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鹽官
鹽稅是清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兩淮鹽稅更是一度占到稅收的四分之一，清史中有“鹽道一官，尤關國課”“兩淮行鹽，國課攸關”的說法，因此，清朝歷代統治者對兩淮鹽官的選拔任命均十分重視。自康熙起，兩淮鹽官這個肥缺向來由內務府的家奴如曹寅、李煦等擔任，且個個貪污，無廉政可言。據《清宮揚州御檔》中的檔案資料記載，康熙末年，在揚州有這樣一個鹽官，他以操守清廉而獲舉薦，因不與貪官同流合污而遭誣陷，後經康熙帝幾番秘密調查，最終又獲昭雪。雍正三年（1725年），在其告老還鄉時更是留下一段佳話，此人就是張應詔。
“廉能”為先
獲舉薦
據史料記載，康熙親政以後，“銳意整飭吏治，屢詔群臣薦舉天下廉能官”，選官以“廉能”為先。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有大臣舉薦官員時說“有才及謹慎者不乏人，而操守實難知”。康熙帝御批“清操如何可廢？”“時天子廣厲風節，群士慕效，吏治丕變。循吏被薦膺顯擢者，先後踵相接。”康熙喜好清官循吏，上行而下效，各級官員便紛紛向皇帝舉薦操守廉潔的下屬，這便形成了一種清官與清官相互舉薦的局面。正是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之下，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兩淮運使空缺，尚書趙申喬推舉潮州知府張應詔能耐清貧，可為兩淮運使。對此，康熙帝認為：“清官不系貧富，張伯行家道甚饒，任所日用皆取諸其家，以為不清可乎？一心為國即好官，或操守雖清，不能辦事，亦何裨於國？”康熙雖然嘴上說，一心為國的就是好官，那些廉潔奉公但辦事不力、工作能力差的人，對朝廷又有什麼用處呢？但還是毫不猶豫地把張應詔從潮州知府擢升到兩淮運使的重任上。由此看出，康熙對張應詔這個“操守雖清、不能辦事”的清官還是很滿意的。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十二月，皇帝諭大學士等，對張應詔的工作表示認可：“內外官員，無論滿、漢大小……爾等善為留心。昔年九卿保舉兩淮鹽運使張應詔操守好。如此等人，俱屬難得。”
康熙密訪
作調查
皇帝利用自己的親信收集各地官員的情報，在現在看來已不是什麼秘密。對於張應詔，康熙帝自然也會通過各種渠道了解他的任職情況。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二月二十四日，李煦在一份奏摺中提到了張應詔。康熙隨即在朱批中追問張應詔的情況：“運使張應詔為人何如？有清名否？”李煦回覆：“奴才查得張應詔每歲用商人經費銀數千兩盤纏過日，就其目前而論，操守算好，但才具平常，自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到任以來，不曾做得一件正經事，為人心性執滯，未見明通……”從李煦的奏摺上看，他對張應詔的評價比較消極，一方面為了逢迎皇帝，承認了張應詔的廉潔操守，另一方面抨擊其“不乾正經事”來宣洩對張應詔的不滿。這也難怪，從歷史上看，李煦無疑是個貪官，而張應詔卻是個清官，清官對於貪官而言本身就是異類，因此，李煦巴不得張應詔這樣的“另類”鹽官早日調離。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李煦的任期屆滿。他循例於四月二十六日向皇帝遞交了《奏報兩淮鹽務情形並鹽臣張應詔操守如舊事》的摺子，他在奏摺中提出：“竊兩淮煎鹽灶戶，其每日所煎之數必立法查明，然後不敢賣於私販而盡賣商人，若不查明煎數，則灶戶奸良不一，難得無售私之弊。”同時指出“張應詔煎數未查，人事不免缺略”的工作失誤。當然，對於康熙帝熱衷的操守問題，他不忘最後說上一句，“再訪張應詔之操守依然如舊，合併奏明，伏乞聖鑒”。沒想到，康熙並未糾結於張應詔的失職，反而對他的操守如一表示出滿意，他在朱批中說：“從來操守亦是難得，往後再看再說。”話雖不多，但暗中考察的結果卻已明了。是年冬，張應詔繼任巡鹽御史。
無端蒙冤
終昭雪
在巡鹽御史的位置上，張應詔的政績雖在史料中無從考證，但他被貪官們孤立和邊緣化，甚至被驕橫的鹽商們欺凌的情況確實有據可查。
長期以清官自居，不與貪官為伍的張應詔十分迂腐，不明白“眾口鑠金、積毀銷骨”的道理，到了康熙六十年（1721年），他積攢的那些操守名聲已經被大肆詆毀殆盡，並傳到了康熙帝那裡。
李煦在同年八月初八日的奏摺中說：“奴才近見兩淮官鹽壅滯，私販直達江、廣口岸，以致商皆虧本，公私交困。皆由司鹺者恩威不立，疏通無術，是以怨聲沸騰。蓋張應詔本系迂腐書生，未曾歷練，臨事束手。聞眾商總有公務進見，或議論參差，應詔不能決斷，輒雲太爺們，你饒了我罷。兩淮傳為笑談。其舉動如此。至其操守，亦聞不能如前……”李煦堅決不放過這次詆毀張應詔的好機會，不僅一口咬定張應詔無能，更捕風捉影地說他“操守不能如前”，直指康熙的痛處。以康熙的精明，不會不明白，鹽務制度的弊端在於鹽商與管理鹽政的官員互相勾結，官員從鹽商手中收取巨額稅課之餘還要胡亂攤派、貪污索賄，鹽商則從官員手中獲取鹽業專營權成為一方富豪。這種制度上的弊端不是一兩個有才幹的鹽官就能解決的，故才選了張應詔這樣的清官任巡鹽御史。如今張應詔的“操守不能如前”，豈不是重蹈李陳常（前任巡鹽御史，亦曾以操守清廉著名，後貪腐暴露而身敗名裂）的覆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張應詔終因不與貪腐的兩江總督常鼐同流合污而受其誣陷。好在繼任的巡鹽御史魏廷珍據實查案，為其平冤昭雪。
一生廉潔
“無餘財”
雍正三年（1725年），官至鴻臚寺少卿的張應詔告老還鄉，史稱其“一生廉潔，歸田後無餘財”。辭官回鄉那天，張應詔帶著了十餘擔行囊，於是又有小人謠傳，張應詔這個大貪官，裝了十幾擔金銀珠寶，滿載回鄉去了。雍正帝非常清楚張應詔的清廉，也很欽佩他的操守，絕不相信有這等事情，於是向張應詔詢問，愛卿帶了不少東西回老家吧？張應詔坦然應答：“確有物資十餘擔。”出於對張應詔的信任，雍正也想要在朝廷上樹立為官廉潔的榜樣，傳旨讓張應詔把帶回家的行囊在朝堂之上當眾打開檢驗。結果行囊中所攜之物，無非“十餘擔書籍，幾擔犁耙農具，少許衣物”。雍正問張應詔，為什麼帶這些東西回鄉？張應詔回答說：“故里貧瘠，農具不足，故攜而助之。”此語一出，朝堂之上，眾臣無不嘆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