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帆藝術:戴帆（DAI FAN）是處於社會學、未來學、政治、科技、設計、 -百科知識中文網

2016年個展將在巴黎舉行

異形寄生

據ARTNOW報導，2016年8月，以“駭人聽聞”而為人們所知的戴帆（DaiFan）一改以往的顯而易見的攻擊性，這次在一隻豬的大腦內培育“腦囊蟲”，腦囊蟲是一種寄生蟲疾病，通常因人或者豬吃到未熟透的污染豬、牛肉而引起。
豬的大腦遭到寄生後會形成許多囊狀物，看起來就像一顆被蟲蛀空的腐敗蘋果。

這位藝術家希望能夠營造出一種極端恐怖的生物戲劇，因此來強調意識形態像異形一樣寄生在人體內,展現思想控制的恐怖過程。
洗腦就像意識和情感一樣，也是科學研究的對象。這種神秘而又可怕的現象表明“教育和媒體其實都是‘國家意識形態機器’，他們維持並複製國家領導者的思想（滲透到年輕成員）”。國家意識形態機器強行植入他們的信息，這個過程可能是強制性的或暗中的，也可能兩者兼施；在這些連續的生物過程中，戴帆探索了大腦被異形寄生而發生變化的生物現象。
豬肉條蟲，是一種人畜共通的寄生蟲。隨著豬的飼料進入體內，並且鑽入肌肉組織的血管內，附於血管壁上；
如果豬吃下這些豬肉，幼蟲就會順著豬的血液旅行，最後在大腦內定居，長大成蟲。腦袋變得千瘡百孔。
他還希望將腦囊蟲看作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能夠無意識中被置入腦內、有很多種變化方式而又控制人的東西。
條蟲在豬的腦部會引起理解力降低，反映遲鈍的情況。嚴重會引發中風、昏迷，甚至死亡。條蟲也會在大腦中死去，但死條蟲不代表沒有威脅，他們死前留下來的鈣化囊腫，仍然會引起腦脹、癲癇、痙攣。

這一作品目前仍在創作中。
這位多棲藝術家作品之前曾在歐洲和美國各個畫廊展出過，包括具有真實攻擊性的刑具器械，表演，雕塑，生物，自然，和建築。
"他的作品令人著迷，他思考場域的多層性的方式，將歷史、政治、科學納入的方式也如此精彩。我們相信他會創造出非常有趣的東西。具有超越國界的視野，他的作品體現了普遍的主題與經驗，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具有創造性的藝術項目既注意到了敏感的社會評論也不乏純粹生物的震撼瞬間。"馬拉斯說。
我們發現，洗腦是引發社會影響的一個極端形式，社會心理學家仍在研究和理解其中的機制，而且這種影響的強度差異巨大。我們也同樣看到了洗腦的可怕之處，害怕我們的思想被粉碎，然後按照別人的意願重塑。我們對於洗腦的恐懼來源於一種觀念，即認為自己是自由、理智、堅決的個體。
洗腦的淵源由來已久，從古希臘的柏拉圖，到文藝復興時期的馬基雅維利，乃至後來的黑格爾，都主張一元論和國家主義至上論，為洗腦主義站隊。洗腦的可怕之處，害怕我們的思想被粉碎，然後按照別人的意願重塑。我們對於洗腦的恐懼來源於一種觀念，即認為自己是自由、理智、堅決的個體。我們樂於認定自己的思想堅不可摧，純潔而不可改變，這與宗教意義上的“不朽靈魂”頗為類似。我們更願意認定，思想就像鑽石，在高壓下能夠保持自己的形狀，直到最終（在洗腦的力量下）破碎。

大腦到底是如何創造出周圍的空間地圖，而我們又是如何在複雜的環境中進行導向的？其中，約翰•奧基夫的研究發現，在大腦中有一個名叫“海馬體”的區域，存著一種特殊的神經細胞，當實驗小白鼠在房間內的某一特定位置時，細胞群的某部分總顯示激活狀態。奧基夫認為這些“位置細胞”，構成了小鼠對所在房間的地圖。這項發現揭示了記憶的秘密，為醫學上治療某些疾病——即通過操縱記憶來治療阿茲海默症提供了新的可能，但如果這被用來洗腦呢？是不是可以進化為一種更便捷的洗腦術？

戴帆總是強調權力對身體的侵入，——以及一些不那么優美的東西，這樣的作品對人們最真實的自己提出了質疑，我們也同樣看到了，教育和媒體其實都是“國家意識形態機器”，他們維持並複製國家領導者的思想。（路易•阿爾都塞）“洗腦”這個概念實在十分寬泛，不久前這個概念還被廣泛用於一切試圖改變人們思想的活動。當運用強制手段來追求思想上的控制時，洗腦是如此地猛烈、私密、痛苦和可怕，比如一些邪教中發生的事件。但人類也努力將洗腦套用於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廣告媒體和教育。儘管動機不同，但都試圖改變思想，都有著巨大的威力。本質上是極其危險的想法，幻想著能夠完全控制人的思想，這多多少少都會影響到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並且是主動吸收的。洗腦從根本上侵犯隱私：它不僅僅試圖掌控人的行為，而且還試圖控制人的思想。這喚起了我們最深層次的恐懼，威脅著人們的自由乃至身份，但我們對它卻知之甚少。

“為了來世的準備——被佛祖拒絕的小可愛”雕塑作品正在製作中

當代藝術家戴帆（DaiFan）的雕塑“為了來世的準備——被佛祖拒絕的”將在北京郊區的火葬場中開始製作。據悉，製作完成的雕塑作品將在他明年的英國倫敦的個展中展出。戴帆並未透露這件雕塑作品的具體創意。

戴帆發現，絕大部分人，只有在死後被送進焚屍爐那一刻，才會獲得儀式般的尊敬。

這次作品的製作上演了一場死亡與誕生，藝術與生命的對話。讓觀者以一種新的觀點和看法來思考審視死亡。
戴帆在一封郵件中寫道：“我十分的震驚也很新鮮的在火葬場中製作我的作品，特別是和生命的誕生的一些重要的作品，能在如此神聖的異托邦般的空間中工作。這裡的氣氛令我難以言表，這將是一場藝術與死亡、生命的誕生的一次精彩結合，而這兩門學科一直是我為之著迷的。”
戴帆將這種常常被誤認為是恐懼的雕塑藝術稱為是“希望、信仰和靈性”的象徵。它是通過對一種似乎很不起眼的物質在高度、天空和生命轉化形態上的優勢的展現，對傳統中國標準的死亡符號與佛教輪迴的一種重新詮釋。
“大多公共雕塑都是力量的象徵，我從它們當中感受到了壓迫和黑暗的感覺”，戴帆說道，“我想要擁有魅力和魔力的東西，會出現也會消失、既包含絕望又升起希望，同時又不會很霸氣的東西。”
戴帆（DaiFan），工作於北京和紐約。他是一位商人的兒子。2014年以“進化批判”(THECRITIQUEOFEVOLUTION)個展開始嶄露頭角，那是一系列以中國古代酷刑為原點而發明製作的未來刑具。他同時是共振建築設計公司（ResonanceArchitects）的老闆。

進化批判 ——戴帆個展

THECRITIQUEOFEVOLUTION:ARTSTATEMENTOFDAIFAN
(戴帆個展)
戴帆介紹
戴帆（DAIFAN）是處於社會學、未來學、政治、科技、設計、五支源流交叉點上的藝術家。他是“未來一代”觀念藝術運動的先行者，代表著當代中國年輕前衛一代藝術家最具顛覆性的思考能量之一。

戴帆生活工作於北京和紐約，其作品滲透著以未來的視角對歷史、政治、權力、宗教文化的反省和思考，戴帆最新的個展“進化批判∶戴帆藝術宣言”是利用高科技自動、感應器、虛擬現實技術的介入建構了延續生命痛苦的科幻酷刑花園，展覽中的所有刑具作品均處於機械運動的攻擊狀態。“原始的未來”——懲罰藝術在冷酷的浪漫氛圍中觸及幾千年的權力本身，散發著奇特、無與倫比的吸引力。“未來酷刑是人的想像力所創造的一種令人費解的極其野蠻和殘酷的欣喜若狂的美麗現象”。產生事實真相的儀式與實施懲罰的儀式同步進行，對痛苦精確計算的酷刑包含著一整套的國家權力經濟學”。在18、19世紀，西方的觀察家塑造了中國酷愛酷刑的形象，在鴉片戰爭中給西方的帝國主義者正當的理由：中國“駭人聽聞”“無法相像”的酷刑，被解釋為中國未能走向文明化的標誌，歐洲流傳的信念是要將殖民地從“另一時代的罪惡”中解救出來，這種傲慢的心態導致了歐洲人不斷征服折磨殖民地的原住民。殖民者利用酷刑來鎮壓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始終被人書寫著。
戴帆的未來酷刑系列作品對人具備真實的懲罰和攻擊性，人和傳統作品之間那種欣賞和被欣賞關係在其轉換成為被懲罰與懲罰的關係，最能挑動人情緒的文化差異點。

展覽前言一（顧振清）

進化一詞來自日語，是清末民國中國文人引進的一個日源漢詞，用以翻譯英文“evolution”一詞。英文“evolution”意指萬物的生長、變化。其實，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並沒有為“evolution”下定義。他認為物競天擇的最後結果，包括了生物體的進步及退步兩種現象。赫胥黎界說“evolution”一詞，既指進化，又包含退化之義。日本製造的“進化”一詞，片面強調了事物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級到高級的一個“進步”的過程。“進化”援引的正是近代歐洲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價值觀。社會達爾文主義藉助歐洲率先進入現代性的時間優勢，宣揚弱肉強食，優勝劣汰，在世界上人為區分優等民族、劣等民族。這正是近代日本的民族危機意識和“脫亞入歐”的理論誘因之一。1912年後，基督教公元曆法的套用和不可逆的線性時間觀念的流行、普及，在中國社會塑造了一種迥異於過去的思維路徑和價值觀念。“進化”一詞對中國人的意識形態產生深遠影響，甚至催生了一種從低級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向高級的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最高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線性發展的歷史元敘事。蹣跚走向現代性的中國，先是既忙於啟蒙又忙於救亡，後又演變為一味地求富求強，與時俱進。人人向前看，天天向前進。那么，前方究竟怎么樣？前方究竟會更好？還是更壞？

