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0
推薦目錄
第一部
歷史的序幕 1頁
出生當時的環境
從襲爵到任職（1908年-1919年）
從實任札薩克到到升任副盟長（1919年-1925年）
從出任副盟長到國民黨北伐完成（1925年-1928年）
由國民黨北伐完成到滿洲事變（1928年-1931年）
從滿洲事變到百靈廟自治運動的前夕（1931年-1933年）
百靈廟自治運動（1933年夏-1934年春）
百靈廟蒙政會的成立與解消（1934年4月-1936年1月） 86頁
第二部
日本的介入與蒙古軍總司令部的成立（1933年-1936年4月） 1頁
蒙古軍政府時期（1936年5月-1937年8月）
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時期（1937年10月-1939年8月）
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時期（1939年9月-1941年8月）
蒙古自治邦時期（1941年8月-1945年8月）
退隱時期（1945年8月-1948年12月）
阿拉善自治運動（1949年1月-同年12月）
在烏蘭巴托（1949年12月-1950年9月）
最後的一章（1950年9月-1966年4月） 217頁
內蒙古歷史上的德穆楚克棟魯普
佚 名 (蒙古族)
德穆楚克棟魯普是內蒙古自治運動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人物。對他的一生給予什麼樣的結論，始終有過不同的看法，而且這一結論直接關係到內蒙古蒙古民族的榮譽和利益，因而更值得研討。
一、內蒙古當時的歷史背景
德穆楚克棟魯普成長時期是中國和內外蒙古的政治局勢處於劇烈變化、動盪不安的年代。十九世紀末,英、法、俄、日、葡等帝國主義國家先後以不平等條約，強奪在華利益，沙皇俄國通過不平等條約侵占中國144萬平方公里土地，並把東部、華北、西藏等地作為勢力範圍不斷開展侵略活動。中日甲午戰爭(1894年)後，日本帝國主義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國東北地區，1904年，俄、日兩國在中國東北地區爆發了爭奪在華利益的戰爭，俄國失敗後東北地區完全淪為日本殖民地，1932年日本在東北地區建立了"滿洲國"。日、俄戰爭結束後，1912年7月第三次"日俄密約"簽訂時，兩個帝國主義國家把內蒙古分為東、西兩部，相互勾結承諾，"俄國承認日本在東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認俄國在外蒙古和西蒙古地區的利益"。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蘇聯政府輸出革命，支持、支援中國***，出現了與國民黨政府時合作、時衝突的複雜局面。而國內，晚期的清朝政府對內蒙古實行放墾開荒，腐敗的內蒙古王公們把蒙古民族的土地不斷出賣開墾，抵制、反抗放墾鬥爭此起彼落；辛亥革命爆發、軍閥混戰、北洋軍閥政府在內蒙古劃設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個特別區，繼而1928年改為行省，到處設立墾務局、縣制，漢民族大量湧入內蒙古，蒙古民族的生活遭受水深火熱之苦。正是這種環境造就了德穆楚克棟魯普這個歷史人物。
評價德穆楚克棟魯普一生，必然離不開對當時這種複雜的國內外歷史環境的準確認識，不然其結論不會是公正的。
二、德穆楚克棟魯普一生經歷
