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信息
作者：[美]維克多·李·伯克
譯者：王晉新
出版：上海三聯書店
ISBN：9787542622495
出版日期： 2006年4月
內容簡介
《文明的衝突》一書，是近來向經典的社會學和歐洲史學的一個核心假設進行挑戰的為數不多的著述中的一部。本書切入角度新穎，觀點結論獨特；大膽的理論探索的意識，獨特的理論建構；對歐洲文明“獨特輪”、“優越論”和“中心論”進行了批駁。這部書能夠引起人們對世界文明多樣性的更為精細的評價和認識。它認為世界上這樣一批學者、科學家和公民所撰寫的，他們認為目前的社會學和歷史學，由於忽略了對其他偉大的文明在現代世界起源上所發揮出的核心作用進行科學的認知，而與它們本來的初衷越來越遠。
文明鬥爭衝突模式的核心命題是，中世紀政治系統是西歐與其他文明之間的各種衝突和加洛林國家系統內部的動力機制相互作用的產物。在其邊境各個地區出現的外來文明的入侵和帝國內部爆發的種種超巨觀層面、巨觀層面的叛亂衝突，使加洛林王朝的社會系統陷入一片混亂無序的狀態之中，並把由查理大帝及其列祖列宗創建的中央集權化帝國撕裂得破碎不堪。查理大帝駕崩之後，各種內外戰亂加速了帝國的解構過程，並顛覆了加洛林王朝的中央集權統治。
同伊斯蘭、拜占庭和斯蒂匹武士等多種文明的暴力衝突，毀壞了和平的寧靜，導致了加洛林帝國的崩潰覆亡和中世紀西歐基督教文明的興起，在這些外來的入侵者中，為害最烈的就是維金人。在與維金人的衝突中，往昔龐大的加洛林國家體系，一種中央集權化的權力結構，被炸成碎片，替而代之以一種與中世紀最為適合、最為普遍的地方分權的非集權化的政治組織形式。與中央集權化的加洛林帝國相比，這種新的政治系統具有相對的孤立性和獨立性的特質，亦即眾所周知的封建主義。
對匯聚一處的各種文明競爭角逐的動力機制進行深入分析，是我們考察認識虔誠者路易(Louis the pious)[49]及其子孫們統治時期加洛林國家體系發展軌跡的關鍵所在。此時的加洛林帝國已全然陷於一種烽火四起、外患不已的災難之中，各個伊斯蘭國家或從安德魯斯或橫涉地中海，繼續向法蘭西亞發起進攻；馬扎爾人和斯蒂匹武士從東北歐及東歐氣勢洶洶地殺將過來，還有挪威的北方武士又從北方壓來，他們對歐洲大陸、古羅斯及英格蘭進行瘋狂地劫掠，並摧毀了這些社會。
依據文明鬥爭衝突模式假說，在這一時期的各個文明之間相互衝突的層面之下，我們發現了尚存在著超巨觀和巨觀層面的鬥爭衝突。此時的加洛林王朝在對其狹小疆域的統治控制是矛盾重重、危機四伏；與向世界歷史性帝國擴展的往昔盛況相去甚遠，加洛林帝國統治系統實際上已一步一步走向衰亡，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內的紛亂已將這一系統的能量消耗殆盡，並使其軍事目標發生混淆。而這諸多紛爭內訌中，危害最大的則是虔誠者路易的幾個王子之間新爆發的那種國際性或半國際性內戰。
從加洛林國家系統這一超巨觀層面上來看，虔誠者路易的兒子們先是與父王作戰，而後又是他們幾個內部展開廝殺。路易原本企圖以將帝國廣袤的疆土劃分三個超級封國(Super states)，由其三個王子各領一方的方式來安撫子孫，平息內爭。同即將形成的中世紀文明相比，這些超級封國仍具有相當高的集權程度，然而這一安排卻被他的三個王子之間的戰爭碾為齏粉，而且他們之中卻沒有一個能夠成為最終的勝利者。顯然，這種內亂使得伊斯蘭文明、馬扎爾人，特別是維金人對本已崩壞衰微的帝國防禦抵抗的打擊更為沉重，更為兇猛。
正如文明鬥爭衝突模式所表明的那樣，發生在普世性層面和超巨觀層面上的種種鬥爭衝突，向下生髮影響，規定了位於巨觀層面上的軍事、經濟和政治結構及網狀結構體系的狀態。反過來，在巨觀層面上發生的階級鬥爭衝突又與超巨觀、普世性層面上的國際間階級鬥爭衝突的動力機制相互作用。將這些觀念用於對加洛林文明崩潰歷程的分析之中，便可以發現這些超級封國之間的矛盾鬥爭衝突，導致了加洛林帝國的權勢在地理區域意義上的徹底崩潰。由於中央王權防禦功能的破壞，西歐的土地貴族不得不憑藉自身的力量來抗擊維金人的入侵。