戴帆一向著迷於人性及人性進化的研究。近來，他把這種研究興趣轉化到了針對古往今來各種刑具進化方式的推演、論證之上。戴帆通過現代科技手段對多種中國古代刑具進行解構和重構，從中梳理傳統文化的脈絡和源流、模擬傳統器物的新樣本和新範式。其實，戴帆反思的是中國古代人工造物一種另類的“營造法式”。他在現代性條件下臆想、打造的酷刑器物擁有華麗、誇張的外表色澤和精巧、繁複的造型設計，卻仍殺機四伏、兇險萬分。這種危險裝置以咄咄逼人的視覺張力彰顯著一種人性惡的刺痛感和一種人生命中不可承受的沉重感。

展覽前言二（張海濤）

未來世界生物工程和計算機科技的進步引發的“人造自然”現象隨之改變著人類的行為與觀念。自然與超自然思想矛盾正向我們這個時代發起挑戰，這個時代即將成為舊人類尾端和後人類開始的交界的時期。
戴帆近兩年在思考創作一系列“酷刑”考古作品，作品將古代酷刑以當代視角進行了考察，發現從古至今不同時期“酷刑”方式的進化特徵，其實它也是一個不斷技術化、媒介化的發展線索，從此可以看出一個權利與人工變革的歷史，不同時代的酷刑也賦予了不同時代針對性的烙印。未來酷刑考古”是一個悖論的融合體，戴帆喜歡把權利慾望、靈性死亡，與冰冷的技術神秘的重構在一起，它把科學主義的理性技術與人文關懷的人本主義在作品中統一起來，讓人造世界與自然世界相悖叢生。
刑具不是僅為一種殘酷美學，也具有未來的詩意化，隱藏著殘酷、時尚和消費，又像科幻片的飛行器、機器人，更像奢侈品那樣“酷”，但本質上充滿著殘酷的核心，就像一架架從未來降落到展廳的戰鬥機，非常震撼！當下人工化世界、虛擬生物都將隱藏於詩意化外殼中，充滿不可觸摸的不確定性。一個非理性的觀點更適合當今這個擺脫烏托邦信仰的不確定世界.
戴帆將歷史脈絡中如凌遲、五馬分屍、炮烙、腰斬、凌遲、鋸割、沉河、獸咬等無法忍受的“酷刑”觸及到我們幾千年的權利話語系統，歷史上的合法與不合法的刑訊逼供，製造了無數起冤假錯案，給底層的弱勢群體帶來沉重的痛苦，從古至今留存的慘無人道的酷刑的合法性遭到質疑。權利、法律、資本、利益一直是酷刑存在的劊子手，人類一直存在過於侵權的行為，並把其潛規則合法化，很少人質疑這些酷刑背後的東西。
釋放壓抑和宣洩欲望的途徑，從集體意識中出走尋求自我個性和自由的體現。人類一直在平衡民主與權利的關係，或多或少存在著衝突與差異，自由多多少、權利多多少一直在尋求平衡點，美國六十年代的女權運動，反戰運動，同性與性解放運動，及中國“五四”、至今的開放都是尋求一個支點，酷刑也在這個支點中改變著它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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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禁止” —— 神聖世界

能性、正義與自由

戴帆創作的中心問題是可能性、正義與自由。不管他在創作一件藝術作品，設計一個建築，討論一個神學觀點，甚至一個宇宙的終結話題，他的關注點總是落在這些討論對象所引起的社會與倫理問題。戴帆首先是一個兼具啟發與批判性的設計師和藝術家，他關注我們的生活被社會組織、控制的方式，並通過對藝術、設計和文化的分析闡明這點。他堅韌不拔地挑戰習俗觀念、社會教條和文化實踐，這讓他的作品長久地讓人不安、難以理解，但也因此讓人興奮、發人深省。

藝術就是要排除文化

《鮟鱇》（2015）是戴帆去年接受法國一個藝術基金會的委託創作的作品，創作於巴黎,是藝術家最棒的一件作品：他對一座廢棄的空間進行大刀闊斧地觀念分割（運用數學公式）和器官雕刻，將它變成一件絢爛的海底與不明物質交織的景觀。展覽展出的就是關於這件作品的一些紀實性資料，大部分來自私人收藏。占據了展覽大部分的圖片，清晰地表現了藝術家狂暴性創作中深思熟慮而又相當出彩的觀念雕刻。除了一些圖片外，還有一個十五分鐘的紀錄片，非常有趣，又帶點浪漫，記錄了藝術家創作作品的過程，年輕的他，很擅長使用各種材料進行，對自己的創作能改變人們對空間的看法信心滿滿。

從圖片和影片中可以看出，戴帆是以一種大無畏的精神，努力打破自然主義設計對傳統審美和的依賴，他的這番創舉，並非是喧鬧無聊的虛張聲勢。靈感可能來自一種憤怒的情緒，也可以是對新觀念的渴求，或者就是想要製造形狀奇怪的空間。儘管他接受過的採訪不多，但這種言辭激烈的話語俯首可拾，比如“藝術就是要排除文化，不通過文化的途徑來表達。”，再比如“生活和工作最大的樂趣在於成為別人，成為你起初不是的那個人。”……若仔細蒐集起來，簡直就是本“紅寶書”，極具煽動性。那些充滿挑釁與攻擊性的“語錄”背後，幾乎暗藏了句“把反動派拉出去斃了！”這種故意與當代設計潮流唱對台戲的建築與空間，由於其絕不折衷的強硬態度，反倒使其立即爆紅。設計學者認為其背後的意義更加宏大：“他挑戰了設計文化中‘清新自然’主導的信仰，挑戰了社會秩序的支柱。”

觀念建築

關注建築其他的可能方式，關注有隱喻意味的空洞、器官空間、無用空間、被忽視的空間，來對抗“設計”的觀念以及和設計必然相伴的對品位、普適性和永恆性的追求。“物”被剝掉了任何來自於美學或者象徵的功能所傳達的意義。物就是物本身，不拒絕“物”的存在，但“物”的物質實體意義讓位於一種更觀念的暗涵的結構系統。即“物”作為一種符號而存在。艾森曼認為如果建築可以拋開功能、結構等外加的意義，從而成為一種自足的語言系統，那么建築學業可以成為一種“觀念建築”。而建築學的學科意義在拒絕了強加給它的東西之後獲得了新生。在戴帆所構築的空間之下，我們都會產生一種失重感，你不知道會落在什麼樣的一個地方。戴帆的設計一定是會給我們帶來那樣一種震撼。他是以否定設計的方式而出現的設計家形象。他也是以否定美學歷史和設計歷史的方式而出現的設計理論家的形象。我們要說，戴帆的作品非常具有感染力，非常形象化，非常具有敘事性和戲劇感。我們在東方和西方都看不到戴帆這樣的形象。他的主題獨特，語言獨特，思路獨特。所以這就引出了關於設計任務的問題——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是成為現在的代言人，而是要不斷的構建新的對象構建新的可能性，這樣的設計師是不斷地反現實、反自身的思考者。

每一個作品都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戴帆的每一個作品都是一個全新的世界，無論是領域還是材料；無論是對象還是構造本身。他的每一個作品，使用的都是不一樣的語言。每個作品都不重複，都是完全不一樣的作品。每一個作品都是一個藝術品。如果抹掉作者名字，《宇宙宣言建築展》和《中國造園》，你完全不會相信是同一個設計師設計的。他探討的問題涉及到眾多的領域，但是這些主題如此地陌生，似乎從來沒有進入過設計的視野中。他將這些陌生的空間點燃，使之光彩奪目，從而成為感覺的重錘。有一些設計是如此地抽象，沒有引文，就像一個迷宮一樣，幾乎沒有什麼材料，沒有什麼注釋，看不到什麼思想來源，像是自己在構造自己，猶如一個空中樓閣在無窮無盡地盤鏇和纏繞（《宇宙宣言建築展》）；有一些設計如此地具體，全是真實的布滿塵土的精神鵰塑，但是，從這些垂死的雕塑的結構之中，一種充滿激情的思想騰空而起（《中國造園》），有一些作品是沒有世俗的任何污染，從而讓思考處在決絕的純淨狀態。（《死亡方程式》）；有一些設計是如此地奇詭和迥異，仿佛在一個無人經過的荒漠中發出的惡魔般被壓抑的浪漫吶喊（《人皮之下》《鮟鱇》）；有一些藝術裝置的想像力所創造的一種令人費解的極其野蠻和殘酷的欣喜若狂的美麗現象，華麗、誇張的外表色澤和精巧、繁複的造型設計，卻仍殺機四伏、兇險萬分。這種危險裝置以咄咄逼人的視覺張力彰顯著一種人性惡的刺痛感和一種人生命中不可承受的沉重感。（《進化批判》）；有一些設計如此地平靜和莊重、冷酷，但又如此地充滿著內在緊張和殺戮，猶如波瀾在平靜的大海底下涌動（《現代大屠殺》）。他的作品看起來好像是從天而降，似乎不活在任何的體制和文化傳統中。他仿佛是自己生出了自己。在這方面，他如同一個創造性的藝術家一樣設計。確實，相較於傳承，他更像是在創作和發明——無論是主題還是風格。我們只能說，他創造出一種獨一無二的風格：幾乎找不到什麼歷史類似物，找不到類似於他的同道，就這一點而言，他和我喜歡的設計師如高迪有著驚人的相似，你不能按照已有的審美習慣去分析他的作品。

禁忌與危險

戴帆將獸性看作是一股強大的回潮和逆轉力量，開始，它的確被人性所否定；但是，在否定它的同時，它像某種倔強的野草一樣反覆地生長出來，獸性從來不會在人身上完全根除。這樣，人，就被不同的劇烈衝突的力量所撕扯，人性的確定因而變得困難重重。人擺脫了他的自然性，從自然中脫穎而出，這是人的第一次否定，這次否定確立了人性，確立了一個世俗世界。但是，這個原初否定發生的時候，在它身上同時又埋藏著對它的逆向否定，也就是說，對否定自身的否定。戴帆對設計所作的實驗性探究，使得設計的面貌以一種我們不熟悉但又是令人驚異的方式鋪展開來。他設計的獨創性總是表現在對既定的觀念的批判和質疑上面。他的設計批判在於揭露那種思想並試圖改變它：展示事物並不像人們相信的那樣顯而易見，如此以使被想當然接受的東西不再被事先接受。設計永遠是某個過程——在這種程式中有衝突，對抗，鬥爭，抵抗……——的結果。問題在於使衝突變得更加可見，使它們變得比純粹的利益碰撞或純粹的阻塞更本質。一種新的力量關係必須從這些衝突與碰撞中出現，而其臨時性的輪廓，將是設計。他總是發現了設計的另外一面，並且以其淵博、敏感和洞見將這一面和盤托出，劃破了歷史的長久而頑固的沉默。