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年2月出生於錫林郭勒盟盟長兼蘇尼特右旗扎薩克親王那木吉勒旺楚克家。那王去世後，1908年清朝政府按蒙古王公世襲制度，封他為蘇尼特右旗郡王。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加封他為蘇尼特右旗扎薩克和碩都棱親王。1924年，德穆楚克棟魯普升遷補任為錫林郭勒盟副盟長。1925年，德王以西盟代表的身份應邀赴京出席了善後會議，被選為段祺瑞操縱下的臨時參議院參政。從這時期他涉足政治舞台，和貢桑諾爾布、凌升、白雲梯、郭道甫、吳鶴齡、金永昌及西藏宗教領袖九世班禪等人相互交往，探討內蒙古自治出路。這一年他還積極參與了北京的蒙古族各界人士和蒙藏學校的青年學生舉行的，內蒙古人民反對移民屯墾的大規模的遊行請願運動，取得較大影響和效果。同年，二十三歲的德王提出"改革旗政，出問矇事"，加強和擴大蒙旗保全武裝組織，興辦中、國小教育和衛生、工業組織，建立紡織廠。他以保護張家口至外蒙古境內的烏得之間的公路交通為名，向北京政府和各路軍閥要錢要槍，挑選本旗精壯子弟組建起一支500多人的烏（得）滂（江）守備隊。
1928年，國民黨政府將熱、察、綏改為行省之後，為裝點門面，也任命個別蒙古王公上層為省政府委員。德王補選為省政府委員，雖然沒有實權，其地位和影響又進升了。1929年春，班禪活佛應張學良的邀請前去瀋陽，德王也隨同前往。他為了藉助班禪影響實現自己的宏願，邀請班禪長期居留蒙地的建議，還聯絡王公和宗教上層，為班禪分別在蘇尼特右旗和烏珠穆沁右旗各建了一座寺廟。
1930年，吳鶴齡等一大批蒙古族青年不滿國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以內蒙古各盟旗代表組成內蒙古代表團，前往南京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請願，從而促成了1930年南京蒙古會議的召開並通過了《蒙古盟部旗組織法》。對於這一運動，錫盟盟長索王和副盟長德王是贊同和支持，並派代表參加。但後因對《組織法》的內容及與吳鶴齡觀點的分歧，於1931年秋，德王發動了一場以反對《組織法》為引線的"倒吳運動"，得到蒙古各界層及"左"、右兩方面不少人士的支持和回響，形成了頗大聲勢。這次運動雖然沒有給德王帶來什麼具體的成果，但使他結識了不少高層人物，給輿論留下了他是位有能力、有見解的蒙古王公的印象，贏得不少蒙古青年知識分子的傾心和崇信。
德王了解到屬地方自治性質的內蒙古自治，尚在國民黨中央許可之列，便和錫盟盟長索特那木拉布丹、烏盟盟長雲丹旺楚克、伊盟盟長沙格德爾扎布會商，於1933年8月24日在百靈廟舉行了第一次自治會議，發出通電宣布成立"蒙政會"，雲王為委員長、索王、沙王為副委員長、德王任秘書長。實際上具體事宜都由德王一手操辦。同年10月，各盟旗選派代表赴京請願國民黨中央批准"蒙政會"。德王還派私人代表面見蔣介石，一則報告日本人進出西蒙地區，請示如何對待；再則請撥經常費及建築費。這次自治運動得到蒙古各階層和各派的一致贊同、支持。為了安撫民心，穩定邊疆局勢，南京政府於1934年3月，批准成立"蒙政會"，4月在百靈廟隆重舉行了蒙政會成立典禮。蒙政會委員中包括白雲梯、克興額、吳鶴齡等國民黨中央黨政官員，也有阿拉坦鄂齊爾、達理扎雅、郭爾卓爾扎布、卓特巴扎普、尼瑪鄂特索爾、榮祥等各盟旗執政王公。還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識分子為工作人員。德王發動和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終於獲得了成立"蒙政會"的成果，它至少在形式上成為當時國內蒙古各盟旗統一的民族自治機關。