對維金人入侵的軍事防禦抵抗被地方所控制，則大大減弱了加洛林王朝中央集權統治系統的權威。[50]隨著地方貴族對由城鎮、橋樑、修道院和城堡構成的軍事要塞的控制程度的加強，一種分權化的政治軍事結構開始迅速發展起來。這些遍布於西歐大地的城堡要塞，成為封建主義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基礎結構，從而在歐洲各地創建起一種鬆散的分權的政治邦聯體制。這種新系統與當年查理大帝把貴族直接整合進加洛林國家系統的做法大相逕庭。在這種新的系統下，貴族們構建起彼此相互爭逐、對抗的采邑制度，而且他們在擇選君王時，常常只將王冠戴在那些軟弱無能之輩的頭上。
(根據文明鬥爭衝突的模式框架)當我們預測各種內部鬥爭的結局時，必須要注意到各種對抗角逐文明之間的關係具有著十分重要的獨特的不同的歷史作用。在伊斯蘭帝國、保加爾人和拜占庭帝國之間發生的戰爭衝突，至少在暫時保障了加洛林社會不會因漫長的戰爭而解體。拜占庭文明的內部訌爭使得它對西歐無法實施任何一種侵略計畫，而且它實際上還在加洛林帝國與南方的伊斯蘭文明之間起著一種緩衝的功用。對加洛林國家系統所遭受的來自東方的馬扎爾人或西方伊斯蘭力量的進攻，拜占庭帝國都沒有予以過分的關注。拜占庭統治階級自身與伊斯蘭文明、維金文明之間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他們認為加洛林王朝或許具有某種潛在的威脅性，但這種威脅與伊斯蘭文明與維金文明所帶來的衝擊還不可同日而語，加洛林只是一種較弱小的文明而已。
至於維金人，他們不僅對加洛林國家體系發動進攻，同時也對英格蘭、羅斯和拜占庭連連用兵。與法蘭西亞情形相同，英格蘭由於內部的破裂訌爭也造成了一種抗擊維金侵略者的非集權化的防禦體制。來自瑞典的維金人征服了羅斯，並永久性的定居下來。拜占庭帝國則運用戰爭、外交和統治階級之間通婚聯姻等各種手段來應付維金人。
在這些碰撞衝突中，普世性層面的動力與巨觀層面的動力相互發生作用。雖然在抵禦維金人入侵的戰場上屢屢失利，可在搖搖欲墜的國家結構中苟延殘喘的西歐貴族們，卻通過封賜爵銜、饋贈土地甚至行賄的方式，成功地將維金武士逐漸地融合進西歐早期的封建社會之中。在這種非中央集權化的過程之後，日耳曼國王奧托一世(Otto Ⅰ)[51]努力重建中央集權的加洛林統治的宏圖大志雖未實現，但卻成功地遏制住了馬扎爾人的攻勢。
諸文明之間的這種衝突，導致了拉丁基督教世界中的地方分權的封建體系的建成，這一統治體系必將對後世歐洲民族國家體系(nation-state system)產生極其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那些能夠將封建主義集合為一體的力量有三：一是羅馬天主教文化(從此時起到中世紀鼎盛時代，這種文化將起著一種一體化結構的功用)；二是莊園的軍事及經濟制度；三是羅馬教廷，這是一種集世俗與宗教權力於一身的歷史力量。在加洛林王朝時代及其瓦解之後，它都能與歐洲的世俗王權保持著一種聯盟關係。王權與教權之間的聯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它既對王權有益，也對教權有利。它給予中世紀時代各個王朝制度以宗教合法性的保護，同時也起到一種遏制企圖推翻王權的貴族反叛的功用。對羅馬教廷來說，這種聯盟為保全其在義大利半島上的疆土提供了軍事援助的保障，又使得教皇從歐洲各地的教區和宮廷獲取財富和施發政治影響的好處。
文明鬥爭衝突透視法也為我們分析發生在普世性層面上的文明衝突是如何變革經濟狀況提供了一種政體框架。在加洛林文明那種普遍地方分權化之後，封建的西歐與拜占庭和中東伊斯蘭文明之間建立起一種資本主義的貿易，這是一種(非純粹市場類型)的早期資本主義。在這種商業貿易活動中，士兵、海盜和各種匪幫都具有與商人一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