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Nothing to Envy: Ordinary Lives in North Korea）是《洛杉磯時報》記者芭芭拉·德米克以半小說形式訪問6位來自北韓清津市的“脫北者”後，於2009年出版的書籍。內容
德米克曾訪談超過100位脫北者，最後把內容聚焦在清津市，因為作者打算描述北韓首都平壤以外地區。書中事件包含了朝鮮饑荒。最後一個章節則是描述角色到達首爾之後的生活，以及北韓2009年貨幣改革的影響。獲獎
本書於2010年獲得塞繆爾·詹森獎和2010年英國年度圖書獎。作者的話
二零零一年，我被派往漢城，作為《洛杉磯時報》的特派記者，報導區域涵蓋北韓及南韓。在當時，作為一個美國記者，訪問北韓是非常困難的。而且，即使千方百計得以訪問北韓，我發現要完成一個報導也幾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 訪問北韓的西方記者們通常都會被指派一個所謂的”看管”， 他的工作就是確保不發生任何沒有官方批准的交談。 同時， 訪問者所參觀的地方都是事先經過精心挑選。 同當地普通市民接觸是絕對不允許的。 在照片及電視裡， 有關北韓人的形象， 不是機器人似的、整齊劃一的正步閱兵， 就是出現在為歌頌領袖而舉行的大型團體操中。 我久久的凝視著這些照片，試圖探究這些面無表情的面孔後面可能的故事。 在南韓，我開始了與脫北者–從北韓逃亡至南韓或者中國的人–進行交談， 一幅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普通百姓真實生活的畫卷慢慢展現在我眼前。我已經為《洛杉磯時報》寫了一系列的文章，這些報導聚焦於來自北韓最北部清津市的脫北者。 我相信， 針對來自同一地區的人員，交談越多，就越容易對一些事情進行相互印證。關於地區的選擇，我傾向於選擇那些遠離北韓政府朝所精心安排的， 專門向外國訪問者展示的地方， 而這也就意味著我所要描寫的地點對我來說是個禁地。 清津市是北韓第三大城市， 而且也是受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的饑荒波及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該地區迄今為止，仍然對外國人完全封閉。我十分有幸能遇到很多非常好的清津人， 他們都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 也絲毫不吝嗇自己的時間。《無可羨慕》這本書就來源於這一系列的報導。
本書是基於七年來對脫北者的訪談。出於保護那些至今仍然生活在北韓的人們， 書中我都採用了化名。 所有的對話都是取自一名或多名當事人的描述。我也盡我所能將所聽到的故事同公開報導的事件進行印證。書中， 對於我個人無法親自參觀地點的描述， 來自於脫北者的口述， 照片，或者影像資料。 北韓在很多方面， 迄今為止， 外界仍然不得而知。 因而，我也不能保證我所聽到的都是事實真相。我所希望的就是，有朝一日，北韓變得開放之後，我們能夠自己判斷那裡到底發生了什麼。
結束語
等待清津主幹道的一個公交站點，二零零八年。