蒙政會名義上雖屬直隸中央的自治政府，但成立之時起就遭到傅作義及國民黨特務的種種破壞。他們挑撥各盟旗之間的關係，拉攏和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強奪蒙旗關稅，使得蒙政會處於內無資金實力，外受省方欺壓和日本西進威脅的困境。其中典型的幾個例子是，1934年8月，蒙政會保全隊總隊長、德王的日文翻譯並為德王辦理對外聯絡事宜的韓鳳林，在北京被國民黨憲兵機關以日本特務的罪名秘密逮捕後處死；國民黨中央政府頒布的"各項稅收在蒙地及向蒙民徵收的部分應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的規定遲遲得不到落實，於1935年秋，德王與傅作義為蒙旗過境稅問題，在烏拉特中旗黑沙圖稅卡發生衝突，幾至交火動武；烏拉特前旗（西公旗）扎薩克去世，其族侄巴圖巴雅爾、石拉布道爾濟二人發生爭襲事件。盟長雲王主張由近支巴圖巴雅爾承襲，綏遠省當局卻硬行將石拉布道爾濟扶上王位。後因該旗貴族內部矛盾日趨激化，發展為德王和傅作義之間武裝衝突的起因，死傷幾十人；綏遠和察哈爾省當局無視南京政府公布的有關政令，仍繼續在蒙旗地區推行屯墾，增設設治局。
在與傅作義的較量中處處敗北，中央政府又"管不住封疆大吏"的處境下，蒙政會步履艱難，一事無成時又遇到了新的選擇。那就是華北被占領，日軍西進已成定局，南京政府無力扭轉、也不阻止這種局面，西蒙不是被偽滿政府所轄就是日本另一傀儡政府所吞併。德王選擇尋求日本翼下的"自治"或"獨立"。
從1935年冬開始德王公開與日本來往，赴長春拜見"偽滿"皇帝溥儀，與日本關東軍頭目建立了關係。這既是日本拉攏德王多年的"回報"，也是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傅作義等地方軍閥魚肉蒙民，侵占開墾蒙地所造成的後果。
1936年初，德王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棄用中華民國年號，改用成吉思汗年號，改元易幟，走上蒙古"獨立自主"的道路。
1936年，雲繼光等人率一千多人在百靈廟兵變。但德王在關東軍的軍械、經費支援下很快建立起兩個軍，九個師的建制軍隊，從而一頭投*了日本，並吹噓："回想起在國民黨政府隸屬之下，等於討飯，今天要上幾支槍，明天要上幾門炮，僅欲編練一師人馬而不可能。現在居然能夠握有兩軍人馬，萬餘騎兵，定能復興蒙古民族，躋於國際強盛民族的行列"。
1937年，德王在日本關東軍直接參與下占領了歸綏市，成立"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把歸綏市改為呼和浩特。後來在張家口擴改為"蒙古聯合自治政府"，1942年又更名為"蒙古自治邦"。
日本戰敗前夕，德王曾與東蒙代表密談，尋求東、西蒙共同出路問題，將雙方軍隊集中起來，組織建立一個蒙古自治國。但因蘇聯出兵突然，德王派代表聯絡未成，只好逃往北平，投*蔣介石。在北平"閒居"三年，他經常與各界人士交往，找盟旗代表、國民黨官員、美國記者等，廣泛建立關係，為內蒙古自主自治開展活動。北平解放前夕，德王沒接受"留在北平迎接***"的建議，在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指使下，到阿拉善盟建立"蒙古自治政府"。不久形勢所迫，他先打算路經青海、西藏，逃亡印度，建立流亡政府，後通過親屬關係和外蒙建立聯繫，1949年12月29日，像"貴賓"一樣的被迎去外蒙，1950年9月18日，以重犯身份被送回國內。
三、對德穆楚克棟魯普一生評價的分歧
德王從當時蒙古民族多次的起義、反抗中得到啟示，運用自己的地位，站到蒙古民族鬥爭前列，面對重重困難和曲折堅持三十多年民族自治鬥爭，是代表了內蒙古蒙古民族民眾的利益和歷史發展潮流的。因而得到了蒙古人民和各階層、各派別的支持。在當時的王公官僚中象他這樣人是屈指可數的。如果沒有象德王等蒙古民族的先驅者為內蒙古自主自治不斷地尋找出路，今天的內蒙古自治區也不可能存在。德王在內蒙古自治運動史上的作用是不可磨滅的。但在近代史中德王始終背有"反面人物"的結論，被予不公正的評價。其主要原因是：
(一)、片面渲染德王與日本"勾結"的一面
我們聯繫當時國內外政治局勢，用歷史的觀點分析德王所處處境，可以公正的評價出他與日本"勾結"的經過、內容、範圍。
