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溥幼嗜學，所讀書必手鈔，鈔已，朗誦一過，即焚之；又鈔，如是者六七始已。或問：“何勤苦如此？”曰：“聊以強記耳。”右手握管處，指掌成繭。冬日手皸，日沃湯數次。後名讀書之齋曰“七錄”。
溥詩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對客揮毫，俄傾立就，以故名高一時。
譯文
張溥從小就熱愛學習，凡是讀過的書一定要親手抄寫，抄寫後朗誦一遍之後就把它燒掉，又重新抄寫，像這樣反覆六七次才停止。有人問他：“你為什麼像這樣勤勞刻苦呢？”他回答說：“不過用這種方法勉強背誦罷了。”他右手握筆的地方，指掌上長了老繭。冬天手指凍裂，每天要在熱水裡浸泡數次。
後來他把他的書房名為“七錄”。張溥寫詩文的思路靈敏快捷，各方來徵求詩文的人，張溥連草稿也不起，當著客人的面揮筆就寫，一會兒就完成了，因此張溥在當時很有名氣。
注釋
注釋
（01）嗜(shì )：特別愛好，喜好
（02）鈔：通“抄”，抄寫
（03）已：停止，完
（04）一過：一遍
（05）即：就，立即
（06）焚：燒
（07）如是：像這樣。是：這樣
（08）始：才
（09）管：筆管
（10) 皸(jūn)：皮膚因受凍而開裂
(11) 沃：浸泡
（12）湯：熱水，開水
（13）名：命名
（14）齋：指書房
（15）征索：索取
（16）草：草稿
（17）毫：毛筆
（18）俄頃：一會兒
（19）就：完成（靠近）
（20) 以故：因為這個原因
（21)名：命名
（22)錄：抄寫
（23）數：多
（24）索：索取
（25）之：的
文學常識
強。“強”這個詞有兩個讀音。讀qiáng的意思，主要和“弱”義相對，是“剛強”、“堅強”、“強悍”等意思，和今義差不多。讀qiǎng，主要是“勉強”、“竭力”、“硬要”的意思，如本文“聊以強記耳”，句意是“姑且用這種方法勉強背誦罷了。”有如《問說》“強以為知”，這個“強”，就是“硬要”的意思，句意是“硬要裝作懂得”。
文史常識
《明史》。《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後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傳二百二十卷，表三十卷。清代張廷玉等編撰。它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記載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檢崇禎十七年（公元1664年)兩百多年的歷史。其卷數在二十四史中僅次於《宋史》，而其修攥時間之久、用力過勤，卻大大超過了以前諸史。《明史》修成以後，其中雖有一些曲筆隱諱之處，但仍得到後代史家的好評。
道理與啟示
道理
表達了張溥刻苦學習，堅持不懈的精神。也表達了張溥很有才華的精神。
只要刻苦認真地做一件事，總能取得成功。
啟示
(1)我們要學習張溥，勤奮學習,認真刻苦。
(2)只有像張溥這樣以學習為樂，才能達到這種求學的境界。
(3)努力，興趣加勤奮才能取得成功。
作者
張溥（1602～1641）明代文學家。初字乾度，後字天如，號西銘。江蘇太倉人。崇禎進士，選庶吉士，自幼發奮讀書，明史上記有他“七錄七焚”的佳話。與同鄉張采齊名，合稱“婁東二張”。張溥曾與郡中名士結為復社，評議時政，是東林黨與閹黨鬥爭的繼續。張溥在文學方面，推崇前後七子的理論，主張復古，又以“務為有用”相號召。一生著作宏豐，編述三千餘卷，涉及文、史、經學各個學科，精通詩詞，尤擅散文、時論。代表作有《五人墓碑記》。
張溥張溥，字天如，號西銘，明末太倉（現 在江蘇省太倉市）人。晚明政治活動家和文學家。在文學上，針
對當時士大夫空疏不學的弊病，他提出“興復古學”的主張，同時強調“居今之世”，必須“為今之言”，“務為有用”。他寫過不少抨擊時政的文章，內容充實，風格樸質。曾編輯《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著有《七錄齋集》等。