在漢城為《洛杉磯時報》作報導的這五年期間，我參加了大量的，與一些同行、外交官和學者的宴會。無一例外，話題都會轉到北韓，參與者都會猜測著金正日政權什麼時候會垮台。 北韓政權殘喘至今對於一些專業的北韓觀察家來說簡直就是個神話。早至一九九零年代，其近在眼前的覆滅被一致認為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著名的北韓學者尼古拉斯艾伯施塔特於一九九零年六月，在其專欄中發表題為《北韓的崩潰即將到來》的文章）面對諸多質疑，北韓歷經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中國市場化改革，金日成去世，一九九零年代的饑荒，兩屆小布希總統任期後，仍然生存了下來。布希非常著名地將北韓連同伊朗、伊拉克歸為了“邪惡軸心”，且發誓要將金正日像他對薩達姆那樣繩之於法。然而時至二零一零年，布希早已下台，而金正日雖然健康狀況不佳，卻仍然在位。作為二十世紀最後一個獨裁者，他就是一個應該被拋棄在歷史塵堆里的活化石。
金用像在冷戰高峰期一樣的方式，統治著他的國家，炮製著一些誇張的宣傳，禁止大部分外國人到訪，用核武器和飛彈威脅著或真實或臆想的敵人。北韓經行過兩次核試，一次在二零零六年，一次在二零零九年。美國幾屆政府，近二十年的外交努力卻未能達成協定，在該協定下北韓將放棄它的核計畫，而作為回報，它將獲得美國外交上的承認，並簽署永久的和平協定，終結韓戰。在本書籍寫期間，南北處於一九九零年代早期以來關係最為緊張的時期。在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六日，一聲爆炸將在黃海執行任務的南韓巡邏艦，天安號，炸的四分五裂。四十六名水兵喪生。南韓於五月二十日宣布調查人員發現確鑿證據證明該艦是受到北韓的魚雷攻擊。威脅要以武力應對的南韓切斷了對北韓的所有經濟援助。
二零零七年當選的南韓保守派總統李明博終結了在金大中“陽光政策”下同北韓持續了十年的經濟、文化交流。一度成為北韓最重要的硬通貨來源的金剛山旅遊項目，也於二零零八年北韓拒絕為一次很明顯的誤殺南韓遊客的事件中道歉後，而中止了。
平壤在好戰的同時，經濟上也強硬起來。在其它共產世界都臣服於資本主義幾十年後，金正日仍然幻想著像他父親在一九五零年代那樣運作其經濟體系。如果可以，他將把這個國家大幅度的帶回過去，禁止那些讓宋女士生存下來的市場化改革。 在過去的幾年間，勞動黨發布了一連串旨在收緊市場經濟自然運作的愚蠢規定。除了四十歲或以上的婦女，禁止其它人成為商販；所有的男人及年輕女性都要向其工作的國有工廠報到，而不論工廠是否能發得出工資。對於什麼能買、什麼能賣的限制也越來越多。特別警察終日遊蕩於市場內，罰沒新近限制的非法商品。對於大米，玉米及大豆則以荒唐的藉口在市場被嚴格限制交易，他們稱這些糧食會流入中國並最終被賣給在南韓的敵人。黨也發布禁令針對中國洗漱用品（聲稱那些東西會導致皮膚生水庖）和零食（聲稱他們會導致腸胃疾病）。從中國購入的比較時尚的服裝也以太過於妖艷和反社會主義為由被禁止。
如果沒有什麼冠冕堂皇的藉口，黨就僅僅告訴人們不應該購買“中國製造”，因為他們需要支持國貨。“我們應該購買我們北韓自己的產品而不是中國的。但是北韓什麼都不產–所有的東西都來自中國–所以我們沒東西可以買，”我在二零零九年在中國採訪的一個沮喪的北韓商人這樣說道。“我們的將軍希望將社會主義帶回它原來的樣子。”