戴帆的設計圍繞禁忌與危險展開，因為是它使作品得以產生，這是個禁區，但是一切都似乎在那裡匯集、消失，而它不斷地擴展自己，產生作品。如戴帆所說，設計旨在指定、展示、顯露自身之外的某種東西，那種東西沒有設計的表現就會保持隱匿，至少也是不可見的……設計的角色本質上是疏遠。人在逐漸建立他的主體性的時候，還有一股力量同時在否定這種主體性。這就是“二次否定”，如果說，第一次否定確立了一個功利主義主宰的世俗世界，確立了一個物質主義世界的話，那么，第二次否定則是對這個世界的毀壞，它讓這個謀劃的世界破裂、暴露、綻開，讓嚴謹的邏輯秩序鏈條滑脫，讓物質主義統治和功利主義式的盤算的內心世界露出豁口，從這個豁口中，一個神聖世界溢出來了，這是與世俗世界截然對立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宗教、藝術、性粉墨登場，異質性顛倒了同質性，性的隨機狂熱壓倒性地擠走了克己的苦行，這就是戴帆的“神聖世界”，也是被世俗世界所“詛咒的部分”，這個神聖世界和世俗世界在同時毫不鬆懈地較量。設計是將一個人自己置於那把我們和死亡，和已死的東西分開的距離。同時，這是死亡在其真理中展露的位置，不是在隱匿的、秘密的真理中，不是在其曾經所是者的真理中，而是在把我們和它分開的真理中。儘管在他作品之中，他的主題完全溢出了傳統設計表達的範疇，但是，在今天，他開拓的這些主題和思想、風格幾乎全面征服了當代設計圈，不僅如此，他的思想也深刻地介入了歷史現實，引起了人們對現代社會的強烈反思。這是兩種力的較量，從一個根本的角度上來說，是獸性和人性的較量，是自然性和世界性的較量，是僭越和禁忌的較量。

用什麼方式打開世界

有兩種設計家，第一種我把它稱作“英雄主義”。比如從安騰忠雄到原研哉到王澍，他們的設計都帶有很濃重的文化和民族身份的氣質，他們要用設計來解決日常的、文化的、民族身份等一些十分關鍵的問題，或者說他總是想用設計的世界，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或者一種批判的方向。它是一種殿堂級的，帶有英雄主義氣質的、很擔當的一種東西。第二種我把它稱之為“先知主義”。戴帆的設計，它不會關注那些日常的和文化的問題，設計的根本是要把我們整個的生命、生活、世界連根拔起拋向天空，而你會落在哪，那不是它關心的事情。戴帆更關注的是每一種設計如何進入世界內部，用什麼方式打開世界。當代設計師，我覺得只有戴帆具有的這樣“連根拔起”的一種力量，他的設計具有這樣的一種效果。

他有如此之多的追隨者，閃電劈開了一道深淵般的溝壑：設計再也不能一成不變地像原先那樣思想了。但是，他的風格則是無法效仿的——這是他的神秘印記：這也是玄妙眩暈和典雅平實、幽冥晦暗和簡潔明快、綺麗浪漫和繁複晦澀、疾奔和舒緩、對峙的決不妥協的大聲怒吼和喃喃低語般華麗的多重變奏。設計就是人不停地消亡並讓位給語言的那個場所。在“語言”的地方，人就不再存在。戴帆的設計講述的都是潮湧般的、變幻不定的、隱蔽的東西；隱蔽的潮流。他的形象從未固定，因為他自己的生命活動，設計活動都在不斷變化，好似水在流動的過程中不斷變換位置。

現代大屠殺——戴帆2016年個展

前言

在集中營內，人被像牲口一樣被分類，通向各個屠殺的入口，經過各個屠殺生產線的，正是通過這種接近集中營大屠殺的屠宰場的裝置，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從中看到一種“獨特屠殺方式”的確立，以及一種與人對未來人類命運猜想的最凝練的概括。死亡的生產線如同屠宰線把通過整個屠殺行為的促成條件與屠殺過程對準了完全質變以利於某種戲劇化變化的“動物生

命”,邪惡的官僚技術與精密冰冷的暴力機器構築的高效運轉的死亡生產空間在現代的牛屠宰流程中得到集中體現：套腿提升（掛牛）、電剌激、去前蹄、牛頭、轉掛、去後蹄，後腿剝皮、肛門結紮、胸部剝皮和取牛寶或乳房、前腿剝皮、人工預剝、機器剝皮，取肩部淋巴油、取白內臟、沖淋。如動物群體般被屠殺的人群中，人群是為了被引導而存在，其被管理和意向（服從於順從）乃被刻畫於其本質中，不同的技術與工具作用於通向“最終解決”的每個階段，屠殺一方的管理就能將任何進入其軌道的東西——包括其犧牲品——轉變成其命令鏈條中內在的一環，轉變為一個有著嚴厲的紀律約束但免於道德判斷的領域，目標的唯一指向死亡。在大屠殺中，邪惡有時是抽象的，有時卻呈現得如此精妙，有時如同宗教獻祭般神聖，如此血腥和野蠻的行徑卻建立在人類現代性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展覽開闢了一個反身性的空間和一個交換的劇場，旨在希望描繪被征服者被壓迫者的空間與命運，這是許多人共同的夢想：終於讓那些因歷史因素，因所有的宰制和壓迫制度到現在都不能發言的空間以一種冷酷而壓抑的聲音出現。

“大屠殺”（英文為holocaust）一詞其源於希臘文“holokauston”，現在則以描述二戰期間德國及其脅從給猶太民族帶來的那場災難，在東方，也可以用以描述日本在侵華戰爭中占領南京後，在長達四十多天的時間裡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亦可用於描述1975－1978年紅色高棉統治時期平民傷害達到100萬的“自我滅絕的屠殺”(autogenocide)；亦可用於描述發生於1994年4月7日至1994年6月中旬的盧安達造成80—100萬人死亡的胡圖族對圖西族及胡圖族溫和派種族大屠殺（RwandanGenocide）。大屠殺被定義為系統性地、有計畫地、運用各種方式對一個國家民族或種族實施大規模的屠殺，目的在於損毀對其團體認同至關重要的基礎。大屠殺是一個綜合性的進程，產生大屠殺的條件不僅僅在於現代工業化所構築的合法性空間，也關聯著一些實際狀況的機智，如國家的緊急狀態、地理環境刺激的資源緊張、經濟變動的帶來的貨幣緊缺、醫學知識的人種學說的生產、輿論控制的精確與暴力灌輸化以及控制與道德驅動的邊際控制與隔離，這些僅僅是往大屠殺的鏡中所折射的現代性後果的一部分。

一.最終解決——工業化屠宰中的赤裸生命

大屠殺的技術性前提是將18世紀奠定的權利、公民身份與身體的連結之線切斷，從而讓身體——生命變成一個脫離了權利和歷史語境的赤裸生命，變成一個純生物性生命，這些生命是不值得活的，在其他人的思想框架和目視範圍中，赤裸人如同在屠宰場內看被屠宰的牛、豬、雞一樣，可以任意宰割，人不必負有任何道德審判，可以冷漠的實施這一保證死亡生產線的循環運轉，最終達到最終解決的目的。“olah”用英文表達是“祭祀之物”的意思，而它的希臘文同義詞“holokausto”也有“被燒成灰燼的祭牲”之意，直到現在，尼泊爾印度教徒為了在五年一次的“嘉蒂麥女神節”里安撫神靈，一共屠殺幾十萬水牛進行祭祀。在那些即將被送進奧斯維辛的毒氣室赴死的音樂家的心聲威爾第的“安魂曲”中蘊含著巨大的文字力量：“末日經”（“這個憤怒之日，將把世界燒成灰燼”）、“受刑之徒”（交託給灼熱的火焰”），或“葬禮應答聖詠”（“喔，我的主，將我從那可怕一天的永恆死亡中解救出去”）。

像屠宰工廠一樣運行的集中營是極權統治實驗的實驗室，對現實人性來說，這一目標只要在人造地獄的極端情況下才能實現。大屠殺的出現既是一個歷史大事件，也是現代性的必然後果，應該被視為這些重組過程的總體系統運行上。現代大屠殺是現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無法解決的舊緊張同理性有效行為的強有力手段之間獨一無二的一次遭遇，而這種手段又是現代進程本身的產物。社會通過教育和培訓、管理生產不同的社會分工的人，如在牲口培育基地中被各種用於不同目的的牛、驢、羊、的品種。技術與社會分工結合往往伴隨著更為明顯的強制形式：法庭、警察、監督機構、武裝力量的管轄、教育機構、審查機構。情況現在依然如此。但是在當代，技術的控制看來真正體現了有益於整個社會集團和社會利益的理性，以致於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對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照管生命”在當代社會以生命政治來運作的，管治變成了政治，而關照生命同敵人戰鬥是一致的。從18世紀起，權利、政治和知識大規模地包圍身體，身體進入了權利控制和知識控制的領域，權利在身體從誕生到死亡的路途中建立了支點。從直接的結果來看，對猶太人進入集中營是，在集中營之前，從總體社會機制中，我們看到的是關於培育和隔離的新圖像：牛屠宰前的準備、送宰、要做好標識或者記錄好流水號、進行檢斤記錄確定牛隻品種。是什麼樣的基本條件促成了大屠殺的生成了？我們怎么能夠斷定，我們已經看到了我們必須要看到的東西，我們已經驅散了這些誘使大屠殺發生的成因？在大屠殺發生的整個空間中揭示了事物真實的面貌？
掌握著現代國家官僚體系之舵，懷有宏偉設計的人從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力量中解放出來；這就是大屠殺的秘訣。大屠殺成為了實施宏偉設計的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設計賦予了大屠殺以合法性；國家官僚體系賦予了它工具；社會的癱瘓則賦予了它“道路暢通”的信號。希特勒應許了“千年帝國”，一千年的十全十美，與《啟示錄》應許的邪惡重臨之前、善惡大戰之前、上帝戰勝凱撒之前的“一千年好時光”相似，既是高科技武裝的，也是瀰漫著神秘主義色彩的宗教信仰，禮拜儀式的象徵意義，而且訴諸某種更崇高的法則。履行注定的命運不可以有懷疑、猶豫、妥協。

二.“現代大屠殺”展覽中的作品

第一部分：屠殺機器（裝置）
剝皮刀片研磨機
刀具消毒器
電動開胸鋸
吊掛式同步衛檢輸送機
多工位步進式輸送機
肥牛壓板機
掛掉試牛放血輸送機
脊髓去除機
牛腿鉗
牛腿蒸汽清洗系統
劈半鋸
氣動剝皮刀
氣動翻板箱
氣動圓盤分割鋸
牽牛機
雙柱升降台
頭蹄脫毛機
圍裙清洗裝置
臥式分段鋸
吸腦髓槍
宰牛器
宗教式翻版箱
屠殺裝置——對獲取身體材料的部署