明末蘇州府太倉人張溥是當時赫赫有名的文人領袖，他一生仕途不得志，但影響很大。中進士後，選為翰林院的庶吉士，這是讀書人飛黃騰達一個極其重要的起點。《明史·職官志》載：“（庶吉士）選進士文學優等及善書者為之。三年試之。其留者，二甲授編修，三甲授檢討；不得留者，則為給事中、御史，或出為州縣官。”庶吉士品秩不高，沒什麼權力，但作為朝廷的後備高幹培養，前景遠大，明清兩代，只有入翰苑者才能進內閣，死後諡號帶“文”字。
可張溥做了庶吉士不久，便回到老家，再沒有起復，一直通過復社的力量來影響政局。作為一個文人，沒誰願意隱居幕後，都喜歡走上前台做官，實現平生抱負。張溥這樣過早地退出仕途，是不得已為之，也可以說是一個志大才高卻缺乏從政藝術的文人性格使然。
張溥中舉前，已名滿天下，吳偉業等人拜他為師。崇禎三年（1630年）張溥和弟子吳偉業以及復社的同仁楊廷樞、吳昌時、陳子龍一起中舉，崇禎四年（1631年）他和吳偉業一起會試、殿試中式，吳偉業為榜眼，張溥為庶吉士。復社諸人開始大規模進入政壇，這應當是一個胸懷治國平天下之志的文壇領袖很好的仕途開端，但張溥錯過了這樣的機會。
按慣例會試的主考官由內閣次輔當主考官，首輔因為要以政務為重，一般不充當主考。但當時的首輔周延儒看到此次會試天下名士甚多，想將他們收羅為門生——門生是當時政壇高官非常重要的資源，便破例自己做主考，次輔溫體仁當然不高興了。所以張溥還沒有進入官場，已經被動地捲入高層權力鬥爭。
張、吳中進士後，按慣例新進士試卷要印發天下，作為《高考作文指南》之類的書供後來的舉子學習，序言一定要由房師來寫，以示師生名分。可吳偉業這位會試第一名、殿試第二名的科場新貴，稿子出版後不請提攜他的房師李明睿作序，而由同年中進士且名次不如他的張溥作序。這當然壞了官場不成文法，李明睿當時已經是尚書級別的官員，大怒，要削掉吳偉業的門生資格，後來吳偉業負荊請罪，風波才平息。李明睿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官場的體例，並不是仇恨嫉妒張溥。張溥作為文壇領袖，應當很了解這個規矩，開始就應當謝絕吳偉業要他作序的請求，儘管他是吳偉業實實在在的授業之師。風波起來後，對李明睿的憤怒更應給予理解，可他卻很不高興，和李明睿因怨生隙。
周延儒因為要籠絡張溥等復社名士，對他恩禮備至，因此他才可能進入翰林院。此時，作為一個剛剛進入政壇的新進士，不管民間的聲望多高，張溥聰明的做法應當是擺清自己的位置，好好在翰林院歷練，依靠首輔這棵大樹，等待機會。
可張溥太過於狂傲。翰林院的規矩，新來的庶吉士見到館長就如見嚴師，見到先進翰苑的前輩要稱晚進，坐在一起開會時只能老老實實坐到角落裡。這和現 在軍營里新兵見老兵，大學中新生見老生沒什麼區別。可張溥大約覺得自己名氣比他們都大，根本不管這一套，替天子草擬誥命敕令時，也語氣太大。同館的翰林當然看不慣，向內閣告狀。首輔周延儒替他好言委婉解釋，而次輔溫體仁恨烏及屋，就說：“他有什麼了不起的，庶吉士本來就是照例培養的後備人才，能成才就留下來，不成才就離開唄，讓張溥走人有什麼難的？”
被內閣二把手批評了，一個新進士本來就應當自省，及時調整心態。可張溥正好相反，他蒐集溫體仁結交宮內太監，重用同鄉等事情，草擬奏稿，讓學生吳偉業上書參劾溫體仁。吳偉業比他的老師腦瓜子清楚，知道自己剛剛進入朝班，去參劾一個內閣二把手實在太有風險，但師命難違，便折中了一下，將張溥的草稿有所增損，改成參劾溫體仁的親信兼同鄉蔡奕琛——當時的一個員外郎。但這事的前因後果怎瞞得過官場老手溫體仁？溫體仁早準備重重懲處張溥，多虧周延儒拉了張溥一把。但張溥已經徹底得罪了內閣次輔溫體仁這一派，再加上李明睿時時找他的茬，他沒法呆下去了，崇禎五年（1632年）碰上葬親，請假回家守制。
吳偉業作為張溥的門生，會元榜眼連捷，讓天下讀書人羨慕。士林盛傳出自張溥門下的人必定能很快發達，這實際上是把一個品秩很低的官員放在火上烤。張溥還在京師的時候，遠近的士子跑到他太倉的家裡，向著北面遙拜，稱弟子，請掌管復社名錄的人加上自己的名字。等張溥告假回鄉時，來拜見他請他收為弟子的更是絡繹不絕。崇禎五年（1632年），張溥在蘇州虎丘主持復社大會，自己任社長。《復社紀略》載當時的盛況：
“先期傳單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餘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鱗次布席皆滿，往來絲織，游於市者爭以復社會命名，刻之碑額，觀者甚眾，無不詫嘆，以為三百年來，從未一有此也！”
