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斯泰因文集:三個女人》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作者:(美)格特魯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
圖書目錄
原序
好安娜
梅蘭克莎
溫柔的莉娜
譯後記
後記
格特魯德·斯泰因(1874—1946)出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阿勒格尼。原系猶太血統的德國人。她曾從威廉·詹姆斯學過哲學，又上過醫科學校。1903年移居法國，結識西班牙畫家畢卡索(1881—1973)、法國畫家馬蒂斯(1869—1954)、布拉克(1882—1967)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有一些頗具才華的移居國外的美國青年作家如埃茲拉·龐德、司各特·菲茨傑拉德、合伍德·安德森、厄內斯特·海明威等先後集結在她周圍。斯泰因一度曾對他們的文學創作發生一定的影響。
《三個女人》發表於1909年，是斯泰因的重要代表作之一。這個故事集，通過三個女人的日常生活，展現了她們的純樸的心靈，它不禁使人想起法國作家福樓拜的《三故事》，尤其是其中一篇《好安娜》，完全可以媲美於《三故事》中的《淳樸的心》。美國作家維奇坦在為本書所寫的序中，雖然承認它們在題材上相似，“在處理上卻完全不同”，但同時又斷言“可以立即排除任何影響的問題”，並稱，“斯泰因小姐在寫本書前是否看過左拉和福樓拜的作品都似乎還是個疑問。”然而，在弗雷德里克·霍夫曼為《美國作家傳》所撰的格特魯德·斯泰因條目中說，“斯泰因小姐在寫《三個女人》時，顯然得益於偉大的法國傳統。她原來是以《三人傳》(Three Histories)為題的，她說在她寫自己這本書時，曾試圖翻譯福樓拜的《三故事》。”這個說法應該是可信的，從而說明斯泰因是受到福樓拜的影響的。
《三個女人》中三個女人，兩個是德國移民女傭(好安娜和溫柔的莉娜)，一個是黑人姑娘梅蘭克莎。
好安娜一生幫人為傭，過著辛苦勞累的生活，樂善好施，助人為樂，辛辛苦苦掙來的錢，全都借給別人，救人之急，但幾乎都是有借無還，而她的“努力卻永遠沒有個盡頭”，結果她自己終因操勞過度，把身體搞垮了，病死了，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溫柔的莉娜是個耐心耐性、溫柔可愛的德國少女，由她姑母把她帶來美國，為人當了四年僕人。這個吃苦耐勞、嫻靜善良的姑娘，逆來順受、聽人擺布，後來競變得神志迷迷糊糊，心不在焉，最後由她姑母做主，嫁了人，生了三個孩子，待到生下了第四個孩子後，卻因虛弱不堪而離開了人世。
梅蘭克莎的氣質、思想、生活，迥然不同於安娜與莉娜。這個黑人姑娘，身上有白人血統，長得標緻，念過大學，想找個正當職業，沒有找到，一直沒有真正結過婚，終日“遊蕩”，敢闖敢撞。她想通過“遊蕩”，找尋學問，了解社會，了解人生，增長學問。她雖然耐心耐性，善於撫慰他人，樂於助人，然而，又個性很強，心理複雜，缺乏自信心，有點神秘莫測。她“少年時期都是想起來就叫人心酸的”。但是，“哪怕在她最困難的時候，她也不會將她的情況向任何人哭訴……她從來既不哭訴，也不顯得不快活，而總是又俊俏又愉快，但是，人們總是知道她有多么痛苦”。