直到最近，人們都想方設法瞞著警察，將那些被查禁的東西藏在桌子底下，或者檢查之前趕緊轉移。但是二零零九年晚些時候事情發生了變化，其時勞動黨拖出了他們的重炮。在十一月三十日，黨宣布廢除當前所有流通的貨幣，發行新鈔。表面理由是通過剔除舊鈔面值的兩個零用以預防通脹，當時每三千五百朝元兌換一美元，為的是“加強國家貨幣幣值，以及穩定貨幣流通”，這是勞動黨的官方解釋。實際上這是個詭計。北韓當局意圖罰沒人們在市場上積累的財富。規定限制人們可以將不超過十萬朝元的舊鈔兌換成新鈔，這就意味著沒人可以在他們的名下有多過三十美元的財富。 北韓當局對貨幣的改革總共經行過五次，最近一次是在一九九二年，但是這次人們在市場上辛勞，積攢了些積蓄，這樣那些新生的中產階級一夜之間都被剷除。
“我不知道怎么解釋。就好像頭要炸裂了。一天之內你所有的錢都失去了。“很多人因承受不了這樣的打擊，而被送進醫院，”一個來自茂山的十七歲女孩告訴我，當時我正在中朝邊界中方一側對新近抵達的脫北者進行採訪。那個女孩三個星期之前剛剛逃出。 隨著貨幣兌換，勞動黨下令關閉所有的市場並禁止使用外國貨幣。這次人們憤怒至極，開始反抗。 警察試圖驅逐商販關閉市場。人們不是按照指示去上交失效的貨幣，取而代之的是，有人把它們丟進廁所，拋入大海，或者就在大街上散發–作為消滅他們賺了些錢的證據，也表達他們的憤怒。 在清津有一個人因為焚燒這些失效的貨幣而被指控叛國，因為他將印有金日成肖像的紙幣扔進火里。 人們被告知在國有商場裡，他們可以以大幅下降的價格買任何他們想買的東西；構想一下，之前大米的價格要二千五百朝元，而用新貨幣只是二十五元。但是在政府的商場裡，沒有大米，玉米，麵粉，和食用油出售。
隨著市場關閉，只有很少的商販在陋巷裡賣食物，價格也是高得離譜。一公斤大米的價格等於兩周的薪水。一個雞蛋就是一個星期的工資。一天之內，價格就可以翻翻，甚至翻三倍，外幣的兌換匯率也是巨幅變化，以至於外貿幾近停滯。 幾個小時之內，高麗飯店的兌換匯率，大多數來平壤的商人都入住這家飯店，可以從四十一朝元兌換一歐元變化到一百二十朝元兌換一歐元。根據你所獲得的匯率不同，飯店裡的一杯咖啡的價格從十一美元到三十二美元不等。平壤幾乎所有的餐廳和商店都關了門。在北韓運作的僅有的一些外資公司也威脅要撤出。經濟，實際上，崩潰了。
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末，勞動黨不得不撤回對市場的禁令，到來年二月，總理金永日（不要同金正日混淆）罕有的向公眾道歉，他承認貨幣改革沒有經過“充分準備”而倉促推出，黨對其造成的“人們巨大的痛苦”感到遺憾。為了強調歉意，當局找了個替罪羊，計畫和財政部部長，朴南基，時年七十二歲，一個經常陪同金正日出鏡的黨的堅實擁護者。據報導稱，他在三月中旬被行刑隊於平壤體育場被處決。
遺憾歸遺憾，但卻不能挽回所造成的損害。中國商人現在不太願意賒銷，而他們北韓的貿易夥伴又沒有錢。我三月里在邊境地區遇到的北韓人說現在食物比自一九九零年代以來任何時候都緊張。同時，由於南韓化肥、種子援助的減少而引發的減產也愈加惡化其對經濟的衝擊。
“形勢讓人無法忍受。人們又開始挨餓，”五十六歲來自茂山的自稱名為李美熙的一個健談的女人告訴我，她剛剛在十二月中旬，也就是貨幣改革兩周后跨越了邊界，現在她每天通過非法的中國手機同留在國內的成年兒子通話。“現在不像是一九九零年代的情形，那時候食物是逐步消失的。一天又一天，所有東西一點點的崩潰。沒有人在背後說什麼，但是現在人們怨聲載道。”