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東北近半個多世紀，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當局始終保持著密切關係，允許日本在中國各地公開建立特務機關。1933年5月，國民黨當局與日本侵略軍簽定"塘沽協定"以後，中國失去華北的實際控制權，綏東、察北、冀東已成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當時德王請示蔣介石"日本特務進出西蒙地區如何對待"時，蔣介石的指示是："要以不亢不卑的態度相機辦理"。1935年1攏?斡η找躍??坎砍ど矸菰詮?竦掣嘸痘嵋檣獻鞅ǜ媯?冉現泄?腿氈玖焦?盜Γ?貿齙慕崧凼?與日本立即戰爭，惟有失敗一途"，大談"華北不能保，更談不上蒙疆"。在這樣局勢下，西蒙地區被日本占領只剩時間問題。
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夾縫中，弱小民族為了尋求生存條件，被占領即將成事實的前提下走與日本"合作"的道路，是無奈而唯一的選擇。日本入侵中國既不是德王招來的，也不是德王所能抗得住的。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也既沒有能力，又沒做有效制止，怎能責怪德王"與日本人合作，對他們不忠誠"呢？弱小國家和民族，在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中尋求生存獲得成功的例子不乏其有。在世界二戰期間利用荷蘭和日本之間的衝突搞民族獨立運動，創建出獨立的印度尼西亞國家的蘇加諾這位歷史人物，不就是其中之一嗎？
我們再看一看德王與日本"合作"的內容和範圍
大半箇中國逐漸被侵占的情況下蒙古民族怎樣苟存延續，什麼形式自存，是當時面臨的重大現實。德王既不願和國民黨政府決裂，又因本身的認識局限不能與蘇聯、蒙古聯合。德王出於封建統治階級的意識，始終認為國民黨政府是正統，內蒙古自治必須得到國民黨政府的認可。他與傅作義之間的矛盾雖然水火不相容，但他認為這只是"中央管不住邊吏"。所以，抗戰八年間德王仍與國民黨政府保持藕斷絲連關係，甚至一度實施了逃出的計畫。
1933年成立的蒙政會在傅作義阻梗下處處掣肘，一事難行。當時德王找同僚研究怎樣突破現在的難結時大家認為："蒙古人為自己的利益，跟誰都可以合作，既可和日本合作，也可與外蒙、蘇聯合作"，並提出要走三條路--日本、蒙古國、蘇聯三者中選擇。德王當即表態："走日本路線太危險，日本有領土野心，我們有被吞併的可能；外蒙古赤化後對王公喇嘛的排擠，我們已經由迪魯瓦格根和從外蒙古逃亡出來的人們中聽得太多了。蘇聯是控制外蒙古的，外蒙古的一切無不聽命於蘇聯，步外蒙古的後塵實在危險的很。"可見當時德王的矛盾心理。索王是錫盟盟長，在蒙政會裡雖掛名譽副委員長，但資歷、威信都高於德王，也是對日持強硬態度的、左右德王的人物。索王是一個極講信義的人，心裡雖然對德王的有些作法不盡滿意，可是對外閉口不言。他對日本西進很擔心和心急，曾多次派人給蔣介石、何應欽報告過日本人在西蒙地區設電台、特務機關等活動情況。但得到的只是"盡力拖延日本的行動"的空洞的指示。後來蔣介石還想利用索王阻止德王的"聯日"活動，但索王也看出此時此刻只剩一條路，別無他選。因為，不與日本"聯合"，則不是偽滿管轄，就後來的汪精衛管轄的省、縣了。與日本以"自治"形式"聯合"雖然是飲鴆止渴，在當時的局勢下可以說唯一的一條辦法。後來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1935年何應欽曾問索王，對於百靈廟蒙政會和德王的意見時，索王明確表態："德王是依照蒙古人的公意，而不是出於個人的野心。蒙政會的問題希望何氏以指導長官的立場多予協助"。而何應欽對於日本西進、占領察哈爾、緊接著滲透到錫盟卻無動於衷，說："中央大軍對於日本尚且抵抗不住，蒙古一點點武力更是於事無補"。言外之意，對於日本西進國民黨政府沒有軍事阻擋之準備。1935年冬，由於日本壓力，華北政權形成特殊化、地方化、自治化，在國民政府、日本軍方及地方勢力三方妥協下在華北出現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在日本關東軍主使下，李守信統屬察東警備軍，進住了多倫、張北等六個縣。這樣錫林郭勒完全處於日本下一步行動的前沿。