在屠宰的過程中，這種細緻的控制、精確的設計、對牛身體各部位神秘的無窮小和無窮大計算的身體的消費的經濟的或技術的合理性，身體被引導、切割、裂解、錯格，被多樣化的機器劃分為不同的空間，銀色的閃耀著工業科技感的屠殺機械實際支配描繪出一個血腥的張力區域。拿破倫曾經打算組織一個無比細節的世界，想在自己周圍設定一個能夠使他洞察國內一切細小事情的權力機制，他想藉助於嚴格的紀律完全掌握住這個龐大的機器，使任何細節都不能逃脫他的注意。為了控制和主宰直到最後完全的利用身體，對細節的仔細觀察和對小事的政治敏感同時出現了，與之伴隨的是一整套技術與之想對應的發明，一整套方法、知識、描述、方案、技術和數據，製造最精細的對身體各器官，牛屠宰機械牽牛機將活牛順利牽入翻板箱，避免損傷，減少勞動強度等特點；牛屠宰氣動翻板箱將活牛、馬在箱內麻電或擊昏，然後翻倒在地面或起吊支架上；管軌式步進輸送機用於牛屠宰工藝自動線上的輸送設備。運用自動控制，使機械傳動系統與氣動傳動協同工作，以滿足不同的工藝要求，可完成下列工序：切頭、扯皮、開胸、取白髒、取紅髒、劈半、沖淋；牛扯皮機通過滾筒正反轉動，小車上下運動，完成牛、馬扯皮、卸皮工序；開胸鋸安裝在牛、馬扯皮機之後的工序，將牛、馬胸膛鋸開，便於取出內臟；往復式劈半鋸通過往復運動將牛、馬胴體沿脊椎均勻的劈成兩個二分體；鏇轉翻板箱用於限制牛體，可在箱內實行清真宰殺其特點是安全性高，對牛胴體沒有損傷；洗肚機是專用於肉牛肚清洗的必備設備。用於分割肉及雜骨、副產的運輸桶車。這些不同的器械擴大了身體的套用方式，並根據實際的情況而加以組合。英國開始的蒸汽機革命將人類的行為機械化生產線，美國福特汽車的生產線將各部件組裝成像人身體中自動運轉的各個組織系統，而生產線同時也將人分裂成各種軀體，在屠殺工廠內，人的各個部件和衣服如同脫下的像身體的零件一樣被分開，這真實一個的感受，每個零件不同的價值，用於不同的用途。身體是世界的零點。在那裡，在道路和空間開始相遇的地方，身體成了無處。它在世界的中心。它沒有位置，但一切可能的位置，真實的位置，在屠宰空間中，這些裝置作品的“呈現”不是一種複製，而更多的是一種破譯：對這個社會作為事物的各式各樣語言的整理，以便把每一種語言恢復到自然的位置上並讓生命成為一個不斷被切割的生命斷層，在那裡，一切在呈現之後可以找到人類命運的一個普遍的位置。大屠殺中人的肉體沒有在工業經濟中所賦予的那種商業價值，但是它也有可能用於醫學實驗或者醫學工業，在屠殺的每一個時刻：每一個詞語、每一聲哀嚎、切割肉體的持續時間、方式、掙扎的肉體、不肯離開肉體的生命、器官所散發的氣味，所有這一切都構成了一種符號。

第二部分：屠殺工廠（空間）

屠宰牛的過程，一切都是精確設計的非人化的。沒有任何一個身體部位的切割，任何一個器官的撕裂不是出於縝密的機器控制，這些機械自動化的流程使我們感到恐怖。身體的痛苦似是從經過錘鍊的程式和來自神靈的旨意：
【2.2】套腿提升（掛牛）2.2.1講牛隻趕入翻板箱，準備套腿提升……2.2.3操作提升機，使栓有牛的提升機緩慢上升，提升時注意不要讓鋼絲繩盤繞、交叉。當提升的鐵鉤剛好超過滑道

時，即停止上升，等牛體穩定後，迅速下降使滑輪穩穩地落在滑道上。2.2.4每掛完一頭牛迅速將提升機下降，並把套腳鏈掛到提升的鐵鉤上，為下一頭牛做準備。……【2.4】電剌激2.4.1用手將電刺激觸頭夾在牛鼻子上進行電刺激。2.4.2控制電刺激電壓8～9V，電流頻率50HZ，刺激時間30s。……【2.6】去前蹄、牛頭2.6.1操作工用氣動鉗在跗關節稍偏下處剪斷，直接取下前蹄。或從腕關節處下刀，割斷連線關節的結締組織、韌帶及皮肉。割下後將前蹄放入指定的容器中，由專人將收集起來的牛蹄轉運至牛蹄加工間。……2.6.5每次完成操作後必須對屠宰刀用82℃水消毒，時間不少於5s，用溫水洗手、沖洗圍裙和操作案台。【2.7】轉掛、去後蹄，後腿剝皮……2.7.2用屠宰刀在跗部後側開始向上挑過夾襠至生殖器（或乳房）處，將右後腿剝皮,剝皮至膝關節上周圍肌肉（米龍）全部暴露為止，並在跟結節之上，脛骨與跟腱之間戳孔便於換鉤。……2.7.6先把牛腹部的皮從襠部開至胸部，不能傷及牛皮、

胴體、牛蛋。……2.7.12去後蹄：用牛角鉗在跗關節處剪斷，取下牛蹄或用刀從趾關節下刀，割斷連線關節的結締組織、韌帶及皮肉，割下後蹄，放入指定的容器中。……【2.8】肛門結紮……2.8.2左手套上結紮塑膠袋用食、中指伸入肛門後與大拇指一起撮住肛門邊緣。……2.8.5剝牛尾皮2.8.5.1左手握住牛尾，右手用刀從尾尖沿牛尾中線將皮挑開至尾根。沿肛門四周將與牛皮連線的組織剝離開。【2.8】胸部剝皮和取牛寶或乳房……2.8.2.3腹、胸右側預剝皮：用氣動剝皮刀將右側胸腹部皮剝開，由上向下、由外向里剝至距背腹約中線，同時用屠宰刀將胸部肌肉從中線劃開，為劈胸作準備。……2.8.2.5將牛寶或乳腺組織取出，（公牛）沿腹中線生殖器跟部挑開表皮到整個生殖器露出來，換刀消毒，割下生殖器；（母牛）沿腹部中線乳房瞰凹陷處將乳房切下，放入指定容器中。【2.9】前腿剝皮2.9.1，從前腿處用刀劃開，注意不要傷到前牛腱，2.9.2，檢查預剝後胸腹部胴體表面、前腿是否存在糞污、牛毛等污染情況。【2.10】人工預剝2.10.1按工藝要求執行,剝皮時要求握牛皮的手在剝皮時或剝皮後不允許再接觸其它部位,……在空曠、破碎的音樂節奏，一種強烈的、結結巴巴的、砍殺的機械噪音與肉體撕裂的聲音中國，最珍貴的金屬正被碾碎，血水在自然噴濺……【2.11】機器剝皮，取肩部淋巴油2.11.1該工序由兩人共同完成，通過機械轉動和鏈條拉動進行剝皮。牛到位後，兩人迅速將前腿保定，然後將升降台升遷至合適的工作高度。2.11.2用鎖鏈鎖緊牛後腿皮，使其毛朝外。……2.11.5操作剝皮機時，操作工應時刻觀察剝皮情況，發現表皮脂肪隨皮揭起或皮張有被扯裂的危險時，應及時進刀，輔助機器剝皮，劃開背部脂肪和皮與肉之間的黏膜，同時不能在牛皮上劃出刀傷。……【2.12開胸】……2.12.2將劈胸鋸鋸頭放到胸軟骨處，沿胸骨中間把胸骨鋸開。2.12.3沿頸部中線，將頸部肌肉向下割開至放血刀口處，再將食管、氣管與頸部連線處分開，最後將氣管和食管及周圍的結締組織分開。……【2.13.】取白內臟2.13.1割腹

肌：沿胸腹中線，割開後部腹肌之後，反手握刀，刀刃朝下，劃開腹肌。操作者在劃開肛門及腹腔時，要求控制進刀深度，不要劃破或傷及內臟。2.13.2割離腸系膜：左手拉住直腸頭，向下分離開腸四周的系膜組織，使之割離腹腔。……【2.14】取紅內臟……2.14.3左手用力向下拉出紅髒，用刀把氣管兩邊的肌肉割開，將取下的紅髒掛到紅髒固定鉤子上。……【2.15】劈半取牛尾……2.15.2將劈半鋸插入牛的兩腿之間，從趾骨連線處、牛鞭根左側下鋸，從上到下勻速地沿牛的脊柱中線將胴體劈成二分體，要求不能劈斜、斷骨，應露出骨髓。……【2.16】修整……2.16.2取淨盆腔、腹腔的脂肪，注意不能傷及裡脊。2.16.3沿膈肌根部取下膈肌。2.16.4抽取脊髓單獨存放。……2.17沖淋……2.17.2沖洗乾淨胴體上的污血、碎骨、鋸末等其它污物。……2.18胴體預冷(二次預冷)……經許可後方可進行分割、包裝。】
屠宰設備安裝及屠宰場設計方案包括屠宰車間廢水的處理,廢水中主要含有大量血污、豬毛、油脂油塊、肉屑、內臟雜物、未消化的飼料和糞便等污染物，外觀呈暗紅色，有腥臭味，廢水濃度高、水質水量波動大。預處理段採用人工格柵、機械格柵、隔油池的方式。屠宰廢物的處理裝置與工藝流程包括：鼓風機、消毒裝置、定期撈油、消毒池、進水、機械格柵、曝氣池、沉澱池、厭氧池、人工格柵、隔油池、出水、沉渣池、回流污泥、格渣外運、剩餘污泥、污泥儲池、上清液、板框壓濾機、濾液、污泥外

運。
這個外觀和內觀上充滿爆裂狀的肉體與冷酷的金屬之間構成了最高的戲劇觀，不同的器械突然分散為符號，以顯示具體和抽象的形上學同一性，這種顯示仿佛是經久不衰的動作，這些屠殺器械表達和泉源在於隱秘的心理衝動，整個系統成了一位神奇的安排這，就如同集中營中的“終極解決”流程：
每當運送者的火車抵達比克馬一旦猶太人走下火車，受害者就分成男女兩對，並被迫放棄自己的私人物品。當他們排隊前往約四分之一英里遠的毒氣室時，將穿過一個由黨衛軍內科醫生組成的小組，後者通過左手或者右手打手勢，決定誰將被送入毒氣室，誰將作為奴役勞工暫時苟活。當囚犯抵達某個毒氣室的入口時，如果一次送進來的受害者過多而出現積壓，多出來的人將帶到滅絕營後部用槍處決。毒氣行刑完成後，黨衛軍醫生將選擇一些屍體用於解剖實驗。

