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
從我國秦漢時期開始，我國中原及沿海地區的商販就把陶瓷、布匹、絲綢等商品裝船，通過海運，發往斯里蘭卡、印度等地，再轉運埃及、羅馬等國，而東南亞及歐洲商人則帶來毛織品、玻璃器皿等異域珍品，這就是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它與西北大陸的陸上絲綢之路一起，成為連線東西方兩大文明的橋樑。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涉及到中外海上交通和中外經濟文化交流，關係到社會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其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不言而喻。
基本信息
在這一片熱鬧聲中，作為西漢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之一的廣西合浦卻漸漸被人忽視了……所幸的是這裡有一批孜孜不倦、刻苦鑽研的研究者；有一批高瞻遠矚、致力於建設先進文化的英明決策者；有一批全心投入到城市建設發展中的政府管理者；還有許許多多為家鄉建設默默奉獻的普通民眾，正是他們的聯合發力，促成了2004年12月專家雲集的“合浦———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理論研討會的順利召開。讓合浦這座擁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南珠古郡”，這個曾經迎著海風吹響世界海上貿易史最古老、最動人華章的“海疆第一富庶之地”，在考古界、史學界發出了自己應有的聲音。
歷史是民族的根，文化是民族的魂。海上絲綢之路見證了人類文明延續和進步的自然歷史，也見證了我們的祖先為了延續文明和維護進步所付出的努力。合浦作為一部在中國海洋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巨著，不僅值得世人重新閱讀與感受，更需要我們自己重新認識和審視。正如廣西“海上絲綢之路調查與研究課題組”組長熊昭明所說，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是海，是海外貿易的連線延伸，是傳播海洋文化的鏈條。
合浦始發港昨日的輝煌是今天的鋪墊，我們宣傳、研究它，不僅是為了拿個名分、挽回什麼光榮，關鍵是從歷史中走出，在現實中提升，通過這一歷史承載張揚城市文化精髓，讓廣西的海洋文化、特色文化在古今中外的交會中更迭出新，促進城市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走出一條和平、友誼、發展的現代海上絲綢之路。
思路分析
“海上絲綢之路”是相對陸上絲綢之路而言。19世紀末曾7次到中國旅行的近代地貌史學創始人、普魯士著名學者李希托芬第一次將公元前2世紀以來中國經西域橫穿歐亞大陸長達7000多公里的古代商道稱之為“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則是日本學者三杉隆敏於1967年出版的專著《探索海上絲綢之路》提出來的，已為學術界所普遍接受。
解題過程
“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重要通道。絲綢是古代中國的特產，也是世界各國人民喜愛的商品。古代東西方的陸上和海上交通線都以絲綢命名，說明中國在東西方交往中處於一種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史料記載，最早在中國秦漢時期便已出現，到唐宋時期最為鼎盛：由廣東、福建沿海港口出發，經中國南海，至波斯灣、紅海，將中國絲綢、陶瓷、香料、茶葉、漆器等物產運往歐州，而歐州商人則帶來毛織品、玻璃器皿、象牙等異域珍品。“海上絲綢之路”又被稱為陶瓷之路、香藥之路。
在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之際，海內外許多專家學者認為，鄭和的“海上絲綢之路”，是對張謇的“陸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尤其是經濟貿易的迅速發展，超過了傳統的騎著駱駝在沙漠中行進的“陸上絲綢之路”。鄭和的“海上絲綢之路”傳播了中國的絲綢文化，是繼“陸上絲綢之路”後對人類進步的又一個偉大的貢獻，有著不可磨滅的深遠影響。
東南亞的鄭和研究學者認為，鄭和“海上絲綢之路”改善了海外人民的穿衣問題，東南亞各國人民都喜歡穿中國的絲綢製作的筒裙，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更重要的是中國蠶絲的傳入，促進了東南亞國家絲織品工業的發展。鄭和下西洋使中國和亞非各國之間的“海上絲綢之路”得以暢通，把中國和亞非各國之間的國際貿易推進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相應，中國沿海地區出現了一批享有盛名的海港，有廣東的廣州、福建的泉州、浙江的寧波、江蘇的揚州等，它們的興起和發展在海上絲綢之路歷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
明、清兩代政府為控制對外貿易和防範海外勢力入侵，對民間的海上貿易實行時禁時開。結果事與願違，明朝“海禁”造成東南沿海倭寇和海盜盛行，武裝走私和搶劫商品現象成風，明政府只好開禁。清朝施行“閉關政策”：西方國家在輸出大量銀圓購買中國商品的同時，因無法建立平等互利的自由貿易關係，而出現了巨額貿易差額，於是英國方面違背中國官方的禁令，非法大規模向中國傾銷鴉片以追逐高額利潤，扭轉貿易逆差，最終導致了以林則徐"虎門銷煙"為代表的禁菸運動作為導火線，引爆了1842年開始的鴉片戰爭。“海上絲綢之路”也從此徹底走到盡頭。
