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自梁任公先生髮蒙近代“新史學”旨趣以來，歷時百年，史觀從“循環”而“進化”，議題由“帝王將相”而“國家族群”，歷史學家的眼光從重大事件移至波瀾不驚的社會心理、結構變遷，史學敘述的中心業已轉移。2002年，九個不同學科的學者際會北京香山，以紀念任公先生《新史學》發表一百周年為名，共同回顧20世紀史學演變歷程，交相扣問當代史學發展趨向。會後結集出版的《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展示了多學科視野下不同歷史敘述與研究進路的可能性。為使這種嘗試得以推進，楊念群等學者共同創辦《新史學（第一卷）：感覺?圖像?敘事》。本卷的文章即力求體現“感覺”在歷史材料的選擇和解讀中的導向作用。各篇文章的立意均非新奇，但由於對史料讀解的進路更加貼近對“感覺世界”的細緻梳理和把握，所以每每能出人意料地辟出新境。清初“文字獄”的成獄經過，擺在江南士人與帝王對官吏嗅覺訓練的交織互動背景下解讀，就比僅僅從“事件史”的邏輯線索中品味感覺自然不同；民國初年的“新女性”一旦被放置在“新”“舊”衝突相對化的處境中，就成功解構了以往性別研究的諸多成論陳言。“她”字的出現本來在思想史的研究架構里沒有位置，可在《“她”字的故事》中卻從邊緣變成了主題；一個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結論鑿鑿的“歷史事實”，卻在來源於中國官方、日本軍方、民間口述三重語境的史料解讀中被敏銳的感覺所瓦解。圖像與感覺的生成一向密不可分，卻又屢屢被史學界所忽略，我們可以通過對歷史畫面的視覺解讀重新感受歷史的多樣與複雜，本卷《病態的身體》一文中一幅幅扭曲的中國人形象，使得我們對“東亞病夫”這污辱性表述的淵源又多了個影像層面的認知視角；對某個畫報生產機制的圖像式分析也使得我們對戰時意識形態的特殊性構成有所感悟。此外，上海近代繁華來自於西方勢力塑造的假說，經過另一種解讀被轉換成了一個中國自身傳統內部再生的景象；一樁40年代的誘拐案件則被作者從塵封多年的案卷中爬梳出來，由法律程式拼貼出當時的道德框架。
目錄：
創刊緣起與旨趣
引言：中國史學需要一種“感覺主義”！
感覺?敘事?想像
楊念群：文字何以成獄？——清初士人的逃隱風格與“江南”話題
海青：傷逝：對民國初年新女性形象的一種解讀
語言?事件?表述
黃興濤：“她”字的故事：女性新代詞符號的發明、論爭與早期流播
孫江：沒有暴動的事件——關於抗日戰爭時期先天道事件的表述問題
圖像?史觀
韓依薇：病態的身體――林華的醫學繪畫
行龍：圖像歷史：以《晉察冀畫報》為中心的視覺解讀
城市?故事
孟悅：繁華作為歷史： 狂歡與急進的上海1830—1910
馬釗：誘拐的命運：20世紀40年代北京的男女交際、傳統禮教和法律原則
在一個歷史學家越來越急於成為專家的時代，在這個“規範”橫行，且談“規範”時髦到漸成職業的年代，提倡“感覺”無疑是非常兇險的，若再將其冠以“主義”，就簡直有點荒誕不經的意味了。早有圈內的朋友非常善意地提醒我們，英語中的“感覺”（sense）無法與“以斯姆”（ism）的詞綴相聯。在當代學術語境下，一個概念無法被譯成英文至少是科學性不足的表現，勢必難以大行其道。同時，學術史的經驗也告訴我們，一種理論的提出，應該使其具有相對精準的外延，並且能夠在可操作的層面進行持續不斷的意義生產，這種理論才可能是有生命力的，背後的邏輯是“知識”的生產和可重複性操作是一切人文研究能夠擁有合法性的共有尺度，歷史研究也不應例外，把“感覺”當作一種主張來談，甚至標榜什麼“感覺主義”，顯然有對此大唱反調之嫌。然而我們認為，在當下的現實和學術環境中，為什麼以及在什麼層面上提倡“感覺”是個遠比什麼是“感覺”之確定含義更加重要的問題，也就是說，當我們放棄將其界定為一種確定的概念和方法論的時候，我們或許才可以心平氣和地談論“感覺”。
我們不斷地在提倡培養自己的“問題意識”，可當“問題意識”被強行由規範組合成了一個必然性脈絡的標識，並被嚴格組合進了學科類別時，歷史的動態感就會不斷地被這架可怕的機器所絞碎、貼上，再按照深層結構或必然規律的內在要求排比、歸類，最後抽縮成一串串乾癟的歷史教條。這就像一個面色紅潤的豐滿人體被敲剝掉血肉後只剩下一副白骨嶙峋的骨架。所以我們要提倡“感覺”，首先就要反對不加限定地盲目張揚“問題”的重要，更要警覺用“問題”堆積起一種刻意指向終極目標的專業化“歷史意識叢”。“問題意識”如果沒有豐富的感覺素材做支撐，同樣就像是一架支離破碎的白骨，而非血肉豐滿的人體。