這是一個關於現代性、牲人與大屠殺象徵之鏡般的展覽。它展覽的目的是目視。1942年，魯道夫胡斯在“死亡工廠”——奧斯維辛二號營區比克瑙在一次目睹毒氣室行刑的情形後這樣描述他的所見：門很快被栓住了，毒氣從毒氣室天花板上的通風孔中釋放出來，一根桿直通地板，以確保毒氣的迅速擴散。我們通過門上的窺視空可以看到，站著離通風口最近的人，立刻就斃命了。約三分之一的人即刻死去。剩餘的人蹣跚踱步，開始尖叫，並拚命的尋找新鮮空氣。不過尖叫聲很快就被死前的喉鳴所取代，幾分鐘後，所有人都直挺挺地躺著，毒氣釋放半小時後我們打開門，同時開啟通風設備⋯⋯這是特別分遣隊出動，移除死者的金牙、剪掉婦女的頭髮。之後，屍體通過升降機，堆道焚屍爐前，與此同時給焚屍爐填滿燃料。根據屍體的大小，一個焚屍爐同時最多能放進三具屍體。火化屍體所需的時間⋯⋯大約是20分鐘。在古代，屠殺牛總是獻祭，機械化屠宰牛生產，根據每天要屠宰的數量來進行工廠的設計，大小與選址。

毫無疑問，二十世紀隨著集體屠殺的工具的改進於政治官僚技術的發展。希特勒殺了大約600萬猶太人，但是，日本人在數周的時間內在南京屠殺了三十萬人。並且，日本的暴行的暴虐程度遠遠超過了納粹。一位歷史學家估計，如果南京的死難者能手牽手，那么這隊行列可以從南京一直排到杭州，空間距離約為200英里；他們流出的血液重達1200噸；他們的屍體可以裝滿2500節火車車皮；如果將這些屍體一一疊起，可以達到74層樓房之高。現代化的發展使得大屠殺的條件因素增強了，而不是減弱了。僅僅從被屠殺的人數看，南京大屠殺已經超過了歷史上的許多最野蠻的行徑。日本人的暴行超過了羅馬人在迦太基的暴行，只有15萬人死於那次屠殺，也超過了天主教軍隊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屠殺的人數，甚至超過了帖木爾的一些暴行，他於1938年在德國殺害10萬俘虜，並於1400至1401年在敘利亞用骷髏建造了兩座塔台。
……
陽閃爍著烈火的光焰!
強烈的恐懼在周圍升起，
由暴力的黃金車運載，
紅色的車輪在滴著鮮血!
雄獅盛怒的尾巴敲擊空氣!
猛虎撲在獵獲物上，舔著鮮紅的血水

……
《歐洲》/布萊克
從集中營到牛的屠宰空間，讓我們從冰冷的屠殺工廠上看到了屍體的形象，這光彩奪目的存在，從它身上，美光芒四射：我看到了它，它同它自己模樣一樣；它同自己相像。屍體是屠殺工廠的形象，即陰暗的可能性，在任何時候都在場的陰影的可能性。屍體是屠宰之機械和工廠的映像，屍體把生命吸收，通過機械和流程釋放，同時生命從它的使用和真實價值變為某種難以相信的東西。從可見之物變成不可見之物，如果這種變化是我們的使命，藝術，本質上就是把可見之物變成不可見之物，就是進入不可分割的空間，進入到存在於自身之外的內在深處。藝術，這就是建立在這個點裡，在那裡，真實與幻覺需要迴蕩和被感覺到的空間，空間在變成感覺和真實的運動本身的同時，成為知曉的深度和顫動。在空間，在那裡所有一切都返回到深刻的存在，在生與死之間有著無限的過渡，在那裡一切都在死去。
第三部分：研究“現代大屠殺”的過程手稿、草圖、攝影圖片、文獻

三.技術的合法性危機與文化工業

身體是兩面性的存在物，既負載著對最高權力的屈從，又負載著個體的自由，“人不僅是自然的身體，而且也是城邦的身體，即所謂的政治角色的身體”。像屠宰場中針對牛的每個部位的機械做出準確動作的現代社會一樣，現代社會中的生命組織的極權主義特徵——它一絲不苟的控制不放過生理生命的任何方面（包括孕育、出生、教育、學校、醫院、婚姻、死亡、安葬，人的任何生理特徵被著魔般地加以整理和宣揚）——根源於這一事實：這裡首次提出了某種只基於純粹生命的標準化和集體性（因而是政治性的）對人的生命的組織。在技術的總體效果範圍內，自動化和半自動化反應是對生命力的一種長期占有、消耗和麻醉，是一種非人的奴役，甚至是更使人疲憊的奴役，因為機械化加快了勞動速度，控制了機械操作者並把工人們相互隔離開來，體力轉化為技術和思維技巧的特點更加突出。機器支配而不是壓迫，它們支配著人這一工具——不僅支配他的身體，而且支配他的大腦甚至靈魂。從現代開始生命逐漸在政治中變得至關重要，現代人是一種其政治活動對自己作為活的存在的生存進行質疑的動物。
究竟是什麼讓殺戮的系統化，從而使它們成為一個不斷運行的死亡生產線別且不能控制。當我們看到大屠殺是一個面向恐懼和黑夜的視窗，而不是牆上的一副畫。透過這個視窗所能看到的一切，不僅是對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證人，而且對所有今天活著和明天仍要活下去以及人類的未來的共同命運都具有極端的重要性，所見的畫面約是抑鬱沉悶，就是越是堅信倘若拒絕看出窗外，那將是非常危險的。大屠殺得以產生，是靠著一種塑造了免於道德審判的機制。賦予牲人（homosacer）以生命的生命政治的河流隱蔽而連綿不斷地運行著，直至本世紀才迅猛顯露出來。從牛的品種培養到牛的屠殺之間有有著不可分割的緊密的聯繫。牛的繁殖與出生，牛舍建設，養牛成本的控制，養牛技術，如何靠技術讓牛長肉，牛疾病的治療。

社會控制的現行形式在新的意義上是技術的形式，在整個近代，具有生產性和破壞性的國家機器的技術結構及效率，一直是使人們服從已確立的社會分工的主要手段。“極權主義”不僅是社會的一種恐怖的政治協作，而且也是一種非恐怖的經濟技術協作。當代工業社會不僅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某種形式的政府或黨派統治會造成極權主義，就是某些特定的生產和分配製度也會造成極權主義，儘管後者很可能與黨派、報紙的“政治理論”相一致。今天，政治權力的運用突出表現為它對機器生產和國家機構技術組織的操縱。發達工業社會和發展中工業社會的政府，只有當它們能夠成功地動員組織和利用工業文明現有的技術、科學和機械生產率時，才能維持並鞏固自己。這種生產率動員起整個社會、超越和凌駕於任何特定的個人和集團利益之上。機器在物質上的威力超過個人的以及任何特定群體的體力這一無情的事實，如同屠宰場中各種屠宰機械組成的自動化屠宰線其效率遠遠超過了人的屠宰，使得機器稱為任何以機器生產程式為基本結構的社會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工業技術發達的國家空間始終如一表現出兩個特點：一是使技術合理化的趨勢，一是在已確立的制度內加緊協志這一趨勢的種種努力。

作為一個技術世界，發達工業社會是一個政治的世界，生產和分配的技術裝配由於高度自動化的因素，是作為一個系統來運作，技術成了社會控制和社會動員的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信服的形式。我們生活的世界在什麼程度上被理解為一條由屠宰機器組成的死亡生產線並依此而被加以自動化，它就在什麼程度上成為人的新的自由的潛在基礎。技術的進步使發達發達工業社會掌

握有更加緊密的毀滅大量人的更精密的機械與流程：大屠殺。大屠殺的意義已經在很多程度上簡化為私有的不幸和一個民族的災難，並且這個簡化又是多么的危險。“為什麼有可能發生這樣的恐怖？它為什麼會發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侵華日軍的南京大屠殺，德國納粹的集中營”。在大屠殺那個“慘無人道”黑日般的世界裡所發生的一切，是如此的錯綜複雜，遠遠不是用那種簡單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釋。大屠殺不僅僅是極端險惡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輕易用習慣性的“普通”方式來闡述和解釋和理解。大屠殺已經有它自己的符碼組合構

造。這些控制的極權主義傾向還將邪惡的行動隔離在道德審判和人性隔離開，把自己控制的目標擴展到社會各個細微的角落，並造成某種合法刑。工業化是實現一項特殊歷史謀劃的人類的一個階段，在這一個階段，對自然的實驗，改造和組織以及對人的治理都僅僅作為統治的材料，這就形成為了某種服務於政治目標的話語和行為，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整個範圍。大屠殺在現代理性社會、在人類文明的高度發展階段和人類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醞釀和執行，可以肯定，大屠殺是這一社會文明和文化的一個問題，是一個典型的現代現象，脫離現代性的文化傾向和技術成就的背景就無法理解。大屠殺是現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無法解決的舊緊張同理性有效行為的強有力手段之間獨一無二的一次遭遇，而這種手段又是現代進程本身的產物。即使這種遭遇是獨特的，並且要求各種條件極其罕見的結合，但出現這種遭遇中的因素仍然是無所不在並且很“正常”。

技術社會不能獨立於對它的使用；這種技術社會是一個統治系統，更進一步推測，這個系統在技術的概念和結構中已經起著作用。現代性中刻意設計的，精巧的、理性地、嚴密計算地組織的集體屠殺相對於古代狂亂殺戮的兇殘爆發所具有的技術優勢，在屠宰場的工藝流程中得到充分展示，現代屠宰場是人類死亡最終解決的一個象徵。

