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懷念滿濤同志
有一位朋友（他是搞文藝評論的）讀了我的《探索集》，寫信來說：“我覺得你律己似嫌過於嚴格，當時有當時的歷史條件，有些事不是個人可以負責的。”
他的話里還有可以商量的地方。首先，我對自己並無嚴格要求，倘使要求嚴格，我早就活不下去了，因此我總是事後拿悔恨折磨自己。說到責任的問題，我想要是我們能夠丟開“明哲保身”的古訓，用認真負責的態度待人處世，那么有些事可能就不會發生，有些事就可能改換一個面目。……
我想起了一件事，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張滿濤同志。
我和滿濤同志間並無私交。關於他的事情我知道很少。一九四○年我在上海寫《秋》兼管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編輯工作，在我編的一種叢書里收了一部滿濤的譯稿，就是契訶夫的四幕劇《櫻桃園》，它是李健吾兄介紹來的，我只知譯者懂俄語，喜歡契訶夫，所以譯得好。一直到解放以後我才看見滿濤同志，見面的次數不多，大都是在學習會上，偶爾也在戲園裡，見面後我們只是點頭握手，至多也不過寒暄幾句。
一九五五年發表的關於胡風問題的第二批材料中出現了給滿濤信里的幾句話，講到什麼“組織原則”，我也搞不清楚，但不免為他擔心。不過出乎我的意外，他好像並未吃到多少苦頭，過一個時期又出頭露面，仍然是市政協委員，他譯的書也還在出版。他喜歡看川戲，川劇團來上海演出，我總有機會在劇場裡遇見他。
於是來了所謂的“十年浩劫”。我後來給朋友寫信說：“十年只是一瞬間。”其實那十年的歲月真長啊。這之間我聽到不少關於熟人們的小道訊息。我也曾想到滿濤，後來我聽說他在幹校做翻譯工作，再後又聽說他身體不好，同時我看到了他和別人一起譯成的小說。人們說他工作積極。
一九七五年秋天作協上海分會給“四人幫”的爪牙徹底砸爛，我被“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專搞翻譯的××室，不管我本人是否願意，而且仍舊是“控制使用”，這正是對我這個不承認“人權”的人的懲罰。我藉口身體不好，一個星期只去兩個半天參加政治學習。頭一次去參加傳達什麼檔案的全體會議，走進弄堂不久看見了滿濤，他也發現了我，很高興，就到我身邊來，表示歡迎，邊走邊談，有說有笑，而且學著講四川話，對我很親切。這樣的遇見或談話我們之間有過幾次。我初到××室，很少熟人，滿濤的笑語的確給我帶來一些溫暖。我聽人說，他身體不好，有一次昏倒在人行道上；又聽說他工作積極，總是爭取多做。我便勸他注意身體。他笑笑，說，“不要緊”。
又過了一些時候，時間我記不準確了，大約是一九七六年七八月吧，總之是在“四人幫”活動猖獗的時期，一天上午我在××室四樓學習，開始時學習組長講了幾件事情，其中的一件是關於滿濤的。據說滿濤原來給定為“胡風分子”，應當接受監督勞動，當時由於疏忽沒有照辦，但是二十年來他表現很好，因此也就不必監督勞動了。不過據某某機關說這項“反革命”帽子是張春橋領導的十人小組給戴上的，不能變動，應當拿他當反革命分子看待，剝奪他的政治權利，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我一下子發愣了。哪裡會有這種道理？二十年很好的表現換來一頂“反革命”的帽子，就只因為當初給張春橋領導的小組定成“胡風分子”。我又想：滿濤怎么受得了？！然而沒有人出來發表意見。我那時還是一個不戴帽的“反革命”，雖然已經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在學習會上心驚肉跳，坐立不安，只想如何保全自己，不敢講一句真話。而且我知道我們的學習組長的想法不會跟我的相差多遠，即使是他，他也不敢公開懷疑某某機關的解釋。
這以後我就沒有再看見滿濤，只有一次學習結束我下樓，在樓梯口遇見他，我想打個招呼，他埋著頭走開了。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忽然要宣布他是“反革命分子”，又無法向人打聽。後來我無意間聽人說，這裡的負責人看見滿濤態度好，工作積極，想給他摘掉“胡風分子”的帽子，就打了報告到上級和某某機關去請示，萬萬想不到會得到那樣的答覆。這可能是一種誤會吧。但是這裡的負責人卻不敢再打報告上去說明原意，或者要求寬大。於是大家將錯就錯，讓滿濤一夜之間平白無故地給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
我不聲不響，又似怪非怪。我當時正在翻譯亞·赫爾岑的《回憶錄》，書中就有與這類似的記載，可見“四人幫”乾的是沙皇乾慣了的事情，但是包括我在內沒有一個人敢出來發表不同的意見，講一講道理，好像大家都喪失了理智。
然而事情並沒有結束。不久毛主席逝世了，我們都到出版社的大禮堂去參加了弔唁活動。過兩三天在我們的學習會上，組長宣布室里要開批判滿濤翻案的小型會議，每個學習小組派兩個代表參加。關於翻案的解釋，據說我們出去參加弔唁活動的時候，滿濤給叫到××室來由留守的工宣隊老師傅監督並訓話，滿濤當時就說他“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會亂說亂動”。這便構成了他的所謂翻案的罪行。這樣荒唐的邏輯，這樣奇怪的法律，我太熟悉了！造反派使我有了夠多的經驗，我當然不會再相信他們。但是我仍然一聲不響，埋著頭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實際上暗暗地用全力按捺住心中的不平，惟恐暴露了自己，引火燒身。我只是小心地保護自己，一點也未盡到作為一個作家、作為一個普通人所應盡的職責。幸而下一個月“四人幫”就給粉碎了，否則誰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總之滿濤給保全下來了。他在身心兩方面都受到大的損害。有一個時期人們甚至忘記給被冤屈者雪枉，為受害者治傷。但是這一切並不曾減少滿濤的工作的積極性。用“積極性”這樣的字眼並不能恰當地說明他的心愿和心情。人多么願意多做自己想做而又能做的事情！果戈理、別林斯基……在等待他。他已經浪費了多少寶貴的時間啊。他本來可以翻譯很多的書。但是留給他的時間太少了。就只有短短的兩年！他死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我到龍華公墓參加了他的追悼會，見到不少的熟人。這追悼會也就是平反會，死者的冤屈終於得到昭雪。
在靈堂內外我沒有講一句話。肅立在靈前默哀的時候，我仿佛重見滿濤同志笑臉相迎的情景。望著他的遺像，我感到慚愧。我想人都是要死的，人的最大不幸就是活著不能多做自己想做的工作。滿濤同志遭遇不幸的時候，我沒有支持他，沒有出來說一句公道話，只是冷眼旁觀，對他的不幸我不能說個人毫無責任。
作者簡介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說《家》《春》《秋》，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說《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