韓鳳林被殺、德王與傅作義的鬥爭著著失敗、國民黨政府放棄西蒙的態勢，使德王決心倒向日本一方。1935年冬德王開始了他的"聯日"行動。這也是日本方面為西侵而多年搞拉攏、挑撥的"傑作"，是求之不得的結果，所以一拍即合，短短的幾個月中相互往來，求得資金和武器裝備，1936年初便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的初衷是藉助於既成事實的日本勢力建立"蒙古自治邦"或"獨立"的蒙古國；日本軍利用德王是為了擴大和加快侵略中國步伐。蒙古軍司令部成立後不久，日本派駐德王處的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鼓動德王："為了蒙古獨立必須把傅作義從綏遠趕走"。但德王此時還不想與國民黨政府徹底決裂，雖然田中隆吉多次鼓動，德王以"軍隊組建不久，訓練較差"為由推拖出兵。在一次討論會上,田中隆吉大為發火，用侮辱謾罵的言辭"蒙古民族為庸懦無能的民族，還談什麼獨立？"等。這無疑是對整個蒙古民族的侮辱和刺激。但德王不為所動，從大局著眼，堅持了己見。田中隆吉見這一著行不通，只好另組織漢人部隊，從河北、察哈爾省召集土匪、雜兵，組成三四千人的烏合之眾交由王道一指揮，為了急於成功，迫不及待把這部隊投入綏東前線，攻擊紅格爾圖，遭到慘敗。緊接著又組織了王英的"大漢義軍"。王英是河套地區最有勢力的惡霸大地主。傅作義主綏後與他產生利益衝突，被趕出河套，跑到天津租界觀望等待。經過日本在天津的特務人員的鼓動，他出面招兵買馬，組織了"大漢義軍"。當時宋哲元所屬，二十九軍將所屬整建制部隊一批一批混入王英部，為的是從國民黨、日本兩個方面都得到軍需供應，必要是又從內部造成潰退，拉垮王英部隊。後來證明這兩個企圖均已鐧健?
田中隆吉組成"大漢義軍"後，要求"蒙古軍作第二線布置，否則趕走傅作義就要讓王英入主綏遠"的脅迫下，德王只好答應出兵。其結果全面失敗，使傅作義成了得到全國景仰的抗日英雄。
七七事變後德王入主綏遠，建立了"蒙古聯盟自治政府"。1939年9月1日，日本帝國主義將"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合併為"蒙疆聯合自治政府"。雖然從地域上看，這樣比原來擴大了，但卻引起德王的不滿和反對。因為，德王從政開始時，就把蒙古民族的自治自主當做自己追求的目標。現在日本人把親自扶持成立的三個自治政府合併為一個較大行政區域，統一管理，控制財源，搜刮戰略物資，為侵略中國戰爭服務。德王利用"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的權力，由各蒙旗送來蓋有印鑑的公文紙（那時尚未歸屬偽蒙政權的伊盟各旗也送來蓋有印鑑的公文紙，支持和參與此次活動）擬就了反對"蒙疆聯合委員會"的公文，提出："張作霖曾當過'蒙疆經略使'，對東部蒙旗橫加壓迫，強制開墾，引起蒙古人對'蒙疆'二字的極大反感。現在仍沿用'蒙疆'二字，作為代表新政權的名稱，是對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復興蒙古民族，實現蒙古自治'是我們蒙古民族當前的兩大目標"等理由，以蒙文作為主件，日文作為附屬檔案，總共製成六份，分別寄往日本內閣首相、外相、陸相等日本上層機關，表示抗議。但這些都沒有起到什麼作用。1939年4月末，德王被日本軍部邀請到張家口"商量要事"，到達後日軍方宣布"現在就舉行任命儀式"，任命德王為"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總務委員長"。這是日本人當時不得不利用德王的情況下，以任命委員長職務，想封住德王口。對於這樣連推選形式都沒有搞，把中國行政要員直接由日本軍部任命的作法，更使德王有一種被欺騙、玩弄的感覺。