我的一個朋友會定期去北韓的羅津市，一個位於清津以北的貿易特區，說他三月早期去那裡時，市場上沒有大米，蔬菜，水果，玉米，只有數量很少的一點麵粉。他定期會送一瓶蘇格蘭葡萄酒的一個北韓官員收到禮物時有點失望。“下次帶些大米好了。” 經濟上的慘敗對北韓政權來說來的真不適時宜。金正日正在試圖推出其最大膽的舉措：將其幼子定位接班人。金正恩，生於一九八二或八三年，即使按照北韓標準-也是個神秘神秘人物，在此書籍寫期間，他可能走在平壤的大街上而無人認識。勞動黨於二零零九年末開始宣傳金正恩（或者至少他的思想，因為他從未在公眾露面），在平壤的黨幹部也呼籲慶祝其二零一零年一月八號的生日。當年晚些時候，他的畫像也被提議掛在他父親和祖父的傍邊。 因為金正日很明顯的健康狀況不佳，繼承事宜被加速推進。在二零零八年的一次中風中，他的左手部分癱瘓而且據報導還患有腎臟疾病，可能是糖尿病和癌症。一個我三月去中朝邊境地區時採訪的來自鹹興的五十歲婦女說她在一個思想學習中被告知金正恩。“在培訓課程期間，我得知他非常年輕，不到三十，而且因為他很年輕，人們都說他肯定很聰明會帶來新的繁榮。”另一些人則沒有這么樂觀。“當他爸爸把這個國家弄得一團糟，他的人民都在餓死的時候，我們能從金正恩那裡期盼什麼？”那個來自茂山的婦女李美熙說道。
當北韓糧食短缺，這個政權就用更多的宣傳來餵養它的人民。在平壤，年輕的黨幹部站在昏暗的街燈下，念念有詞的誦讀那些要求背誦的金正日關於他提高人們生活水平計畫的新年講話。海報們呼籲大家努力工作，通過左一個“一百五十天戰鬥”，右一個“一百天戰鬥”來發展經濟，呼籲大家為國家多做犧牲。 他們被告知，到二零一二年北韓慶祝金日成誕辰一百周年的時候，他們的努力工作會有回報。宣傳稱到二零一二年，北韓將成為一個“強大興盛的國家。”但是，人們普遍懷疑。“他們說形勢會好轉，到二零一二年人們的生活會很好，但是我可以做個算術–只剩下兩年了–現在人們還在挨餓，我不知道怎樣可能好轉，”一個二十八歲的，二零零九年從平壤郊區逃至中國的婦女說道。在二零零八年晚些時候，當我最後一次去北韓的時候，為了二零一二年的運動已經展開。在平壤我很意外的看到有半打的新建設項目在建之中，還有很多其它建築被腳手架覆蓋著，在進行裝飾。 鏈鋸和衝擊鑽的聲音也不絕於耳。比起亞洲其它國家日新月異的的首都來說，這算不了什麼，但是在平壤就非常引人注目，因為這個城市看上去像停滯在一九六零年代里。除了些領袖的紀念碑，過去十年平壤沒有任何新建建築。我的導遊告訴我到二零一二年將有十萬套住宅完成建設。
經常上演革命歌劇的平壤大劇院也在裝修之中。作為最老的也是最雅致的電影院，大同門電影院業已完成裝修。最讓人驚奇的是平壤最臭名昭著的爛尾樓，一百零五層的金字塔形的柳京飯店，正立面開始施工了。由於缺乏資金，施工停工超過了二十年。一家埃及企業集團，Orascom已經同意接管此項目，作為其投資四億美元建立行動電話網路的一部分。這個網路現在已開通，雖然電話還是只能撥打當地電話，但是它已經將北韓拉入二十一世紀。 九月里，我在平壤的那一周天氣很溫暖，我看見幾個婦女穿著曲線優美的高跟涼鞋。我還第一次看見有個肥胖的中年婦女–不是美國肥胖症的那種程度但是也足夠讓我舉起相機試圖在她消失在轉角之前將其拍攝下來。
平壤經常被說成是個波將金村，一個用於吸引外人，精心設定的圈套。一個外國參觀者很容易被那些穿著得體的，展現在不同場合的人們給矇騙過去–例如，一個打著腮紅，穿著傳統服飾的年輕女子坐在金日成雕像下的混凝土長凳上，假裝讀著書。要好一會兒，你才能發現畫面里有點不對勁。 我曾經看到過一隊穿著幹練的士兵手捧鮮花，走向雕像。當他們深深鞠躬表達尊敬的時候，他們的褲腳被提上去了，此時我發現他們都沒有穿襪子。軍隊里長期缺乏襪子。
