜重遠成為《生活》周刊的特約通訊員。他在工作之外，為《生活》周刊寫了很多文章，而且越寫越好。
《生活》周刊被查封之後，韜奮流亡歐洲，眼看這個事業頃刻間化為烏有，杜重遠感到非常惋惜，幾經思量，他認為，“不能讓十幾萬讀者沒有精神糧食”，於是決定接過韜奮手中的旗幟，將《生活》周刊繼續辦下去。他創辦了一個新的周刊，名為《新生》。所謂“新生”，有兩個意思，一為《生活》周刊的新生之意，一為“願與讀者諸君，共同努力，以求實現中華民族之新生”。
閒話天皇，《新生》惹禍
《新生》幾乎是《生活》周刊的翻版，儘管韜奮不在，風格與以前卻無甚區別，一些王牌欄目，如“讀者來信”、“小言論”等全數保留，《新生》的工作人員就是原來《生活》周刊的全班人馬。
杜重遠在每期雜誌的前面開了個專欄，名字叫做“老實話”，就每期讀者最關心的熱點與問題進行評論。《新生》周刊里還有一位著名新聞人，叫做艾寒松，他也經常在雜誌上發表一些言論，多以小品文的形式出現，針砭時弊，筆鋒甚銳。
《新生》周刊創辦不久就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它的銷量一度達到10萬份。《新生》所宣揚的也是抗日救國的精神。
杜重遠早就預料到，如果堅持《生活》周刊的辦刊方針，他的壓力會很大，但他沒想到，噩運來得如此之快。1935年5月4日出版的《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上，刊登了一篇艾寒松寫的小品文，叫做《閒話皇帝》。這篇文章本來很平常，從政治體制的角度就世界各國的皇帝泛泛而談，屬於介紹性的文字。文章中談到了日本天皇，說日本天皇其實沒有什麼實權，只是一個象徵性的國家元首，日本的天皇喜歡研究生物學，如果是平凡人，說不定在生物學上能做出更多貢獻。文章署名“易水”，系艾寒松的筆名。
就是這些文字，讓日本人抓住了藉口，大做文章稱這篇文章“有辱邦交”。5月5日，上海租界的日本人聚集區，一大批日本浪人走上街頭，大肆抗議，砸掉了很多中國人的店鋪。日本駐滬領事館的總領事多次向上海市政府以及南京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並提出以下要求：即日禁止《新生》的發行；嚴辦杜重遠以及文章作者“易水”；由上海市市長出面向日本方面道歉；沒收這一期的《新生》，並要求其他雜誌不得轉載；南京國民黨政府應向日方保證以後再不發生同樣事件。對於這些要求，國民黨政府條條照辦。這次事件被稱為“新生事件”。
攘外必先安內的犧牲品
與“新生事件”同時，美國有一家報紙上也刊載了一幅漫畫，上面畫著日本天皇拖著一架大炮，大炮上面放了個證書，上寫“諾貝爾和平獎”，以此來諷刺日本軍國主義的窮兵黷武。這幅漫畫同樣引起了日本的抗議，但美國政府對這些要求不予理會。發表該幅漫畫的作者也發表聲明，說自己本來就反對日本軍國主義，這是個人意見，有發表的權利。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為什麼國民黨政府對“新生事件”中日方提出的無理要求條條照辦？這有兩個原因，《新生》周刊原為國民黨政府的眼中釘，早就想查封它，只是苦無良機；另外，當時國民黨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一再忍讓，正在忙於清除另一個“眼中釘”——共產黨與紅軍，無暇他顧。正因為這樣，《新生》成為國民黨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的犧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