德王妄圖依*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蒙古獨立國"的美夢破滅，平綏鐵路由滿鐵會社管理，蒙疆銀行、郵電事業、礦產開發、畜產收購等都由日本資本家投資經營，實行"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侵略政策，把內蒙古做為吸取原料、銷售商品、輸出資本的殖民地。德王知道再也"合作"不下去了，但又無能力挽回這種已經形成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他便打算出走，對於日本方面的"蒙疆"事宜不過問、不爭執，採取任他們幹的消極態度，與李守信等人聯絡，準備出走。德王受其歷史環境、自身經歷、思想所決定，既不願走向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也不想投向中國***，而是仍想投*有政治關係的蔣介石。因而，他們通過軍統特務在"蒙疆"工作的高榮和馬漢三等又和蔣介石建立了關係。為了穩妥安全，他們計畫從邊境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後再取道蘇聯轉赴重慶。出走的方向和計畫決定後請示蔣介石，蔣介石怕德王到外蒙後與外蒙聯合搞獨立，打來密電稱："佛君（德王化名）南來，抗戰軍民無不歡迎，惟取道北路，殊不相宜（理由是怕蘇聯引渡給日本）。最好取道包頭，渡過黃河，這邊派白海風率隊迎接"。後來又送來蔣介石任命德王和李守信的任命狀。德王再次提出，自己作為"主席"，從張家口到呼和浩特，再到包頭，又渡黃河，容易惹人注意和發覺，請準取道北路赴渝。蔣介石仍不同意，轉來復電指示："取北路南來，絕不相宜。……如果無道路可尋，希無庸前來，留在當地訓練軍民，忍辱負重，以待將來"。1940年春，德王以慰問五原前線軍隊為名，準備逃出，但未走成。不久，日本特務機關偷聽和搜查出與重慶聯絡的電台，呼和浩特警察局長劉建華等人逃走，牽連到好幾人被捕。在這種情況下德王和李守信只好親往日本軍部自首承認。日本軍部田中信一參謀長問德王："這事我也知道了，你為什麼要和蔣介石聯絡呢？對我們有什麼不滿意的事情嗎？"德王回答："因為我不滿蒙疆聯合委員會的成立，不滿意取消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的合併方案，更不滿意不許蒙古獨立建國。適在這時蔣介石派人聯絡我，我就要求蔣介石許可蒙古獨立"。他的這番交代正與主要聯絡人梁芝祥的供詞不謀而合。當時在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中找不到代替德王當傀儡的影響人物，因此日本軍方沒有深究撤換德王，只是警告說："德王這次和蔣介石聯絡，可以從寬不究，如果德王要和蘇聯和外蒙聯絡，那一定要從嚴處理"。後來處死幾名具體聯絡人員，判刑幾人，平息了這件事。
不久，德王看出日本戰敗已成定局，便與東蒙代表密談，準備日本失敗後東、西蒙共同謀求出路問題，將雙方軍隊集中與林西、林東一帶，組織建立一個蒙古自治國。但美、蘇對日宣戰，日本很快宣布無條件投降。蘇聯紅軍逼近張家口，德王派代表聯絡未成，急急忙忙帶部分要員逃到北平，投*蔣介石。
從這些經過上我們可以看出，德王與日本"勾結"純屬於時局所迫，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蒙古民族的生存。脫離歷史背景硬扣"勾結日本"、"出賣祖國"、"蒙*"等帽子，只能說，不是出於歷史無知，就是別有政治企圖。我們客觀地、設身處地地想一想當時的局勢，還有比這更好的選擇嗎？總不能譴責德王"沒上大青山打游擊"、"沒逃到重慶躲避"吧？軍閥和侵略者夾縫中的弱小民族的命運就是如此，這個承重的十字架總得有人背。
(二)、偏離歷史地評價民族主義
德穆楚克棟魯普是個民族主義者。他的一生是為蒙古民族的利益芏貳⑽?曬琶褡逖罷易災魏投懶⒆災髦?返那?垡簧?５比唬??誹跫?⒈救說匚弧⒒肪場⑹瀾綣鬯?齠ǎ?荒苡孟衷詰惱?偽曜祭春飭克??