本來守制三年，張溥還有機會東山再起，但他作為一個在籍守制的官員，這動靜實在太大了。任何一個專制政權，對民間結社都是十分警惕的，對張溥這類民間意見領袖防範甚嚴，以在野之身，都能影響朝局，要是讓他占據朝廷重要位置，那還得了。而崇禎六年（1633年），他仰仗的周延儒告老還鄉，死對頭溫體仁升任首輔，張溥就更沒希望重回官場了。
張溥閒居在家最後鬱鬱而終，是個悲劇。歷史上張溥這類志大才高卻終身不得志的文人還很多，蘇轍對他哥哥蘇軾的評價是：才高為累，道大難容。固然說出了一部分的真實原因，但還有一些原因沒有說出來，就是這類大才子，眼高過人，對許多碌碌之輩、鼠蛇之徒瞧不起，不願意引為同道，可官場上更多的卻是這類人。在才氣和志向上，張溥這種人可能高於那些鼠蛇之輩，可在從政的技術層面，張溥這類人往往是低能兒，遠不如他們的政敵。從張溥初入官場的表現來看，他實在不適合從政，過早地被淘汰是很自然的事情。
出處簡介
出自
選自《明史·張溥傳》，本文又名：《溫額外·溫錄齋》.
《明史》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原刻本《明史》《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後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傳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記載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
（公元1368年）至朱由檢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歷史。其卷數在二十四史中僅次於《宋史》，但其修纂時間之久，用力之勤卻大大超過了以前諸史。修成之後，得到後代史家的好評。清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31中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背景
明史封面清朝入主中原之後，轉年即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癸亥（十一日），御史趙繼鼎奏請纂修《明史》（註：趙繼鼎奏請纂修《明史》的記載，見於《清世祖實錄》卷15，何冠彪《順治朝〈明史〉編纂考》一文首揭此事。但清廷何時決議纂修，尚無確切史料證實。清代官書中亦不見有關纂修《明史》的詔令，《清世祖實錄》中僅見幾位總裁於順治二年五月癸未的上奏，其中言，“臣等欽奉聖諭，總裁《明史》”，並提出副總裁及纂修人員名單。這種“欽奉聖諭”，很可能僅是早朝時的口頭指示而已。以往論著稱順治二年五月“詔修《明史》”，表述確實有所不當，準確言之為：順治二年五月，清廷組成《明史》的纂修人員。），得到了清廷認可。其後，大學士馮銓、李建泰、范文程、剛林、祁充格為總裁，操辦此事。是年五月，由總裁提名副總裁和纂修官，並設收掌官七員，滿字謄錄十員，漢字謄錄三十六員， 揭開了清朝官方纂修《明史》的序幕。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開明史館，因纂修《清世祖實錄》而停止。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徐元文為監修，開始纂修明史。於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最後定稿，進呈刊刻。《明史》是我國歷史上官修史書中纂修時間最長的一部。如果從清順治二年（1645年）開設明史館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進呈，前後歷時九十四年。假如從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組織班子編寫起至呈稿止，為時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