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黎群[原中央紀委教育室主任]](/img/5/b1d/nBnauM3X2ATOyMzN5YjNzETO1UTM1QDN5MjM5ADMwAjMwUzL2YzLyA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張黎群[原中央紀委教育室主任]")
人物簡介
胡耀邦同志會見張黎群（右）張黎群同志原名黎儲力、張佛翔，1918年5月5日出生於四川省蒲江縣。從青少年時代起，他就追求真理，嚮往民主進步。
1936年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成都從事抗日愛國學生運動。1937年奔赴延安，先後在陝北公學、馬列學院學習，1938年3月在陝北公學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張黎群同志歷任中共四川樂山地區中心縣委組織部長，中共濟南市委青委書記兼市委學校黨委書記、共青團市委書記等職。在嚴酷的戰爭年代，他不怕困難，不怕犧牲，對敵鬥爭堅決，出色地完成了黨組織交給的各項任務，為中華民族解放和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張黎群同志歷任中國青年報社副總編、副社長兼總編輯，團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共青團中央委員、常委，全國青聯委員，中國青年報社社長兼總編輯，中國新聞記協常委，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任中共米脂縣委書記，中央工業部辦公廳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南局辦公廳副主任兼辦公室主任。
《胡耀邦傳》（張黎群擔任主編之一）在此期間，他勤奮敬業，出色地完成了各項工作，特別是為創刊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張《中國青年報》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中國青年報》因其生動、活潑、富有朝氣和創新精神，受到毛主席表揚。1956年當選為中共“八大”代表。1966年，下放任中共綿陽地委副書記。“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遭受迫害，被監禁達七年之久。但他對黨忠貞不渝，堅持原則，只說真話，不說假話，與林彪、“四人幫”的迫害進行了堅決鬥爭，以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參加勞動和自我教育，從而積蓄起過人的體力和意志。一俟“審查”結束恢復組織生活，他便無怨無悔地投入工作，表現了一名共產黨員崇高的革命氣節。
1973年後，張黎群同志任四川維尼綸廠黨委書記兼廠長，重慶市委委員。
1978年平反後，任浙江大學黨委第二書記兼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長、黨組書記。
1982年領導創立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1983年調中央紀委工作，參與組建教育室並任主任，為開拓黨的紀檢教育事業嘔心瀝血。
1986年3月離休，此後繼續發揮餘熱，全身心投入預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繼續擔任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會長，領導研究會發展成為在國內、國際上有影響的學會之一。他主持創辦了《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雜誌，組織編寫了《青少年犯罪年鑑》，1998年舉辦全國首次禁毒教育展覽並組織編寫了《禁毒教育叢書》。
2002年，在中國青少年犯罪學會成立二十周年大會上，他獲得了大會頒發的特別貢獻獎。他同時擔任孔子基金副會長、中華名人協會副會長等社會職務，並為創辦我國第一張老年報而奔波，做了大量有益於國家和人民的工作。
2003年3月11日22時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
人物生平
1918年5月5日生於四川蒲江一個富甲鄉里的地主家庭，書香世家。他原名黎儲力，參加革命後為適應工作需要曾改名張福祥、張佛翔，發表文章用筆名黎群。此後張黎群就成為他的正式的名字。
他的幼年，正是四川軍閥混戰的時代。他家在偏僻的川西，離縣城還有十幾里地，是占地二十來畝的深宅大院，大門上高懸著四尺長三尺寬的油漆匾額，刻著金光閃閃的四個大字：“文光射斗”。大院處於青山綠水之間，四周林木蔥蘢，院內花木蒼鬱，冷清寂靜。可是在那樣的亂世，也並非世外桃源。在他7歲的時候，幾十個武裝匪徒衝進大院，把這個家洗劫一空，他險些喪命。家裡在縣城裡的親戚家租了幾間房，讓他和弟弟到那裡繼續讀書。
他家附近有個高橋鄉，1925-1927年大革命時代，在這裡，有個三十來歲的教師陳紹洲以自己微薄的積蓄辦了一個育才學校，廣收弟子。他家境貧寒，勤奮好學，正直勇敢，熱心公益，為老百姓伸張正義。他出面組織農會，發動農民抗捐抗稅，領著農民遊行，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成為毗鄰各縣農民運動的中心。1927年四川反動勢力向這個育才學校進攻，武裝鎮壓農民協會，陳紹洲被迫出走。這個人成為少年黎儲力心目中的榜樣，深刻地影響了他的人生道路。