占領呼和浩特，成立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後，德王怕蒙古地區被蠶食開墾、蒙古語言被同化，計畫以平綏鐵路為界，居住在鐵路以南的蒙民，移至鐵道以北，居住在鐵道以北的漢民，移至鐵道以南，採用蒙漢分開的辦法；又計畫把土默特蒙古青年分期分批移到純蒙旗地帶，恢復其蒙古語言文字，以免受漢族同化。因種種困難和怕引起民眾不滿，這些計畫最終都沒有實現。但在呼和浩特興辦蒙古學院、蒙古中學，免費招生各地學生，培養民族人才；興辦電信、金融、皮革、商業等企業，起步於民族工業之路，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我國從"文化大革命"至今，在"左"的思想影響下只提國際主義，而把民族主義當做反動的資產階級東西來看待。只要民族存在，就存在民族感情；存在民族差別，就存在民族情緒；存在民族歧視和壓迫，就存在民族反抗和鬥爭，是很正常得到道理。在民族壓迫的環境中，民族主義是一種進步思想。德王自認為他搞的是蒙古獨立運動，日本人只是幫助而已。從而一開始對日本顧問和特務機關長的話不大聽，甚至抱怨日本人太霸道，管事太寬。他的這種抱怨表露在與溥儀的談話和對部屬的交談中。當時日本軍的軍事實力還沒有完全控制整個內蒙古地區，他們怕德王倒戈，投向國民黨，所以最初較為依順德王意見。德王獨攬軍政大權，大有我行我素之勢。1939年"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成立後日本對德王的控制加強，從而發生了許多摩擦和矛盾，發展到大有不可終日之勢。至此，德王方始體會到屈膝帝國主義的滋味，感到大不好受。如果長此下去，連自己的性命也難保沒危險。即便是這樣他也冒著生命危險，再次與國民黨建立聯繫，向國民黨政府表白"內蒙古是尋找蒙古民族自治的路，不是勾結日本反對中國"的意向。對於這一歷史，有些人以偏見的眼光認為："蒙古民族遭受當時的國民黨軍閥剝削壓迫是國內矛盾，天經地義，怎么能夠與國外日本侵略者勾結？"俗不知帝國主義和軍閥，只有虎狼之差，哪有對錯之分呢？我們如果分析研究孫中山反對滿清初期的口號和做法、列寧與德國簽訂條約的歷史，再看德王當時歷史條件，不難評出正確的結論。因此，不能把德王反對大漢族主義、反對軍閥剝削壓迫的鬥爭，看成對立漢族勞動人民。
(三)、偏畸地宣傳烏蘭夫與德王的對立。
有些人認為"如果承認德王在內蒙古自治運動中的先驅作用，有損於***和烏蘭夫同志在成立內蒙古自治區的功績"。實際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不會脫離歷史的延續性。內蒙古自治運動起始於德王，烏蘭夫與德王的自治運動區別在於國民黨和***誰掌權的焦點上。
三北地區與蘇聯（俄國）接壤，因此成了各家必爭之地。蘇尼特右旗雖處偏僻大漠，中蒙、中俄陸路交通縱穿全境，是重要通道之一。
1926年春，國民軍被直奉聯軍擊敗，馮玉祥退出北京後，曾派代表前往蘇俄聯絡、求助。馮玉祥的代表途經蘇尼特右旗時，被德王扣留，所乘數量汽車也被截奪。這件事引起了馮玉祥對德王的很大不滿和反感。
1930年，閻錫山派其親信趙太東、仲躋翰越境去外蒙古，想與蘇聯聯繫。路經蘇尼特右旗時被德王的旗防卡哨所發現後扣留，並搜出密信。德王將這一情況向察哈爾省主席劉翼飛和國民黨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張學良作了報告，通過他們轉報了蔣介石。這時正是蔣介石和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的大戰剛結束，德王的這一作法特別引起了蔣介石的重視和信任。