用“感覺”去架構我們的“問題意識”，當然並不意味著兩者處於二元對立的狀態。毋寧說是對建構“問題意識”的一種豐富手段。這也是可以從歷史和現實經驗中悟得的。我們會發現，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行為很難用常理來加以把握和理解，而必須放在一種特定的語境之下，針對不同的狀況和人群區別加以對待。……如果不從“感覺”的角度去深究歷史生活的複雜面相，往往會使我們對一些歷史場景所表現出的真實性做出完全相反的錯誤判斷。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永遠無法逃脫主觀意識和解釋對歷史的裁割，這幾乎是每個歷史學家難以解脫的宿命，也是後現代史學向主流史學張揚發難之後頗具魅力之所在。但後現代史學叫板主流史學多年，卻也始終無法成功地把“史學”終極判決為只能等同於“文學”的表達而成其附庸。原因即在於史料無法如文學般地完全虛構。這並不等於說史料就一定都是真實的，不妨說也許一個歷史學家對那些無法判定真假的史料的解讀和投入，正是他為之畢生獻身的動力所在！儘管他得出的歷史圖像也許永遠是模糊不清的，可這恰是史學和純文學的虛構想像相區別的地方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個歷史學家悟性的高低之分，恰在於其對史料細微之處進行敏感把握時具有層次之分，這種區分和一位歷史學家在解釋能力上的差異性處於完全不同的層面上。我們以往過於重視在解釋能力的提高上如何建立所謂的“問題意識”，而沒有充分給史料解讀中“感覺意識”的培養以足夠的地位。
我們這裡強調“感覺世界”與“思想世界”、“社會世界”的區分，並不意味著“感覺”可以脫離“問題意識”而獨立存在，也不意味著“感覺”僅僅被誇張為對歷史細節彌散無羈的無度嗜求。“感覺”優劣的評判恰恰應對“問題意識”的豐滿和對歷史細節選擇的精緻起到導引作用。這裡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交融互動的參照。
本卷的文章即力求體現“感覺”在歷史材料的選擇和解讀中的導向作用。各篇文章的立意均非新奇，但由於對史料讀解的進路更加貼近對“感覺世界”的細緻梳理和把握，所以每每能出人意料地辟出新境。
清初“文字獄”的成獄經過，擺在江南士人與帝王對官吏嗅覺訓練的交織互動背景下解讀，就比僅僅從“事件史”的邏輯線索中品味感覺自然不同；民國初年的“新女性”一旦被放置在“新”“舊”衝突相對化的處境中，就成功解構了以往性別研究的諸多成論陳言。“她”字的出現本來在思想史的研究架構里沒有位置，可在《“她”字的故事》中卻從邊緣變成了主題；一個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結論鑿鑿的“歷史事實”，卻在來源於中國官方、日本軍方、民間口述三重語境的史料解讀中被敏銳的感覺所瓦解。圖像與感覺的生成一向密不可分，卻又屢屢被史學界所忽略，我們可以通過對歷史畫面的視覺解讀重新感受歷史的多樣與複雜，本卷《病態的身體》一文中一幅幅扭曲的中國人形象，使得我們對“東亞病夫”這污辱性表述的淵源又多了個影像層面的認知視角；對某個畫報生產機制的圖像式分析也使得我們對戰時意識形態的特殊性構成有所感悟。此外，上海近代繁華來自於西方勢力塑造的假說，經過另一種解讀被轉換成了一個中國自身傳統內部再生的景象；一樁40年代的誘拐案件則被作者從塵封多年的案卷中爬梳出來，由法律程式拼貼出當時的道德框架。
當然，我們不能說這些文章都忠實體現了“感覺主義”的研史宗旨，而只是想表達在“問題意識”越來越專門化的狀況下，我們應如何通過對史料的重新梳理和解讀以更逼近歷史形形色色的諸多面相，同時為問題意識本身的拓展創造出一些基本的條件。(節選自《引言：中國史學需要一種“感覺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