他父親黎魁士，是茶商專科畢業生，當時在川北廣安三匯鎮當了個稅務局長，要家庭教師帶兒子到那裡去，在父親身邊讀書。在千里行程上，滿眼都是窮困的人民挨餓受凍啼飢號寒的景象，令他驚訝不已。一幕幕人間慘狀，刺痛了他幼弱的心靈。他多年忘不了這次旅途所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悲慘的人群。想到自己和一些富家兒郎飽食暖衣，悠遊自在，簡直是生活在天堂里。如此貧富懸殊的社會能夠改變嗎？這個問題也使他不時地思考自己的人生走向。
“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父親問他：“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嗎？”這是《論語》里的一句，老師給他講過。他回答：“這是說，有志之士，應該四海為家，遠走創業；留戀家庭，是沒有出息的。”
由父親安排，母親帶她離家，到了成都。他在家長的管束和家庭教師的教導下讀了六年書，舊學新學都有底子。在成都以優良的成績考入省立南城國小高級部，吃飯住宿都在學校里。教務長兼級主任羅靜宜，雖不是共產黨員，卻有遠大理想，有愛國精神，有民主思想，以她的高尚的品格培育了學生嚮往真理的人生信念，引導了學生的抗日救國活動。
從讀國小的時候起，他就開始以“同等學力”跳級，高小才讀了一年，就考取國中；讀了一年半，就考進高中；沒讀完，就在1934年寒假作“萬里之行”，直奔南京。1934年在南京中央大學化工系當旁聽生。1935年1月，考入南京兵工署學兵隊。過了一個月，就覺得結業後只能做些技術工作，離救國救民很遠，前路茫茫。當了一百天兵，就”開小差“跑了。以後考入上海大夏大學中級部，被當局集中在蘇州實行軍訓。在軍訓隊傳閱上海寄來的進步刊物《生活周刊》等，受到軍訓教官威脅，又逃走了。
1936年回到成都，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開始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37年到延安，在陝北公學、馬列學院學習，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結束學業後，又回到四川。一回來就先與父親作了一次懇談。父親喜好康有為、梁啓超著作，又深受五四運動影響，是個愛國民主人士。他到延安去，在全家是公開的。參加革命活動，是受到父親支持的。從延安回來，在懇談中父親說：”自古忠孝不能兩全，你為國盡忠去吧！我支持你們的事業，盡力而為。”
從1938年冬到1940年春，他在成都任地下黨的西北區委書記，《戰時學生旬刊》總編輯。1940到1941年在川西夾江、川南樂山、川東涪陵等地做秘密工作。他父親黎魁士提供了《戰時學生旬刊》缺少的費用；還變賣十畝良田和幾十兩鴉片煙土，把錢交給樂山中心縣委負責人張文澄等，作為地下黨活動經費。他以中學教員的身份作掩護，在特務分子眼皮底下來來去去，有四年光景。幾次在特務機關的黑名單上出現，幾次遭到搜捕，卻處處讓他們落空。
1942年秋天，他奉調到南方局宣傳部，上了紅岩，在董老麾下工作。一個人，一張桌，一張床，住在哪裡，就在那裡辦起公來。他以恩來同志為榜樣，在董老指導下，調查研究，從現實社會裡發現問題，蒐集材料，形成選題，寫成文章。就這樣在紅岩培養起來他的寫作能力，形成他的文章揮灑自如、不拘不泥、行雲流水、如好友談心的風格。
青年組既要與青年民眾經常聯繫，又要保證他們的安全。為了遮掩局外人的耳目，青年組住在七星崗德興里一座兩層小樓里，取名“星廬”，對外說是《新華日報》記者部。他們見人就送給一張名片，上面印的頭銜是“新華日報記者”。黎群和劉光、語今等都在那裡住，在那裡工作，在那裡接待青年朋友。
在當時最繁重的動員和安排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到中原解放區去兩大任務中，黎群都擔負著主要責任。1945年初，若飛同志出題目要他寫文章，一篇題為《革命青年的崗位在前線》；一篇題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文章用張黎群之名在《新華日報》上發表。這些文章在青年中引起了強烈反響，也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一個小特務寫報告，摘了文章中的一些句子，冠以標題：“共青乾張黎群供稱共黨青運方針”。“共青乾”者，共產黨的做青年工作的幹部之謂也。“供稱”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慣用的誣衊語言，凡是共產黨發表的言論，他們引用的時候都說是“供稱”。這份報告被我們潛入的同志看到了誤解了，引起了一段意外的波折。經過審查，冰消雪釋。這件事情充分說明紅岩在“審乾”中對人格的尊重，與“搶救”那一套完全不同。這在黎群的心中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
澄清了問題以後，黎群被任命為《新華日報》研究室主任。1946年5月隨周恩來同志到南京梅園新村，參加籌備出版《新華日報》南京版。
全面內戰爆發後，他到了蘇北解放區，在《新華日報》華中版任研究部和通訊部副主任。不久，隨蘇北解放軍向山東轉移，到臨沂地區，與《大眾日報》的同志們匯合。
1948年，大反攻的時刻到來了，春天，解放軍打下了山東中部的濰縣、坊子，這是當時解放的頭幾個重要城市之一，成立了濰坊特別市。他負責創辦《濰坊日報》，頭一次被委任為總編輯。秋天，解放濟南後，他又回到青年工作崗位上。興辦濟南市團校，當了校長，吸引大批剛從舊社會解放出來的青年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創辦《青年文化》雜誌，當了社長，把眾多青年集聚在這個刊物周圍。他集中精力研究解放後的青年問題，一年半寫了三十多萬字這方面的文章。
