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濤之 （現代）
考證：漢代【散體賦】，結合西方詩歌和東方緋句特徵，加以簡介最佳化。
散體賦
在漢代，有散體賦，是指盛行的賦體作品，以主客問答的方式“鋪陳摛（chi）文，體物寫志”，雖散韻結合，但散文的意味較重，所以稱為散體賦。一般篇幅較長，規模宏大，所以又稱散體大賦。散體大賦是漢賦的主幹，所以散體大賦可以直接稱之為漢賦，一般來說，文學史上說的“漢賦”，都是指漢代散體大賦而言。
散體賦，句式三、四言至九、十言均有，韻散結合，以體物為主，一般直書其事，鋪采摛文，排比鋪陳，多以問答體形式展開描寫，辭藻富麗，篇幅龐大。主要由諸子問答體、戰國縱橫遊說之文和楚辭演化而來。
東漢前期，散體賦的創作仍呈現現發展態勢，不過創作傾向開始由諷諫轉向頌美。班固的《兩都賦》是一篇明確地以頌美為創作目的的作品。賦前有一段較長的序，表達了班固的辭賦觀和創作宗旨。序的具體內容如下：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宏業……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且夫道有夷隆，學有粗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鹹懷怨思，冀上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雒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眾人之所眩耀，折以今之法度。
這段話充分肯定了賦的頌美作用，甚至將它們與《詩經》的《雅》、《頌》等而論之。它反映了東漢賦家對賦的重新定位。他們希望把賦納入國家的禮樂典章之中，使之成為文治教化之具。出於此種目的，東漢前期的賦家以極大的熱情頌揚朝廷的禮樂典章和文治教化之美，《兩都賦》就是從這一角度下筆的。這兩篇賦的創作和東漢初年關於建都問題的爭論有關。光武帝劉秀定都洛陽，曾遭到一些朝野人士的反對，到了永平年間，仍有《兩都賦》中所說的“西都耆老”盛稱西都的繁盛而鄙陋東都洛陽。《兩都賦》即針對這一現象而作。但班固在賦中並沒有就西都和東都的優劣展開評議，而是通過賦中的描寫“以極眾人之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在《西都賦》中，他先讓西都賓極力誇飾西都的宏偉富麗，這正是所謂“眾人之眩曜”的東西。《東都賦》一開頭就針對這個靶子進行批評，然後表示要告訴對方“建武之理，永平之事。”關於建武之理，主要寫光武中興，認為光武帝的勳業和行為，可比於伏羲、黃帝、湯、武、殷中宗、周成王以及西高祖和文、武二帝。而賦中讚揚的重點，則是永平之事。而永平之事，又主要寫其禮樂教化：
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遊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嘆玄德，讜言弘說，感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
賦中對東漢的頌美是毫不掩飾的，尤其是對作者生活的永平時期，其讚頌更是無以復加。但這種讚頌既不是以東漢的繁榮富強去壓倒西漢，也不是停留在對帝王功業的謳歌，而是集中在東漢的德治之美和禮樂教化之隆，所謂“折之以今之法度”的法度，也主要是以儒家思想為依據，宣揚王道德治和禮義教化的思想。與這種思想傾向相適應，賦的風格也是雍容典雅的，賦的結尾又特意安排幾首四言詩，把這種頌美傾向和典雅風格推向了極致。
東漢前期還有一批賦家也表現出同樣的創作傾向。傅毅作有《洛都賦》和《七激》，崔駰作有《反都賦》，李尤有《函谷關賦》、《辟雍賦》、《東觀賦》、《德陽殿賦》、《平樂觀賦》等，也都重在描寫禮制之隆、教化之美和四夷賓服之盛況，以讚美東漢的中興和德治。
東漢中期，散體賦的創作出現多元化傾向，其中有娛樂之作，也有頌美和諷諫。張衡的（78—139）《二京賦》是又一次諷諫的嘗試。《後漢書?張衡傳》說：“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賦中假設憑虛公子和安處先生的問答。《西京賦》中先讓憑虛公子誇耀長安及西漢的豪侈富強，批評東漢“獨儉嗇以齷齪”，這些話等於為《東京賦》中的議論樹立了一個靶子。《東京賦》即針對上述觀點展開議論，尖銳地指出崇尚奢侈，“剿民以婾樂”的危害。《二京賦》的鋪陳描寫規模更大，特別是更為廣泛地描寫了漢代的城市生活、風俗民情，其中對各種雜技百戲的描寫是研究漢代表演藝術的珍貴史料。賦中的議論也更多，更具針對性。但賦的基本體式仍是模仿前人，終不能改變勸百諷一的特點。
漢大賦的缺點是一味對客觀對象進行鋪陳描寫，而很少表現作者的內心世界和主觀感受；一律採用主客問答和層層排比，也略嫌呆板少變；賦中又往往愛用奇詞僻句，容易給人嚼蠟之感。但儘管如此，漢大賦在文學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作為兩漢文學的代表，他們描寫了中華民族大發展時期的社會生活，反映了當時人們在各個領域開拓進取的業績，歌頌了國家的強盛和統一，這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漢大賦中描寫了疆土的遼闊、山川的富饒、都市的繁華、宮苑的壯麗、以及田獵、歌舞、音樂、雜技、車馬、服飾等豐富多彩的對象，擴大了古代文學的題材領域。在表現技巧和語言運用方面，他們也為後人提供了經驗。特別是漢大賦主要是作為一種供人愉悅的藝術品而創作的，非常講究形式美，這對古代文學觀念的形成，對於文學脫離學術走向獨立，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考據《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卷第一編第四章第三節】
散體大賦
散體大賦是漢代辭賦的代表，它師承屈原、宋玉及《詩經》的“雅頌”與戰國時期的縱橫遊說之風。它的內容多屬為統治者揚威頌聖，思想傾向比較空泛，藝術形式過於簡單僵化。散體大賦普遍採用主客問答的形式，作品篇幅巨大，文字排鋪堆砌，對事物進行鋪陳描寫。從形式上來說，它更像散文，直接繼承了先秦散文。散體大賦的代表作有枚乘《七發》，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揚雄《長楊賦》、《羽獵賦》，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等
如今，很多作家寫作採用散文，散文講究“形散而神不散”，用散文表達感情比記敘文議論文更細膩，更深入人心。
散體文學溯源：
中國散體文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歷史散文與諸子散文。雖然在魏晉——“文學的自覺時代”之前，先秦時代的散文著作主要是根據各種實用目的，如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思想觀念等目的而產生的，不能歸為嚴格意義上的散體文學，但先秦散文在整個散文文學史上的地位卻不容忽視。先秦時期的歷史散文與諸子散文顯示了上古時代書面語的成熟過程以及語言在表達思想與情感的能力的增長。先秦歷史散文和諸子散文包含了文學因素，有的還含有很強的文學性，對後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