梅蘭克莎是一個精神、言行異常矛盾的姑娘，她既要“遊蕩”，又“總是在尋求安定和寧靜”，等到稍為安定了，又要去尋找新刺激；她要設法長學問、增知識，可是，到了學問、知識的邊緣又猶豫起來，不敢再進一步探索下去。她在戀愛上也是如此，她試過許多男人，以便決定是否真正合她的意，“遊蕩”了差不多一年後，才碰上了一個混血青年，一個剛剛開業的醫生傑夫·坎貝爾。可是這兩個人既相愛又不相愛，既想愛又不想愛，彼此互相戒備，疑慮重重，剛剛卿卿我我地溫存一番，過了一會，又不相信那是真正的愛情。梅蘭克莎一面想愛他，一面又不知不覺產生一種惡感；坎貝爾既想接近她，可是，在一起又很不自在，但又覺得她會很痛苦，於心不安。他們(尤其是她)就是過著這種欲進又退、退又想進的反反覆覆、猶猶豫豫的生活，說話也一再重複，顯得嘮嘮叨叨的。
正因為梅蘭克莎如此性格，她在朋友關係、戀愛關係上一再發生波折，儘管她常常認為自殺是她可以解決自己苦惱的最好辦法，可她並沒有因此而當真去自殺，而是得了肺病，進了濟貧所，死在那裡。
《梅蘭克莎》是這個集子的“重頭戲”，也是顯露了作者的藝術手法與藝術思想的作品，論者認為這是美國文學中首先表現了黑人的真實生活的傑作。它曾多次被選人文學選集中，絕不是偶然的。
《梅蘭克莎》的確是作者貢獻於美國文學的一篇重要作品。格特魯德·斯泰因敢於打破人為的階級、思想、文化的壁壘，蔑視與否定種族歧視，把黑人寫成真正的人，寫成在感情、理智上都可以與白人平起平坐的人，這在本世紀初的美國，可說是絕無僅有的。
格特魯德·斯泰因完全像一個講故事的人，站在一旁，用凝注深思的眼睛看著她的人物行動、說話，漫不經心地，聽到什麼，看到什麼就記下什麼。而在她筆下的人物那種特有的、新穎的、生動的，不同於一般傳統形式的對話，都像是出於本能，未經腦子思考便脫口而出，正如英國小說家赫·歐·貝茨在其《現代短篇小說》一文中說的，“以無拘無束的語言，把它變成了無拘無束的文字。”然而，卻從中透露了人物的心理變化和精神狀態。這是作者的創作手法的特點之一。
其次，作者那種重複(說話重複，敘述重複)的手法，初看起來，使人生厭，嫌它噦嗦、拖沓，然而，再一看下去，多少使人有所領會，大概正是這樣一再重複，因而強調與突出了人物性格，情節發展，環境氣氛，讓人覺得事物千頭萬緒，理都理不斷那樣。這樣一來，更突出了譬如《梅蘭克莎》中的主人公梅蘭克莎和她的朋友傑夫的矛盾性格和矛盾心理。
這三個女人，包括敢闖敢撞的梅蘭克莎在內，都是聽天由命，無法作自己的命運主人的人物。她們一般說來，都是善良、正直的人物。雖說生老病死，原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然而，她們都好像“好人沒好報”似的不得“善”終，安娜辛勞一生，落得個重病而終；莉娜戰戰兢兢，溫馴一世，卻死於難產；梅蘭克莎也生了肺病，死在濟貧所里。
這種以死為最後歸宿的悲觀主義色彩，似乎同當時那些移居國外的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有關，他們既否定了先前的理想和價值，又一時找不到出路，因而在精神上充滿了幻滅感，從而感染了他們筆下的人物。這在某種意義上說來，確實反映了那個社會，那個時代的真實情況。 作者用早逝的法國詩人朱爾·拉福格(1860—1887)的詩句：“我是個不幸的人，可這並不是我之過，也不是命之舛”來作題詞，倒是可以讓人們從中看到一點訊息，也是值得玩味的。
曹庸
1985年10月
序言
《三個女人》有過一段不同尋常的經歷。1909年它由格拉夫頓出版社初版，稍後，又由約翰·萊恩出版社重版，最近則由博尼兄弟圖書公司重行出版。這本短篇故事雖然銷量不大，卻始終保持一種引人注意的潛在的聲譽。大約在1912年左右，有人肯定向我介紹過這本小冊子，我記得清清楚楚，我立即對它愛不釋手，並從那個依稀記得的日子開始，想方設法要把我這愛慕之情傳給別人。現在這篇序更加證明我是不改初衷的。不過，憑良心說，要召集一批本書的景慕者，倒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一般說來，我知道，如果我能勸說一個人來看這本書，他準會自動加入這個迅速擴大的格特魯德·斯泰因的門徒集團。