1949年初，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他作為代表參加了大會。次年到團中央工作，任宣傳部副部長。接著，就參加創辦《中國青年報》。“三十而立”剛出頭，當了中央團報的總編輯。1951年4月27日，面目嶄新的《中國青年報》創刊。
1952年之後，在胡耀邦指導下，力求把報紙辦得生動活潑，切入現實，與廣大青年息息相通，休戚相關，憂樂與共。可是，戰爭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新聞管理體制，“一邊倒”的照搬蘇聯新聞工作經驗，與新中國和平建設的形勢不適應，束縛了辦報人的創造性，也不能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他深深憂慮，立志改革。
1957年5月16日，他在首都一次新聞工作座談會上發言，懇談自己的改革構想。然後開始試行，初步改變了報紙的“布告牌”、“留聲機”的形象，大受讀者歡迎。好景不長，一個月後形勢大變。反右派運動來了，他的處境岌岌可危。尚好，胡耀邦向鄧小平力保，他得以免於戴帽，只是受了嚴重警告處分。在接受批判之後，1958年初，在北京白雪茫茫的冰涼日子裡與《中國青年報》告別。他帶著幾十個人的與“右”字沾邊的知識分子隊伍，到陝北“改造”去了。
六十年代，他被調到西南局任辦公廳副主任，辦公室主任，一度下放任綿陽地委副書記。
“文革”開始，因曾在《成都晚報》和《重慶日報》上開闢《巴山漫話》、《夜談》兩個專欄，發表了一些憂國憂民的文章，成為“西南的小鄧拓”，被報紙點名批判，繼之以關押、勞改，七年半後才獲釋。走出大牢後，他什麼名義也沒有，以“高級臨時工”的身份，領著兩三萬工人建設起來了兩個特大型企業：四川維尼綸廠，瀘州天然氣化工廠。
“文革”結束後不久，他過去所受的錯誤處分和批判，有關單位都正式作出決定，完全否定了。
他一度擔任黨的重慶市委委員等職務。撥亂反正之初，因多年“以階級鬥爭為綱”而缺少科技人才，急需大量培養，他被調到浙江大學任黨委第二書記、第一副校長，試行教學改革，修建破蔽的校舍。
他仍然特別關心青年，主動提出到新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擔任青少年研究所所長。在“不正之風”開始成為國運所系的大問題的時候，他被調到中紀委主持新組建的教育室，開展黨性、黨風、黨紀教育。這時他仍不肯放棄青少年研究所的工作。離休後，還關懷著青少年，為青少年犯罪率上升而憂心忡忡，志願擔任青少年犯罪研究會會長，還寫了一系列論文，探討青少年犯罪的特點、原因、規律，編刊物，出叢書，開展國內國際有關這一課題的學術交流。他說：“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有了優秀的青年一代，民族才能進步。青年的面貌，代表著國家未來的面貌。為青年工作，就是為未來工作。”
他幾經風雨，而永遠年輕。可是，完全沒有想到，他經常鍛鍊老而益壯的體格，末後竟然也患了與朱語今幾乎同樣的病，胰頭癌。與病魔苦鬥了一年，終於也”走“了。
人物評價
張黎群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
張黎群同志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嚴峻考驗，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歷經風雨，幾經磨難，以一種超常的樂觀和堅強面對人生際遇，不懈奮鬥，始終把自己的生命和黨的事業緊密相聯，無論在炮火硝煙的戰場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都表現了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他忠於黨、忠於祖國、忠於人民，旗幟鮮明地維護黨和人民的利益，時刻關心黨和國家的命運，關心紀檢宣傳教育工作，關心青少年事業的發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衷心擁護並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擁護改革開放，認真學習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同黨中央保持一致。
他具有堅強的黨性和高度的組織觀念；他遵守黨紀，堅持原則，實事求是，顧全大局；他善於學習，任勞任怨，勇挑重擔，開拓進取；他作風正派，光明磊落，廉潔奉公，不謀私利；他艱苦樸素，勤奮工作，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他團結同志，平易近人，聯繫民眾，關心下屬。他深受幹部和民眾的尊敬和愛戴，為我們樹立了學習的榜樣。
張黎群同志熱愛青年，長期從事青年工作，深入調查研究新時期的青年問題和預防青少年犯罪問題，主持編寫了許多學術專著、期刊，出版了《一本未寫完的書》和《黎群青年研究文集》；他還組織並主持了《懷念耀邦》和《胡耀邦傳》的編寫出版工作。
他在重慶市委和《當代雜誌》開辦“與青年黨員談心”的專欄，堅持數年為其供稿，為社會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誨人不倦，始終著力將傳統美德與先進文化融合貫通，吸引、團結和帶領了青年同志們勤奮工作，建功立業。
張黎群同志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黨的紀律檢查事業和青少年教育事業貢獻出了畢生的精力。他的逝世使我們失去了一位好黨員、好乾部，他的革命精神和優良作風永遠值得我們學習。他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的崇高品質和高尚風範將永世長存。
張黎群同志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