1991年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持的“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團在泉州進行了全面的考察，並舉行“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學術討論會，進一步激起了人們對海上絲綢之路歷史的廣泛興趣。可以相信，海上絲路歷史的研究一定會有新的更大的進展，同時，又會激發我們開拓進取，爭取經濟、文化建設的更大成就。
路線圖
歷史上的「海上絲綢之路」，是指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的海上交通路線，以中國起點，東通日本，朝鮮半島，西經東南亞，印度洋地區，直至西亞和東北非。揚州、明州（寧波）、泉州、番禺（廣州）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四大港口。
背景
絲綢之路，一直被認為是東西方物質與文化交流的“對話之路”。自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將中國長安（西安）西達地中海東岸的古代商道命名為“絲綢之路”（Silk Road）之後，絲綢之路的稱號沿用至今。海上絲路起於秦漢，興於隋唐，盛於宋元，明初達到頂峰，明中葉因海禁而衰落。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海外貿易的連線延伸，中國著名的陶瓷、茶葉、絲綢和鐵器，經由這條海上交通路線銷往各國，西方的香藥也通過這條路線輸入中國。歷代海上絲路，亦可分三大航線：①東洋航線由中國沿海港口至朝鮮、日本。②南洋航線由中國沿海港口至東南亞諸國。③西洋航線由中國沿海港口至南亞、阿拉伯和東非沿海諸國。
路線示意圖
公元八世紀。唐代經歷過開元天寶盛世之後，“春夜喜雨”進入“落花時節”：安史之亂轟然火起。
此時，長沙銅官，在一片丘陵起伏的古城村，遠近燃起沖天大火。窯工們依山挖出龍形的窯場，用山柴燒制瓷器。這一燒，成就了永不磨滅的長沙窯，長沙窯又成為世界釉下彩的創燒地，開創著陶瓷業一個偉大的時代。
此前，世間只有青、白單色瓷器，而長沙窯的技工們在瓷器上創立了釉下多種色調，尤其是紅色。紅色在唐代於長沙窯驚現，雖然極少，也許偶然，但畢竟是堂堂正正地誕生了。圖1中的這隻水洗——唐人洗筆添墨用的文房之寶就飄著幾片紅色。圖2那隻小巧的瓜棱小罐也星星點點地雜以鮮紅。歷經千年至今，釉下紅色不曾褪去。
長沙窯當時生產的器皿書法著詩詞、諺語、廣告。前幾年，文博前輩蕭湘老師曾著《唐詩的棄兒》專門研究長沙窯瓷器上的詩詞。讀後令人眼界大開，耳目一新。蕭湘老師因此成為中國瓷詩首席知音。
長沙窯瓷器製作工藝有壓花彩繪，彩繪作品題才多樣。尤其令人奇怪的是在這個孤陋寡聞的古城村一帶，生產了許多反映北方生活和西亞文化的瓷器。如駱駝大象胡人騎射。瓷器上用阿拉伯文寫著“真主真偉大”。圖3中的這個彩繪瓷盤完全是西亞的圖案，無疑是為出口而生產。當時的長沙窯瓷器是從湘江起航進入洞庭湖順長江出海遠達非洲。可見在唐代，長沙已連線通往南亞北非的海上絲綢之路。現在東歐西歐先後發現長沙窯瓷器，成為我們友好交往的千年鐵證。
唐代——那時，長沙古城村方圓30萬平方米，巧匠雲集才氣橫溢，友好開放通達世界。真是一方歡欣鼓舞的樂土聖地。
長沙窯在唐代末期面對外地如越窯、邢窯等地的瓷器總是揚長避短。比如窯工們在胎土不如別的廠家時，生產市場沒有的瓷玩具，生產湖區勞作生活的小件產品如網墜油燈。且能按用戶要求隨意製作，始終走著一條人無我有，特別便宜的生產銷售路線。在市場上生機盎然紅紅火火。一點也不虛驕，一點也不執拗，表現著靈活實際的智慧。
當代著名陶瓷專家馮先銘老師認為長沙窯“天下第一，也不過分”。
天下第一的長沙窯，煙火歷經百餘年進入唐代末年，黃巢起義爆發，腥風血雨之時唐代壽終。歷史飄搖，在混亂中進入五代。
大約在五代貞明年間，燃燒了150餘年的長沙窯燒盡最後一把乾柴，火滅煙盡窯冷人散……
尋尋覓覓。
州市位於福建省東南沿海，北緯24°22’—25°56’，東經117°34’—119°05’。面積11220.5千方千米。轄鯉城、豐澤、洛江、泉港4區，石獅、晉江、南安3市，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門5縣。人口654.62萬（未含金門縣）。通行閩南方言。泉州為著名僑鄉、台灣漢族同胞主要祖籍地。
泉州起點
國務院首批公布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唐代，泉州刺桐港就是我國四大外貿港口之一，在宋元時期與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泉州素有“海濱鄒魯”之譽，人文薈萃，文化昌盛，中西文化長期在這裡交流匯聚，造就了燦若繁星的文化名人，留存了以南戲、南音、南少林為代表的輝耀古今的文化遺產和大量世人罕見的中外歷史文化瑰寶。屬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開元寺、老君岩、清淨寺、伊斯蘭教聖墓、草庵等中世紀世界幾大宗教的寺院；有洛陽橋、安平橋、崇武古城等傳統建築精品，又有九日山摩崖祈風石刻等見證著宋元時期泉州與外國商人友好交往的遺址，還有民族英雄鄭成功墓、著名的民間信仰宗廟天后宮、德化屈斗宮古窯址等12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有37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多處。到處瀰漫著濃厚的鄉土文化氣息，梨園戲、木偶戲、高甲戲、打城戲古樸幽雅，中世紀宮廷音樂“活化石”南音，被海外遊子視為最親切的鄉音。德化瓷器、惠安石雕、鯉城木偶頭、安溪烏龍茶、永春老醋等土特名產，聞名遐邇，是饋贈親朋摯友的上乘禮品，遠銷海內外。
[2]北京千龍新聞網 @267771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