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利其人
如果把主流經濟學比作一種宗教，赫爾曼·戴利（Herman Daly）無異於一名異教徒。19世紀70年代以來，新古典學派所開創的“關於效用和自利的經濟學”，在經濟學中占據了主流地位。在很多大學和研究生院裡，經濟學已經被更多地當作套用數學的一個分支，而不是一門社會科學。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經濟過程和物質環境之間存在的持續相互影響，已不在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範圍之內。但值得慶幸的是，主流經濟學的機械教條並沒有被所有經濟學家信奉，以戴利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不懈探索著生態與經濟的相互關係。
1967年，29歲的戴利從范德比爾特大學經濟學博士畢業，作為福特基金會訪問教授來到巴西塞阿拉州立大學，幫助培養經濟學研究生。在這個巴西東北部地區，不斷膨脹的人口幾乎吞噬了一切可用自然資源。這裡的生活經歷使戴利開始將經濟理論與環保主義联系起來，並注定了生態經濟學和可持續發展理論成為其終身研究方向。
戴利模型的核心觀點
可持續發展觀
1987年國際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首次在報告中使用可持續發展概念，並將其定義為“在不犧牲未來幾代人需要的情況下，滿足我們這代人的需要”。WCED的定義儘管內容不是空泛的，但對什麼是發展沒有做出明確的界定，僅僅告訴我們可持續發展的結果應該是什麼。此後，可持續發展研究成為一個世界性的熱門話題。學者們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出發，提出了迥然相異的多種定義，但大多缺乏明確的內涵。戴利風趣地說“可持續發展是一個人人喜歡但沒有人能明確其含義的詞。”那么，什麼是可持續發展呢？戴利在區分了增長與發展的不同實質的基礎上，闡述了可持續發展的內涵。
經濟成長一般定義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可以將它劃分為數量性的物質組成(資源流量增長)和質量性的非物質組成(資源效率改進)。當人類的經濟規模相對於既定的、非增長的、封閉的生態系統來說很小的時候（如農業社會），資源流量增長是主要的，而資源效率改進居於次要地位。當人類的經濟規模相對於生態系統來說很大的時候，繼續維持這種經濟成長方式就不再是合理的選擇。這時，人類的經濟規模已經超越了由環境再生和吸收能力決定的生態系統承載能力，必然導致環境危機的出現，人類的持續生存和發展將難以為繼。此時，人類必須停止物質資源流量的繼續增長，用質量性改進(發展)的經濟範式來代替數量性擴張(增長)的經濟範式作為未來進步的道路。“增長這個硬核必須放在堅硬的生物物理事實之上，然後用道德的錘子砸碎。關注後代、關注次人類和目前財富分配中的不公平，則提供了這把道德鐵錘。”基於此，可持續發展只有在被理解成“沒有增長的發展時-即在地球生態系統生成和吸收能力許可的範圍內，一個由物質-能量產生所支持的持續穩定的物質經濟基礎和質量改善”，對經濟才有意義。
在該分析的基礎上，戴利1990年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三個操作性原則，認為只要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夠遵循這三個原則，那么就會實現可持續發展，即：（1）所有可再生性資源的開採利用水平應當小於等於種群生長率，即利用水平不應超過再生能力。（2）污染物的排放水平應當低於自然界的淨化能力。（3）將不可再生性資源開發利用獲得的收益區分為收入部分和資本保留部分，作為資本保留的部分用來投資於可再生的替代性資源，以便不可再生性資源耗盡時有足夠的資源替代使用，從而維持人類的持久生存。
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基礎
可持續發展研究看似轟轟烈烈、如火如荼，但繁榮無法掩飾其致命缺陷，那便是沒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經濟學基礎。由於找不到相應的經濟學落腳點、立足點和出發點，可持續發展研究更多地停留在對現狀的描述、對數據的羅列、對未來的擔憂以及理想的、空泛的、應然性的政策分析上，最終導致了可持續發展理念與人類行為（經濟行為和社會行為）之間的不可避免而又令人心痛的斷裂。