思想自由意外著恢復被宣傳工具和思想灌輸所同化了的個人思想，意味著把“社會輿論”連同製造者一起取消，而反對解放的最有效、最持久的鬥爭形式，是灌輸那些使生存鬥爭的過時形式永恆化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人類的需要，除了生物性的需求外，其程度、滿足程度乃至特徵，總是受先決於條件制約的。對某種事情是做還是不做，是讚賞還是破壞，是擁有還是拒排斥，其可能性是否會成為一種需要，都取決於這樣做對現行的社會制度和利益是否可取和必要。在這個意義上，人類的需要是歷史的需要。社會要求個人在多大程度上做抑制性的發展，個人的需要本身及滿足這種需要的權利就在多大程度上服從於凌駕其上的批判標準。抑制性的社會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效、愈是技術性強、愈是全面，受管理的個人用以打破奴隸狀態並獲得自由的手段和方法愈是不可想像。的確，把理性強加於整個社會是一種荒謬而有害的觀念，但嘲笑這種觀念的社會卻把它自己的成員變成了屠宰工廠內全面管理的對象，這樣做的正當性是大可懷疑的。一切解放都有賴於對奴役狀態的覺悟，而這種覺悟的出現往往被占主導地位的需要和滿足所阻礙，這些需要和滿足很大程度上已成為個人自己的需要和滿足。社會禁止各種對立的行動和行為；結果，有關這些行動和行為的概念被說成使虛幻的和無意義的。歷史的超越表現為科學和科學思想所不能接受的形上學的超越。操作主義和行為領域、需要和願望領域的觀點。
已確立的社會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合理的，根據歷史合理性來進行分析就在多大程度上把否定因素——批判、矛盾、超越——引入概念。否定要素不能與肯定要素相融合。它在整理上、涵義上、有效性上改變著概念。因此，在對作為高踞於個人之上的“獨立力量”而運行的資本主義或非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分析的過程中，只要否定特徵，如生產過剩、失業、不安全、浪費和壓迫僅僅作為多少不可避免的副產品，作為傳奇式增長和進步的“另一面”而出現，它們就不會得到理解。在當代，統治的作用即管理，在大眾消費過度發達的地區，被管理的生活就成為全體人的好生活，為了保衛這種生活，對立面聯合了起來。著就是純粹的統治形式。我們所拒絕的東西不是沒有價值或沒有重要性的。正是因為折一點，拒絕使必要的。有一種我們不再接受的理性，有一種使我們感到恐怖的智慧的現象，有一種我們將不再加以注意的對一致和調和的呼籲。裂縫已經出現。我們已被迫具有一種不再寬容同謀的至率性。
無論是藝術並不能直接改變社會，批判理論亦並不能在現在和未來之間假設橋樑的概念，它們不作許諾，不指示成功，它仍然使否定的。它要仍然忠誠於那些不抱希望，已經並還在獻身於大拒絕的人們。

四、相似導致挑釁和對抗

相似，而非差異，是激發暴力的根源，弗洛伊德對於“對細微差別德自戀”也許有助於揭示自相殘殺暴力的秘密來源，恰恰是那些在其他方面相似的人們之間的諸種細微差異，激發了他們之間的陌生感和敵意，我們在盧安達大屠殺、高棉紅色高棉大屠殺、土耳其亞美尼亞大屠殺等大屠殺事件中都可以看到這個現象。

“一部文明史也就是人類同自己的暴力傾向做鬥爭的歷史”人類的文明史，就是在暴力的伴隨之下艱難前行的。暴力與人誕生以來的生活密切相關，暴力滲透在人類生活與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東方西藏藏傳佛教的宗教建築與服飾打扮、習俗中，我們隨處可見暴力的身影：有的人有人的頭骨和骸骨做成法杖，用羊的頭骨裝飾房屋的屋頂，在人死後，將人的屍體切成塊狀進行水葬或天葬。自古與人類作伴的動物如牛、羊、狗、雞成為了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來工業化屠宰的對象，人們用獵獲的動物皮毛製作衣物來保暖。變態的趣味貫穿了人類的歷史。在1915年春到1916年秋這一年多的時間內，生活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土地上的200萬亞美尼亞人中，有100萬到150萬人遭到屠殺,亞美尼亞成年男性消滅殆盡據。時任土耳其內政部長的塔拉特•帕夏說：“要一勞永逸地解決亞美尼亞問題，就必須從肉體上消滅亞美尼亞這個種族。”歷史上，外族人殺漢族人，那都是帶著一種種族滅絕式的民族屠殺，是一種針對性很強的屠殺。滿清大屠殺是指明朝滅亡時，清軍在侵吞中國的過程中採取民族壓迫政策，遭到了強烈的抵抗，原來歸順的地區也紛紛抵抗，然後清政權採取屠城政策來強行推行剃髮易服來樹立淫威。發生過多次屠殺抗清軍民事件，如：常熟之屠、揚州十日、沙鎮之屠、南京之屠、盩厔之屠、無錫之屠、崑山之屠、嘉定三屠、蘇州之屠、南昌之屠、贛州之屠、江陰八十一日、嘉興之屠、海寧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涇縣之屠、大同之屠、渾源之屠、汾州之屠、太谷之屠、濟南之屠、金華之屠、廈門之屠、潮州之屠、同安之屠、沅江之屠、沁州之屠、澤州之屠、朔州之屠、廣州之屠等，當時清軍幾乎將四川人殺絕。清初的大屠殺政策使中國人口由明光宗泰昌元年的五千一百多萬下降到一千多萬，造成近三分之二人口的滅絕。

我們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追溯到1931年日本對滿洲的占領，都是出於東亞，中國與日本同屬於黃種人，中國的文化包括佛經、建築、文化，從唐朝開始源源不斷地從人和學著傳入日本，並改變了日本的文化結構，可以說，日本在與中國有著極大的相似性，然而，就是日本造成了對中國的侵略與殺戮，這種大屠殺所爆發的喪心病狂的程度遠遠超過了人類歷史上任何一種暴行。流行的謬見是，暴力來自於“他者”和“陌生人”，其實大多數犯罪性暴力都發生在共同志趣的內部，而不是從外部出現，危險來自於鄰人，來自於鄰國，大屠殺最常見的形式發生在熟悉的種族或者有著緊密關係的種族之間，發生在彼此了解，文化上彼此溝通的的種族之間，從襲擊到大屠殺，到種族滅絕，從暗殺到大屠殺，暴力通常都從具有共同志趣的人們內部冒出來，而不是從外部出現。我們可以歸結為一個總體性的結論：兄弟相殘的暴力是人類文明的基本特徵。

五、從暴力到神聖

流行的謬見是，禪宗是優雅的開化的，文明的僧人把中國文化帶動日本，也把中國獨有的禪帶到日本，日本武士道精神在認識事物的方式及此方式與禪有著內在的聯繫。武士要有“常住於死”的覺悟。涅槃圖最具有特徵的地方，是佛陀靜靜地死去的情景，他被弟子們圍起來，處於畫面的中心。我們可以把這個情景和從頭到肋流著鮮血的遭受刑罰的基督對比以下。垂直的基督，變現著猛烈的鬥爭精神；水平的佛陀，表現了平和。禪心、武士道與戰爭機器

就是說，當死的時機來臨之時，要毫不猶豫地將生命投入進去。《葉隱》極力強調在任何時候都要奉獻身之命的武士的覺悟，用現代語說，就是說如果不突破普通的意識水準，不解放出橫陳在底層隱蔽的力量，就絕對不會成功。這力量有時也許如惡魔一般，但也無疑具有超人卓絕的作用。打開了無意識的入口，就會超越個人的限度而升騰。死完全失去了對人的威懾力。武士的修養和禪正是在這一點上融合。日本武士道以克服死的思索來接近禪，為日後日本軍國主義培育的戰爭機器打下來文化與心理的根基，。《葉隱》中有如下一節：“所謂武士道，決意一死也”“武士之教，千言萬語，究其極處，死之一也”。

禪經常談到所謂的活人劍與殺人刀。刀具有雙重的任務：一是要破壞所有和刀主人的意志相悖的東西，二是消滅一切由自我保存的本能而來的衝動。前者與日本的愛國主義軍國主義的精神相關聯，後者具有忠和自我犧牲的宗教意識。在前者的場合，刀屢屢意味著單純的破壞和殺戮，此時，刀往往是惡魔力量的象徵。因此，必須依靠第二個機能，將其抑制，聖化。禪宗從中國的文化胚胎里誕生，它的許多觀念成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核心與無心的結構，相繼而成為了日本侵略中國所構成的意識。日本武士的哲學將為統治者提供軍事服務視為天經地義。禪從道德的和哲學的兩個方面支持日本的武士階層。所謂道德的，就是因為禪是教導人們一旦決定了進路就不回頭的宗教。所謂哲學的，就是因為禪無差別地對待生死。而所謂的不回頭，歸根到底是來自於哲學上的確信。禪原本是意志的宗教，所以禪的道德比哲學更已訴諸武士精神。禪的借律式的傾向與戰鬥精神很一致，為了粉碎敵人，必須勇往之前，不能有來自物質的、情愛的、智力的等所有方面的干擾，禪所授予的為二戰中殺人機器種下了，當日本士兵屠殺時，他已經沒有任何困擾和心理的麻煩以及優柔寡斷，異常的心理和精神暴力的奠基。
1868年，倒幕聯盟以明治天皇的名利取得勝利，以驚人的速度，在科學、經濟和軍事方面躋身於現代社會，並且將崇拜太陽的日本神道提升為國

教，並利用天皇作為國家象徵，並將武士道的倫理作為全民的道德規範。日本政府將自己最好的學生派到西方大學去學習科學技術，發展工業，建立兵工廠，建立現代精良的軍隊系統取代藩國控制的封建軍隊。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力量在十八世紀初見端倪，並在現代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推向極端。二戰期間，神風敢死隊的飛行員，將他們的飛機直接撞向美國戰艦，日本年輕人時刻為天皇獻身。

現代化推進的歷史，就是一部現代化暴力屠殺推進推進器。
最具諷刺意味的也具有啟示意義的事情之一是，作為當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本身就是在血腥的暴力和殘酷的迫害中崛起的。

當基督教被宣布為國教，贏得了眾多信徒以後，它馬上開始了肆無忌憚的暴力征服活動，而這些暴力的現身，無一例外都是打著“傳播福音”，掃除異端邪說的美名。以信仰、友愛、寬容之名四處傳播的基督教，卻是睬著暴力的步伐不斷拓展其征服不同民族的精神疆域的。基督教的歷史，與無數的暴力糾纏不清，除了對異教徒的迫害和肉體摧殘直至毀滅外，更為恐怖後果更為惡劣的則是對於“自由表達思想和集會”之權利的禁錮。美國、歐洲的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等國家的崛起與西方文化的傳傳播與政治本身就是以暴力為重要推進器，從十字軍的東征宣揚的是將基督教聖地耶路撒冷與信徒從所謂的異教徒的蹂躪之下拯救出來，實際上是羅馬教廷擴大天主教勢力範圍的精心策劃，從公元前11世紀到13世紀的近200年時間裡，羅馬教廷先後了總計逾200萬的十字軍。十字軍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這場集中了政治的精心謀劃、宗教的狂熱、以經濟和政治目的為主發動的對亞洲西側的系列侵略戰爭，造成了基督教與穆斯林之間的深刻仇恨與嚴重敵對。毫無疑問，十字軍東征給包括騎士、農民、小手工業者在內的歐洲人提供了一個無可抗拒的機會，謀取讓新的產業或統治整個國家。在表面的宗教狂熱之下，奔涌的是西方人對於財富、功名乃至榮耀的毫無止境的追求。到後來的地理大發現時代，西方在拓展世界市場和海外殖民地的過程中，西方一方面將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傳播到全球，令一方面，西方的科技、福音、宗教都是以令人髮指現代化的、高效的暴力為推進器而傳播。從哥倫布等探險者發現美洲，是印第安文化遭受滅頂之災的重要開始。