1932年，蔣介石派他的親信桂永清等三人來蘇尼特右旗進行"調查宣撫"。德王熱情迎接和招待，取得信任，並提出內蒙古地區建立一支騎兵自衛師。桂永清愉快地答應，並給蔣介石發電報推薦德王說："將來收拾矇事者，必屬此君"等。不久，蔣介石發電邀請德王前往武漢去相見。後來，1949年北京解放後，任國民黨海軍總司令的桂永清在南京招待德王的一次宴會上惋惜地說："如果依照我從前的計畫，在內蒙古組織起來五萬騎兵，東北不會叫***拿走，也不會造成今天的局面"。這更加證明，當時蔣介石利用德王的目的只是進行"防共"和牽制雜牌軍而已。
1949年，德王在阿拉善盟定遠營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同年9月，隨著解放軍迫進，"自治政府"內部發生分歧，導致分裂，德王出走。這期間，解放軍寧夏軍區致函德王、李守信，勸其投誠；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烏蘭夫也致函德王，望其投降人民，並表示只要歸向人民，一概不咎既往。德王接函後仍不悔悟，竟要求準許由他統一東西蒙古實行"自治"。雖經有關代表多次往返交涉，德王仍頑固己見，說什麼***、國民黨反正都是漢人，"對於蒙古人可能一樣"，繼續標榜"以民族復興事業為己任"，拒絕接受解放。
德王的一生是曲折的。德王終生奮鬥、追求的也不是他個人利益和權力，更不是他一個人的行為。最初的"蒙政會"到最後的"西蒙自治政府"的二十年中，內蒙古東西部至北京、甘肅、青海的幾乎所有蒙古族知名人士、有識之士、各階層、各派別都曾集中於德王的周圍，包括蘇聯、日本留學生、黃蒲軍校畢業生、王公貴族、國民黨官員、甚至八年抗戰時期堅持抗戰的人員。這不僅由於德王的個人品質和任人唯賢的用人胸懷，更主要的是他的事業順應了蒙古民族的要求，代表了內蒙古人民的利益。因此，否定德王不是否定他個人，而是否定幾十年的內蒙古自治運動史。
中國紅軍1935年一到達陝北，***中央就注意到內蒙古地理位置的重要，毛澤東主席曾發表《35宣言》，著手與國民黨爭奪內蒙古的控制權。這時象烏蘭夫等民族幹部顯得特別重要。抗戰期間在延安興辦民族學院，培養民族幹部。抗戰一結束，國共誰勝誰負未決之前，中國***就派烏蘭夫等一批民族幹部，在張家口成立"內蒙古自治運動委員會"，先後解散了德王的"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的替身--蘇尼特右旗補英達來為首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和烏蘭浩特暴音滿達呼為首的"東蒙自治政府"，1947年5月統一成立了"內蒙古自治政府"，建立了全國第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區。毫不誇張地說，沒有德王的自治運動基礎，今天的內蒙古自治區是否存在是個疑問。
烏蘭夫同志適應歷史發展和要求，在德穆楚克棟魯普自治運動基礎上，以更高的立場、認識和方法，領導了內蒙古民族鬥爭。內蒙古自治運動史上烏蘭夫和德王不是對立雙方，是承前啟後的關係。我們應屏棄意識形態的偏見，解脫極"左"框框，實事求是的研究、宣傳德穆楚克棟魯普的事跡，承認他的歷史作用，給予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公正結論，才能取信於蒙古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