在二零零八年早些時候，陪同紐約交響樂團，我又一次去了平壤，這個城市還為聖誕節而點亮了彩燈。金日成廣場沐浴在泛光燈之下，花束狀細小的白燈也照亮了主幹道。代表團一行，包括音樂家和記者，超過百人入住羊角島賓館（通常被人們將其戲稱為“惡魔島”，因為它地處河中心島，這樣可以防止遊客外出）。雖然時值二月，外面天寒地凍，室內卻熱火朝天，我們都脫掉只剩下T恤。還設有一個有網際網路接入的新聞中心。正餐是多道主菜的隆重晚宴，上了包括三文魚，烤蟹，羔羊肉，野雞排和維也納風味朱古力蛋糕。
我們的早餐自助餐桌用冰雕和西瓜雕刻裝飾，其間滿是食物–可能有點奇怪，但是那可真是一個大展示。即使最頑固的記者都對北韓形勢的好轉印象深刻，現在它正從一九九零年代的艱難的行軍中逐步的恢復。
當然，我們是被特意安排之。但這也是個信號，在像北韓這樣一個機制不良的國家裡，是嚴峻形式中的一束亮光。在交響樂團及其隨行人員離開之後，網際網路也隨之消失。這束亮光熄滅了。音樂會後的一周，我打電話給聯合國糧食計畫署駐平壤的代表，Jean-Pierre de Margerie，他告訴我，“你們剛一走，所有又回歸了黑暗。”
世界糧食計畫署，是目前在北韓境內各種援助機構中最大的，對北韓的經濟形勢做了個不樂觀的評估。在二零零八年夏天，對二百五十個北韓家庭做的一個抽樣調查發現多達三分之二的家庭在他們日常飲食仍然食用野外採摘的野草或野菜做補充。因為缺乏食物，大部分成年人不吃午餐。 當問及他們在哪兒獲得下一頓食物時，這些受訪者回答不知道，或者提供些模稜兩可的答案，例如“我希望我住在集體農莊的親戚今晚能給我帶一些馬鈴薯，”有些受訪者當被問到這個問題時，只是哭泣，據de Margerie的描述。
聯合國機構研究長期營養不良的人群多年。“教師報告孩子缺乏活力，社交和認知力的發展滯後。 工人無法全天工作，完成任務的時間也更長，”一組美國援助機構在二零零八年另外一份報告中這些寫到。醫院員工報告他們可見由於營養不良導致消化疾病增長了百分之二十至四十。
一旦你離開平壤，真實的北韓就出現了，即使通過巴士或者快速開動的轎車的車窗也能看見。甚至駐平壤的外國援助機構的官員，沒有陪同也不允許深入鄉村。二零零八年的九月，在一次短途旅行中路過南浦 （一個西部沿海城市， 在那裡美蘭第一次見到死人） ，我看見很明顯是無家可歸的人就睡在主幹道傍的草叢裡。還有些人就蹲著，低著頭，很明顯在這個工作日的早晨十點，他們無所事事。沿著路邊的人行道，一個大概九歲左右的男孩，赤著腳走著，他穿著髒兮兮的工作服，衣服的下擺都快到了男孩的膝蓋。這是我第一次親眼見到聲名狼藉的Kochebi，流浪的燕子。
從平壤到南浦二十五英里的路上，沿路都是很明顯的證據，表明北韓身體健康的人都被招去從事糧食生產。中年的辦公室婦女列隊出發前往農村，隨身帶著筆記本，肩上扛著鏟子。在道路的一邊，老年人跪著，用手仔細在草地里篩選可以吃的野菜。鄉下也到處瀰漫著糞便的臭味，人們仍然用它代替化肥。卡車們冒著濃煙，很明顯被改造成燃燒木材和玉米棒來驅動，而不是以汽油做燃料。人們背上背著沉重的袋子，弓著背，沿著生鏽的鐵軌走著，這些鐵軌很明顯很多年都未曾用過。