十年前，即1923年，《國際圖書評論文摘))曾要我同另外九位女士和先生一起，評選出1900年以來的十本優秀作品。我開的單子上，頭七本書(包括科學的、歷史的、政治的和傳記性的作品)為《追憶逝水年華》，《歡呼與永別》，《夢之丘》，《莫里斯·格斯特》，《七個男人》和《三個女人》。今天，我決不會因選了這幾本書而感到羞愧。目前這幾本書似乎依然頭角崢嶸。當然噦，如果今天要我重新開這樣一張單子的話，我準會將《三個女人》的名次略為移前些。
我是在維拉·丘羅尼亞看了那篇令人困惑的《梅布爾·道奇肖像》而初次接觸格特魯德·斯泰因的散文的。後來，我又看了《三個女人》以及發表在《攝影技巧》上的馬蒂斯和畢卡索的肖像。到了1913年，我在巴黎第一次看到斯泰因小姐時，我已經是摯愛她的景慕者了。
同格特魯德·斯泰因見面，一如其他許多人所證明的，是不大可能打消對她的成就所懷有的欽仰之情的，相反地，倒是很可能更加景仰她。我是像通常那樣在她的工作室同她見面的。工作室的四面牆上都掛了些最有趣的現代繪畫；而且，守在近旁的還有機智的艾麗斯·B·托克拉斯，這是讀過她寫的《自傳》的人都會知道的；當然還有斯泰因小姐本人。
人們已經對斯泰因小姐寫得夠多的了，可是，老天爺知道，照我看來——至少除了她自己，決沒有一個人寫得很適當，很準確。這並不是說，有關她的許多事情都說得不真實，而是說在細節的組織上，並沒有完全把他們所要刻畫的這個人確切地表述出來。在這方面，我所做的，大概也同別人一樣差。
正如你準會在哪本書刊上看到的，格特魯德·斯泰因常常穿著燈芯絨的，毛料的，或者帆布的裙子，一件寬鬆的短上衣束在裙腰裡，還常常罩著一件馬甲。腳上總是趿著一雙毯制拖鞋。她還經常拄著手杖。我相信，尤馮·戴維森肯定認為一位到劍橋去講學的人這樣穿戴簡直是不可想像的，於是在斯泰因小姐應大學生們的邀請到英國這所大學作一次有名的訪問時，戴維森太太特地為她縫製了一件中國藍緞的富麗長袍。後來，偶爾在正式場合上，她也會穿上這件很得體的華貴衣服。這的確不難想像，十八世紀法國宮廷的流行款式也非常適合格特魯德穿著。
格特魯德·斯泰因的頭髮剪得很短，使得她那隻腦袋輪廓鮮明，成為她外貌的特徵。那是一隻大理石的頭顱，一隻青銅的頭顱，一隻出自天才的雕刻家之手的輪廓分明的頭顱，眉目秀爽不凡。長著這種出色頭顱的這張臉，善於表達這樣生成的臉所能表達的一切情愫。那雙眼睛時而喜氣洋洋，時而充滿了冷嘲的懷疑眼色。但是，眼睛裡仍難免流露出感情來。
格特魯德·斯泰因的嗓音親切悅耳，她總是說得清清楚楚，神情專注，教人簡直不必去理解她說些什麼，而是只顧欣賞這種美麗的嗓音。我於1896年在薩拉·伯恩哈特的嗓子尚未失去其鏗鏘嘹亮的魅力之前，第一次聽到她那著名的金嗓子，可是，我總認為，甚至薩拉的嗓音，在音色上，也及不上格特魯德·斯泰因那樣淳厚圓潤。我生平的確只聽到過另外一種嗓音像她的一樣悅耳。
每當格特魯德·斯泰因說話時，人們總是仔細傾聽，因為她經常有些有趣發噱的事情可說，而且說得非常生動，很有創見，可是，她從來不在社交場合上“訓”她的同伴，也決不一個人壟斷談話。她總要問許許多多問題——我想她很想知道世上能夠引起好奇心的任何事物——然後給它引伸鋪張一下或者置之不理。人們在描繪她談話時，一般都畫她坐在那裡，傴著身子，雙手懸在膝頭上，這種富有特徵的姿勢，就是喬·戴維森在為她製作雕像時所塑造的姿勢，在不明真相的人看來，也許會把這看成為一種嚴峻的、令人難以接近的姿態，一種嚴苛的態度。正相反，這正描繪出了她最灑脫的姿態。