六.培育“牲人”與文化殖民

對屠殺執行者強大的“非人化”觀念灌輸最終形成了“屠殺機器”。納粹之能夠實施大規模的集體殺戮，最成功之處在於對猶太人的非人化。非人化意味著德國大眾認為猶太人是國際軀體內部的毒瘤，需要清除，增加了德國大眾輿論中已經存在的廣泛的冷漠，並向在無政府的暴力和死亡集中營理性化的“生產線式”滅絕之間的決定性的一步。這些步驟以合法的形式得到了廣泛的贊成，並最後使猶太人的形象非人化，並遭到貶損。猶太人如同博物館裡的標本被分類、切割和展覽，其衣物如同納粹剝奪了猶太人大量的經濟，如存在瑞士銀行的貨幣，如中國日本通過經濟的考慮。

大部分侵華日本士兵對中國人充滿敵意的蔑視，這種蔑視是日本國

內通過數十年的宣傳、教育和社會教化的培養而形成的。日本皇軍中有人將中國人當作是次等人，殺死這些人在心理上沒有負擔，就像屠宰一頭豬或牛。在侵華之前和戰爭之中，日本各級軍人經常把中國人比作豬。一名侵華將軍對記者說：“坦率的地說，你對中國人的看法與我的完全不一樣，你將中國人看做是人，而我卻把中國人當作是豬。”一名日本軍官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把中國俘虜十人一組捆在一起，然後將他們推入坑中，再將他們燒死。“無價值的生命”一直都是打擊的目標。這名軍官再解釋他的行動時說，他殺中國人時的感覺與殺豬沒有區別。1938年，日本士兵東史郎在他的南京日記中吐露：“現在一頭豬比一個中國人更值錢，因為豬肉能吃。”中國人在日本軍人眼中已經是“不值得活著的生命。”中國南北朝時期，五胡亂華，這些來自蠻荒之域的羯、白匈奴、丁零、鐵弗、盧水胡、鮮卑、九大石胡等部落主體都是金髮碧眼的白種人，野蠻胡族還保留著原始的食人獸性，。公元304年，慕容鮮卑大掠中原，搶劫了無數財富，還擄掠了數萬名漢族少女。回師途中一路上大肆姦淫，同時把這些漢族少女充作軍糧，宰殺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時，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慕容鮮卑一時吃不掉，又不想放掉，於是將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易水為之斷流。羯族軍隊行軍作戰從不攜帶糧草，專門擄掠漢族女子作為軍糧，羯族稱之為“雙腳羊”，意思是用兩隻腳走路像綿羊一樣驅趕的牲畜，夜間供士兵姦淫，白天則宰殺烹食。

德國納粹分子對完美社會的設計中，他們所追求並決定通過社會工程實施的方案，將人類生命分為有價值的生命和無價值的生命；希特勒對希姆萊宣稱：“猶太病毒的發現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變革之一。我們現在進行的戰爭與上個世紀由巴斯德和科赫發動的戰爭屬於同一類。有多少疾病是源自於猶太人病毒。只有消滅猶太人，我們才能再次獲得健康。”同年10月，希特勒宣布：“我們將害蟲消滅就等於為人類做了一項貢獻。”希特勒意志的執行者將消滅猶太人說成是歐洲的康復，自我淨化，清洗猶太人。希特勒稱波蘭猶太人則是“人類能想像到的最可怕的東西”。納粹屠殺是為了自己的種族更加純潔，是為了更加安全的生存，為了更加壯大和發展，是為了自己的種族更好的生存，更好地獲得安全與健康，而這一切必須建立消滅在其它種族上，其他種族被他古老咒語中的對原始情感的野獸必須消滅。
六“壓迫轉移”精巧的官僚技術與娛樂化的集體殺人遊戲
屠殺的程式使官僚體制在現代性的條件下用最短的時間與最高效的方式來最終解決，就像經營一家屠宰場的老闆，必須制定一系列的商業規劃，屠宰哪些動物利潤最高然後在經濟的層面取得平衡，然後選址，制定屠宰計畫，年屠宰量，周屠宰量，然後購買屠宰機器，根據屠宰的數量來建立工廠，僱傭工人來進牲口，屠宰完成以後將不同的部分進行銷售。定義猶太人，開除雇員和沒收商業公司，將人集中，然後通過剝削勞和譏餓措施，通過屠殺機器滅絕，抹殺個人影響。我們看到廣義的屠殺機器是那些推動這個消滅過程的各個程式階段的官僚體制，官僚體制才是本質的隱藏真正的屠殺機器，在這個過程中，官僚體制將各個階段構成了一個不斷推進，不斷循環的運轉的序列，這個運轉直到所有的被標記的人被消滅為止。

盧安達大屠殺得到了盧安達政府、軍隊、官員和大量當地媒體的支持。除了軍隊，對大屠殺負主要責任的還有兩個胡圖族民兵組織，同時大量的胡圖族平民也參與了大屠殺日本在侵華中宣稱，他們是幫助中國人，與偶發性屠殺相反，系統的滅絕只有通過極端強有力的政府才能得以實施，有組織的屠殺過程需要龐大的軍事和官僚機構部門的協助。如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激進的侵略中國，軍國主義變成一個強大集權國家的實際政策；這個國家所控制的政府和官僚體系越過在一些和平時期可能要面對幛礙；沒有干涉。一個基督教牧師問參與南京大屠殺的一名士兵：“上帝與天皇誰更偉大！”他毫不懷疑“天皇”是正確的答案文化工業的強力生產與灌輸幾乎沒有讓日本人懷疑他們在中國使命的正義性，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士兵所受到的教育使他深信，日本天皇是世界當然的統治者；大和民族優於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控制整個亞洲是日本的天定命運。日本皇軍將暴力打造成為一種文化的需要，將暴力賦予了神聖的意義：“每一顆子彈都必須注入帝國的精神，每把尖刀都必須錘鍊進大和魂”。官僚體系在大屠殺中有執行種族滅絕行動的內在能力。要進行這樣一個行動，官僚體系還

需與現代性的另一個創造相遇，即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更合理的、更理性的社會為目標的、大膽的秩序設計——最重要的是繪製這些設計的能力和使它們運作起來的決心。
現代文明總的非暴力特徵是一個幻覺，如果現代性確實與野蠻那狂亂的激情相對的話，那么它與有效率的、無感情的毀滅、屠殺和折磨就一點兒也不對立，而隨著思想的品性越來越理性，毀滅的數量也在增長。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唐順山回憶他所見到的幾乎超現實的恐怖景象：他看到了男人、女人的屍體——甚至還有小孩和老人的屍體，大部分是被刺刀刺死的，“鮮血濺得到處都是”“就像是天上下了一場血雨”，德丁寫到（紐約時報1937年12月22日）：“當日本士兵進南京城時，由於激動或是恐懼，任何人在日本人過來時跑開都有被打到的危險”喬治•菲奇的日記，發表在《讀者文摘》（1938年7月）“跑走立刻被射殺”、“許多人被打死似乎是由於日本人產生了打獵的情趣，日本人看到那些苦力、商人和學生等臉上露出明顯的恐怖深情時，他們大笑不已，這使我想到了魔鬼的野餐”。唐順山還親眼所見了在日本士兵開始了殺人比賽，比賽看誰殺人殺得最快，日本士兵中甚至有人在照相，“毫無憐憫之心”後來為了節省時間，他們不再是看頭，而是砍喉嚨來殺人，殺人遊戲持續了大約一個小時，在那天被殺死得數百人中，唐順山是唯一得倖存者。日本士兵活埋行動就像生產線一樣，精確、高效。日本士兵強迫第一批中國俘虜挖好墳坑，讓第二批掩埋第一批，第三批掩埋第二批，以此類推。在我們這個時代，恐怖活動和折磨不再是激情的工具，而已成為政治理性的工具。將暴力從文明社會的日常生活中消除，一直是與社會之間的交換和社會內部秩序產物的徹底軍事化密切相關的；常備軍隊和警察部隊集合了技術先進的武器和官僚體制化管理的先進技術。再過去的兩個世紀裡，死於軍事化所帶來的暴力災難的人數急劇增加，達到了前所未聞的地步。同樣，毫無疑問，南京的暴行還包括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強姦之一。日本人強姦各個階層的南京婦女：農婦、學生、教師、職業婦女、大學教授、尼姑。在大規模的強姦中，日本士兵經常殺死兒童和嬰兒，原因是他們礙事。目擊證人的報告描述，小孩嬰兒的嘴裡被塞進衣物窒息而死，或是被刺死。當死亡與暴力的列車碾壓過南京這陣城市。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在東京將下列電報內容轉發給華盛頓特區的日本大使館，美國情報人員截獲並破譯了該電文，在1938年2月1日翻譯成英文：自數日前返回上海以來，我調查了日本軍隊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報告。可靠目擊者的口頭描述及個人

（他們的可信性是毋庸置疑的）的信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至少有30萬中國平民被屠殺，其中許多是被蓄意和殘忍地殺害。在南京，日本人人性泯滅以及性變態的行為似乎不受任何節制。就像有些士兵發明殺人比賽以及屠殺過於單調乏味一樣，有些士兵厭倦了頻繁的強姦，創造出娛樂性的強姦和折磨遊戲。中國男子被日本士兵用來練習刺殺和斬首比賽。估計有20000——80000中國婦女遭到強姦。許多日本士兵不僅強姦了中國婦女，還將婦女剖腹開膛，割掉她們的乳頭，將她們活著釘在牆上。日本士兵強迫父親強姦他們的女兒，兒子強姦自己的母親，並迫使其他家庭成員在一旁觀看。不僅活埋、割除器官和烤活人成為常