主流經濟學的先天不足決定了無法勝任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經濟學基礎。經濟學是研究如何將稀缺的資源有效地配置給相互競爭的用途的科學，自從萊昂內爾·羅賓斯的《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一書於1935年問世以來，這個定義就一直占據統治地位。對這一學科來說 ，稀缺性是出發點，但這一點對稀缺性本身來說似乎並不是一件幸事。在戴利看來，稀缺可以區分為相對稀缺和絕對稀缺。前者指的是自然資源相對於人類的無限欲望所表現出來的稀少性和不足，後者是就自然資源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物理屬性所表現出來的稀少性和不足。雖然也有生產可能性曲線、效用可能性邊緣等限制性條件，但在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模型中稀缺性更多的是指相對稀缺性而不是絕對稀缺性，即資源是稀缺的但並不會枯竭。簡而言之，主流經濟學只關心如何最大化、高效率地配置和利用現有稀缺性資源，而不從源頭上關心是否永遠有足夠的稀缺性資源可供配置和利用，更不會面向未來前瞻性地去關心我們子孫後代的資源配置問題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針對主流經濟學在環境問題上的傳統缺失, 1996年戴利出版了集學術生涯大成的《超越增長：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在著作中，戴利建立了一種與主流經濟發展觀儼然有別的新理論框架-巨觀環境經濟學，對包括國民賬戶消費、貧窮、人口、國際貿易乃至宗教倫理等在內的發展問題進行了一系列追本溯源的再思考。學術界認為其是對主流經濟學發起哥白尼式革命的最卓越的倡導者。
根據戴利的觀點，經濟系統中存在三個根本性的經濟問題-配置（效率）、分配（公平）和規模（可持續性）。“經濟學家們已經意識到高效配置和公平分配是兩個獨立的目標，同時他們也大體上認同最好用價格來反映效率，而用收入分配政策來反映公平。最佳規模是第三個獨立的政策目標，同時也需要第三種政策手段。”那么，什麼是規模？什麼樣的規模是最佳的呢？“規模”這一術語是“人口乘以人均資源使用量而得出的生態系統中人類生存的物理規模或尺寸”的縮寫。主流經濟學範式將經濟系統視為一個獨立的系統,可以不依賴除它以外的任何東西而無限膨脹。因此，經濟規模越大越好。然而，在現實世界中，經濟系統作為生態系統的子系統，必然受到環境再生和吸收能力的約束。經濟系統相對於生態系統必然存在一個最佳規模，既不超越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同時又能夠為人類生存帶來持久的、最大化的福利。
生態系統的再生能力和吸收能力共同決定了規模具有最大值，然而最大的規模並不一定是最佳規模。根據個體經濟學的研究，對於企業來說，在其可能的最大規模之前，往往存在著一個最優規模，此時，企業的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而最大規模則可能是反經濟的。微觀的配置問題類似於將既定重量最合理地分配在一條船上。儘管重量被合理地分配，但仍存在船究竟可以承受多大淨重的問題。這一絕對最佳載重量在海事制度中被稱為裝載線。當水位標誌達到裝載線時船就達到了安全承重能力的極限。當然若重量分配不當，水位線就會提前達到裝載線。當然，即使重量被合理分配，如果載重過大，以最佳方式分配重量的船也仍將沉沒。戴利指出，個體經濟學給予的啟示是，擴大所研究行為的規模直至邊際成本恰好等於邊際收益，這就是給最佳規模下定義的條件。戴利將經濟的最佳規模形象的比喻為“經濟裝載線”，巨觀環境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適當的定義和計量社會整體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進而“設計出經濟裝載線，用以確定重量即經濟的絕對規模，使經濟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沒”。
針對傳統發展模式導致的生態危機，戴利提出了穩態經濟思想，實質是將資源流量控制在生態可持續的範圍內，然後提高經濟系統的效率，“而來源於技術知識的改善或是對目標的更深理解，由既定流量規模構成的使用中的性能改善,被稱之為發展。所以，穩態經濟能夠發展，卻不能增長”。
激進的戴利
激進的改革派
一直以來，戴利的生態經濟理論與主流經濟學迥然相異，他本人也被視為經濟學界的一個奧德賽式人物。1988年至1994年，戴利一度作為一名高級經濟學家在世界銀行環境部工作。雖然戴利成功地使世行在政策和項目中關注環境問題，但他的生態經濟理論卻一直難以說服同僚。最終，因不滿官僚作風和陳腐方針，戴利離開了世行，轉就於美國馬里蘭大學公共事務學院任教。這標誌著戴利從最初的信仰者演進為激進的改革派，與整個新古典經濟學分道揚鑣。
戴利就像一個在荒野之中大聲疾呼的無名英雄。雖然難以被主流經濟學界所接受，但卻鼓舞和帶動了新一代經濟學家和環境論者。他播下的思想種子，必將在未來生根發芽，成長為茂密遼闊的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