在這本書里記錄他們生活的這幾個人，還能通過在茂山、會寧，和其它一些可以撲捉到中國信號的邊境城市裡的非法電話，同在清津的親人聯繫。大部分人也可以通過在中國的中間人送錢過去。並且，至少到貨幣改革之前，這些脫北者的家庭是鄰里之間最富裕的。“我丈夫說安全特工們經常有事沒事就去他那裡。他們甚至會專門過去刮個鬍子，因為他們都知道只有他有刮鬍刀，”玉熙告訴我。 但是貨幣改革奪去了這些家庭多年的所有積蓄。“以前生活就很艱難，但是那之後更加艱難了，”當我在二零一零年一月，貨幣改革六周之後我看見她時，宋女士這么說。她和其它一些像她一樣的人擔心北韓政局不穩定，因而它會鋌而走險，導致對這些脫北者家庭的報復。
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也導致犯罪的上升。清津已經見證了大量可怕的謀殺。宋女士二女兒的丈夫在鐵路上做安保直到二零零六年，之後他和他妻子在玉熙的邀請下來到南韓。當他叛逃的時候，有非常多的竊賊從貨物倉庫偷食物，而保全們都配了槍枝，上了實彈，執行一律射殺的命令。類似的命令也被運用保衛鐵路沿線狹長的玉米地，那裡種的玉米只用於分配給鐵路職工及其家屬。清津令人驚奇的還有嚴重的毒品問題，因為“冰毒”或者水晶毒品甲基苯丙胺，很容易獲得，這些冰毒都是在一些小工廠生產後，在城市裡及中國的邊境地區銷售。它很便宜而且能降低食慾，使得它非常適合北韓人的生活方式。
在清津沒有我在平壤看見的那種有新建築動工的小景氣。除了沿著主要道路新建了一些加油站，多年來在城區沒有什麼大的建設項目。最新的建築是一棟俗氣的粉紅色房子，那是在一九九零年代末期建造的用於展示金正日花，一種以親愛的領袖命名的花卉。它沿第一大道的主立面被重新粉刷以清淡柔和的冬青和桃紅的色調，但是屋頂檐口卻是斑駁破碎–時時刻刻的威脅著其下的行人。新的海報以固定的間距在馬路邊出現，鼓吹著政府關於重建經濟的最新口號：kyungjae jeonsun，經濟前線。幾年前，私人餐館在曾經是國營餐館或公司的空房子裡開業，有一些還設有卡拉ok，但是大多數沒堅持多久又都關門了。 “清津看上去像個時間在倒退的城市。所有的東西都處於破損狀態，而且越來越糟，”世界糧食計畫署亞洲地區總監，Anthony Banbury說道，他於二零零八年訪問了這個城市。“大多數工廠都沒有運作的跡象。八個煙囪里最多會有一個冒煙。”
為了夢寐以求的外匯，當局在過去幾年裡，允許少量的的參觀者訪問清津，通常都是去七寶山，一個對南邊開放的旅遊景點，或者從那裡回來時路過。外國人對它不會留心。我的一個在二零一零年去過那裡的歐洲朋友描述清津是個“難以置信的悲慘”城市。包括老小的工人大軍在市中心修路；我朋友注意到他們從早上五點開始工作直至深夜，肩挑背扛，用錘子把大石塊敲成小塊。“那景象同我看的關於囚犯的電影場景一模一樣，”他說。 Eckart Dege，一個很慷概的為我這本書提供照片的德國攝影師，他在二零零八年去鏡城的路上也見證了類似的手工勞作，鏡城也就是美蘭和俊相長大的地方。“差不多有幾千幾千的人們，在山上鏟土，然後抬下來，然後一小堆一小堆的倒在地上，就像他們在建造金字塔一樣，”Dege說道。在城裡，他還注意到異常大量的人們蹲在地上，這個場景差不多成了北韓的標誌，膝蓋彎向胸口，
靠腳踝平衡。“在世界的其它地方，人們總是在忙些事情，但是這兒，他們就這么坐著。” 這是很多人所注意到的北韓人的現象。由於沒有椅子或長凳，人們就沿著馬路邊，在公園裡、市場上，往往一蹲就是幾個小時。他們就這么直勾勾的看著前方，好像在等待什麼–等電車，也許，或者等過路車，一個朋友或親戚。也許他們不是真的在等什麼東西，
他們只是在等待著某些事情的變化。
芭芭拉·德米克
二零一零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