事，而且更惡劣的折磨也時有發生，這些暴力的野獸機器碾壓南京城時，絕大部分中國人成為了這架暴力機器的犧牲品。暴力變成了技術，不受情感的影響，是純粹理性的。日本現代軍隊自建立之日起就潛藏著極大的殘忍性。一方面，日本軍隊對官兵獨斷專行和殘酷虐待；二是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度的特性。在進攻南京之前，日本軍隊也使自己的士兵蒙受無盡的羞辱。日本士兵被迫為軍官洗內衣褲，或是謙恭地站著，任由自己的上級打耳光，直到被打得鮮血直流。研究表面，最無權力的人一旦掌握了等級制度中更下層人的生殺大權，往往是最暴虐的。在中國，甚至地位最低的日本士兵被認為比當地最有權和最知名人士的地位要高，多年被壓迫的憤怒仇恨和對上級的恐懼在南京以無法控制的暴虐形式爆發出來。

國家等同民族，現代人認同的民族和過去時代的人認同的村莊、部落、小城邦一樣。人走入現代，就是變成比較大的民族的一員，現代世界其實已經重新部落化了，新的部落是民族，包含的成員遠比以往時代的部落多。大屠殺得以完成的條件也許是僅僅是使基本的道德驅力的影響弱化，使屠殺機器與這種驅力產生並起作用的區域相隔離，使這種驅力邊際化或者對於任務而言徹底無關。為了培育和分離出牲人，必須通過國家種族主義和人種學說定義出牲人，納粹定義猶太人污染了日耳曼的血液，日本定義中國人為支那，然後把這些定義通過輿論宣傳機器,國家機器必須動用各種現代的官僚體制、宣傳技巧、工業生產、科學技術、心理催化等強悍而精巧的工具。沒有現代化這一切，大屠殺變得不從想像。為了給集體消滅提供一個最適合的社會、政治、輿論、商業、人種和終極解決的情況，納粹統治力求從整個社會軀體了獲得一個完整的而又在外人看來模糊不可見的死亡牽引器，大規模的理性的大屠殺不會輕易出現，但是其原因又隱藏在社會肌體的內部，是由於往往民眾所擁護的應當就是該反對的。
為了創造更好的世界而非用暴力淨化世界，這是最極端最嚴厲最苛求的道德上的自以為是。大屠殺展示了如果現代性的理性化和機械化趨勢不受到控制和減緩，如果社會力量的多元化在實際中被銷除，那么現代化的理性化和工程化趨勢就可能帶來的後果——因為一個有有意設計、徹底控制、沒有衝突、秩序井然和和睦諧調的社會的現代理想才會有這樣的趨勢。任何基層表達利益的能力和自治的能力得到削弱，每一次對社會和文化多元化及其在政治上的發言機會的攻擊，每一次利用政治秘密之槍隔離出國家不受制約的自由的企圖每一個弱化政治民主的社會基礎的步驟都使得大屠殺規模的社會災難發生的可能性邁了一步。犯罪計畫需要社會工具才會起作用。而那些想阻止計畫實施的人的戒備也同樣如此。西方所鼓吹的沒有現代官僚體系和專家的，以叢林法則或拳頭法則統治的虛構世界形象，在某種程度上暗示了現代官僚體系自我合法化的需要，它將摧毀從不受現代官僚體系控制的動力和偏好中產生的競爭法則。
社會的人種學家，如塑造古來的人種學說，聯繫經濟與社會中人的種類和區分被重新配置，經濟構成因素的重新組織，對於病態事件的重新界定，對於原因的推導，戰爭發展。20世紀發生的其他集體屠殺事件——亞美尼亞人的、赫雷羅人的、波士尼亞穆斯林的、圖西族人的、東歐德國人的、以及東南亞、南亞、中東、巴爾幹半島，非常的許多導致大量死亡的集體強迫遷移和傷亡慘重的社群暴力事件，比昔日的有過之而無不及，20世紀的大屠殺是一個現代現象，為配合國家政府需要而建構。也可以說是現代化國家政府面對的一種反作用，掌權階級企圖把自己的民族主義強加在語言或宗教信仰與自己不同的文明的進程弱化了這種道德驅力，而後由源於新統治結構的控制性壓力取而代之。最平常的人只要被恐懼仇恨及憤怒吞滅，也會變成不折不扣的殺人狂魔，現代國家政府的興起通過訓練和組織，以及武器技術的提升，令大屠殺執行者如機器一般高效和冷血。現在的科技水平全球化的經濟便利的通信大規模的遷徙都能迅速把某一地的危機傳到其他地方。一旦人與人之間接近所自發產生的道德驅力喪失合法性並癱瘓，那么取代它的新力量就有一種前所未有的隨心所欲的自由。它們可以在很大的範圍內製造某種行為：只有掌權的犯罪者才能界定該行為在道德上屬於正當。那些使得工具理性和發展起來為它效勞的人類網路在當前和以往一樣道德盲從的原因，實際上並未發生變化。
二十一世紀產生大屠殺行為的能力，如果有的話，已經增強了。

“死亡方程式——新前衛藝術運動”戴帆個展

死亡方程式——新前衛藝術運動
「思想結構藝術」
戴帆個展
DEATHFORMULA——NEWAVANT-GARDEARTMOVEMENT
DANFANSOLO
藝術家簡介：
通過藝術創造思想結構。——戴帆。

“一件作品必須具備激發人思考的能力”作為前衛的年輕藝術家和設計師，戴帆是當代思想拓展和行動方式最猛烈的破壞者

之一，一直對人類既定的思考慣性及藝術史進行“入侵”。真正讓人成長起來的是對抗而不是順從。儘管他的作品顯著地各不相同，但是每一系列的作品提供了觀察和思考這個世界的全新視角。在他年輕的藝術生涯中，他按照自己的個人標準和原則，一反傳統的觀念和審美，涉及建築設計、景觀設計、室內設計、家具設計以及平面設計等領域，創作了清晰有力風格明確的作品。
“藝術家一生本質上是作為革新者的超前思想與落後的整體社會觀念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過程”。戴帆在2008年的一次演講中提出“走向一種極端的設計”，閃光的思想是極端的產物，這種衝突與性格的結合結果就是帶有強烈個人方法論的破壞系統。在2014年5月戴帆的個展《進化批判》中，展覽中的入口處在一件“凌遲”的作品，紅色的金屬不鏽鋼機器是一種機械自動化運轉的“凌遲”功能的機器，這個機器本身具備高科技和未來宇宙的漂亮風格，機器上的刀子將人身體上的肉切割下來。
在中國元代執行凌遲，把犯人零割120刀，明代執行凌遲時零割遠遠超過了前代。凌遲從文化史的意義上來看，酷刑及其他殘忍行為的狀況是一個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標誌。人類酷刑的方式是由當時人們的生產水平和生活方式決定的。因此，酷刑的產生就表現出原始、野蠻的文化形態。中國的落後導致了它的前衛。

展覽簡介：

1.無與倫比的嚴密性和超越一切的理性

戴帆最新的展覽“死亡方程式”將呈現的是嚴謹的數學邏輯和推理論證，“我喜歡這一切，因為無與倫比的嚴密性和超越一切的理性”。戴帆經營的共振設計公司，以毫不妥協的態度和工作方式堅決對抗全球整體犬儒化的設計生態。他厭惡設計群體在商業化模式侵襲下的對倫理責任文化承擔與創造力的規避。
近年來，他作為建築師設計的一系列具有社會分類學與哲學剖析性的空間，研究空間與發明空間同時發生在項目的過程之中。2014年5月他的個展展出了他對專制主義和酷刑想像的“刑具”系列作品，典型的東方專制主義與中國刑罰程式之間被偽造出堅固的情感和審美聯繫，讓人聯想到人類血腥、暴力的懲罰，呈現一種殘酷的魅力。文化面貌其實和國民性息息相關。刑具同時改變了當代藝術語境下人與藝術之間的關係，被欣賞的對象進化成了對人有攻擊和傷害力的機器魔獸。

2.冰冷的深淵
在戴帆的中學時期，他對數學邏輯的興趣讓他獲得了一些數學競賽的獎項，那個時期他在傳統的藝術與極端理性的數學系統中成長，用他的話解釋，他的成長總是在兩個極端之間來回遊弋，一端是瘋狂、感性的繪畫、雕刻藝術，另一端是冰冷的縝密的邏輯推理，如果這兩個極端的系統有什麼共同點，那就是同時可以將人推向深淵。數學呈現的公式是一種特殊邏輯和特殊直覺的結果，而不是人的感情的結果。糖果般的顏色帶給人僅僅視覺上的欺騙，同時也是視覺與內容的悖論。曾經，圓周率的精確度可以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科學水準的標誌。一個個偉大的定理，猶如一顆顆璀璨奪目的明珠，體現了人類思考的巔峰，其所涵蓋的思想深入各個深邃而不乏實用性的領域。戴帆所呈現的語言展現了高度的概括性，自然語言本身就是一種概況，而數學語言又是對自然語言的概括。如“0,1,2,3,4……”而用數學語言表示就是“N”。這樣縮短了表現形式的長度，卻相應地增加了思維的進度。

3.計算是接近死亡的一種方式
一個無限的逼近死亡的人會有無比的魅力，定理的證明過程由於一次次逼近極限的死亡的窒息的體驗，而每一步讓你感覺到絕處逢生一般的喜悅與新鮮，這是一種思維的極限探險，而這種探險只能在大腦中完成。人類的文明是靠形容詞來支撐的。表達的貧乏，就是精神的貧乏，體現在語言的匱乏和方法的衰竭。

戴帆一直把他研究的對象，例如數、點等等，看成實實在在的自在之物。但是，準確描述這些實體的努力是荒唐的，要問當作實體的這些對象究竟是什麼，這是沒有意義的。在戴帆的“死亡方程式”中，所有的一切論斷都不涉及具體的現實，而只是“不加定義的對象”之間的結構和運算法則。無疑，能夠欣賞數學藝術的只能是少數人，才能品嘗到思想的“特殊樂趣”。另一方面，作為人類精神的最原始的創造，數學展現可我們觀察問題的角度和思考的模式進化的過程。

我們這個世界將用計算器替代精確的感覺，所有圍繞我們的物質和肉慾的東西，都一點點地遭到拋棄。這是一種遠離，一種走向滅亡的疏遠，一望無邊。我們在對數字、公式以及幾何圖形的抽象記號使用中。

各種抽象的形式的模式與抽象的結構而言，描述和分析的最恰當手段就是利用數學記號、概念與程式。當我們觀看數學時，我們無法從表面來把握實質，必須運用我們頭腦和心靈的力量進行思維的運動才能真正的理解藝術，而這種藝術具有無懈可擊的確實性，與狂熱的、極端的肉體感官無關。這是一種與視網膜無關的藝術，它只涉及到心靈和頭腦中意識運行的時候你才能真正領會，否則你將一無所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