也許只有灑脫這個詞兒才能最好地描繪她。她又取又給，可是，這種行動是連續而相互的。
實際上，她的確是完全無法獨立生活的，可是，這一事實都被試圖寫她的人忽視了。我就不相信她會煮雞蛋、釘鈕扣，甚至會知道該在信封上貼多少面值的郵票。她極為自信，以致一般人一看到她本人時就會相信她有多大的能耐，雖說要那些偶爾看到她的人相信這種說法頗有困難，但是，我卻完全相信這是事實。她這個人的確是非常雍容華貴，在經歷、魄力和性格上也很不平凡，而且很有闖勁，因此，每當她和艾麗斯·托克拉斯在某個旅館過夜而發現有什麼不舒適的情況時，艾麗斯總是要她去向經理告狀，說的總是這么一句話：女爵夫人不高興嘍！經理只消看到儀表堂堂的斯泰因小姐，儘管她可能是滿臉一派溫厚、可憐巴巴的神氣，而且好像忍不住要笑出聲那樣，可經理的腦海里只有一個念頭，就是非使她在他的旅館裡住得舒舒服服不可。
她真是個地道的美國人。我不記得她在美國出生後，在美國待過多少年，不過，我敢說，總有二十多年吧。沒有關係，隨某個法國人去胡說八道什麼有個結幫拉伙的芝加哥歹徒吧，格特魯德會立即設法破壞他這個滿腹經綸的人的名譽的。她將使用她的智慧、理智和法力來描繪艾爾卡彭的聰明才智，在她大捧特捧的美國這些歹徒面前，歷代的西西里匪徒都將不在話下。
我可以再說一句，說格特魯德喜歡盒子、籃子和鈕扣嗎？她會花上好幾個鐘頭來整理一盒鈕扣。
大概是她那善於擴散的魅力和容易使人感受的幽默感，把她那矛盾的態度塑成一個完美的整體，而且滲透到了她同朋友的關係中，使她好像跟他們完全打成一片。
《三個女人》堪稱為一部傑作，尤其是在考慮到這是作者的第一部作品時，更可說這是一部相當驚人的傑作。鑒於她後來跟一些畫家的關係，我們大有理由認為，這本書之充滿塞尚的影響，遠遠超過任何一個文學先驅的影響。那位偉大畫家的構圖和扭扭曲曲的線條肯定也可以在斯泰因小姐的剛健的散文中找到。兩個女傭和一個不幸的黑人姑娘的這個題材，類似於現實主義者左拉和福樓拜(頓時叫人想起了《淳樸的心》)的題材，但是，在處理上卻完全不同，因而，可以立即排除任何影響的問題。其實，斯泰因小姐在寫本書前是否看過左拉和福樓拜的作品都似乎還是個疑問。斯泰因小姐在大步跨進她的美妙的新世界時，已經完全拋棄這兩位作家的一切陳詞濫調。在這本作品中，一點也沒有什麼外來的東西，每個細節都是完整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們在回顧斯泰因小姐時，找不到一個文學祖先的話，那么，往前看就一下子看到了：汪洋大海似的一大撥作家好像正在發源於這種散文的靈感中游泳。
《好安娜》的第一個故事是動人而真實的。我們不能不相信其中的每一個字，不能不相信在本書結束時安娜打書里走了出來，雖死猶生。她的出身、經歷、朋友，她活動於其中的世界，我們都看得清清楚楚。《溫柔的莉娜》這個故事就略遜一籌了，因為人物本身和她與她周圍世界的關係比較不那么令人感興趣。中間一篇，即寫黑人姑娘梅蘭克莎這一篇，是三篇裡頭最為新穎而迷人的故事。在這篇故事中，不幸的戀愛事件的來龍去脈，都經過無情的毅力的探索，如果必要的話，這正是證明斯泰因小姐曾經是威廉·詹姆斯的一個得意門生。在這篇故事中，她相當深刻地接觸到人性脆弱的問題。這可以說又是一個卓越之處。在美國小說中，將黑人看成是人，而不是一個被居高臨下地加以同情的對象，或者被嘲弄的對象，這也許是第一篇。
一想到這三篇故事將以現在這個形式得到許多新讀者閱讀，不啻是樁樂事。但是，一個故事要得到讀者，倒不一定要是傑作，而《梅蘭克莎》這篇故事，即使暫時會被讀者所完全忽視，它終將是美國文學的漫長的道路上一塊真正的里程碑。
卡爾·凡·維奇坦
1933年7月5日於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