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培基[中國著名翻譯家]

張培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任教，系福建福州人，出生於1921年。中國當代著名翻譯家。

主要經歷

張培基[中國著名翻譯家]

85歲時的張老

張培基先生,中國著名翻譯家，傑出教授，先後在解放軍洛陽外國語學院，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任教，系福建福州人，出生於1921年。早年移居上海，在那裡接受了初等和中等教育。張先生1945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英國文學系，同年任《上海自由西報》英文記者、 英文《中國評論周報》特約撰稿者兼《中國年鑑》（英文）副總編。1946年赴日本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任英語翻譯，隨後留學美國，就讀於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英國文學系研究院。1949年新中國剛剛成立幾天，他便毅然飛回了祖國的懷抱。那一年張培基先生年僅28歲。之後，他在華北大學、革命大學學習並參加了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張先生1951年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歷四載。1955年起他便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外國語學校（今洛陽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執教，一乾就是25年。隨著該校校址遷移，張家口、北京、洛陽等城市都留下了他的足跡。1980年張先生轉業到地方，開始在北京對外貿易學院（今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任教，1991年退休。他曾任研究生導師，北京市高級職稱評審，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理事，外文出版社英文翻譯顧問，獲國務院頒發的突出貢獻者特殊津貼。他的名字已經被列入《中國翻譯家詞典》，在當今中國翻譯界有著重要的地位。幾年來，他一直在為《中國翻譯》雜誌的"翻譯自學之友·漢譯英練習"專欄撰稿，這些譯文自然流暢並且極具文采，充分體現了譯者的翻譯理念，實乃翻譯作品的經典，令許多讀者和翻譯愛好者受益匪淺。這些譯文後來被收進《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集結出版，不但為中國學者進一步研究翻譯理論與技巧提供了豐富的實例文章，而且為外國學者研究中國五四以來知識分子的思想發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目前他還擔任《英語世界》雜誌的顧問，同時他也是北京一所民辦學校的顧問，作為一名老教育家，他為該校的師資培養做出了很大貢獻。

工作業績

張培基[中國著名翻譯家]

張培基先生在譯壇孜孜不倦地耕耘了50年，他的譯著和專著（詳見文後譯著年表和專著年表）在學術界有著廣泛的影響，被國內外圖書館收藏。長期以來海內外一直有學者在研究他的作品。早在1992年，時任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主任的金聖華女士就撰文"張培基教授"，稱對張先生所著的《英語聲色詞與翻譯》和《習語漢譯英研究》兩本書"印象十分深刻"。被許多高校選定為英語專業翻譯課教材的《英漢翻譯教程》也是由張先生主編的。該書自80年初版以來已32次印刷，印數達100多萬冊。另外，《暴風驟雨》、《阿詩瑪》、《春蠶集》、《中國人名大詞典》、《先師孔子》、《中國畫》、《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等對外發行的著作的英文稿都是經過他反覆推敲親自審定的。總而言之，張培基先生為中國翻譯學的發展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主要作品

張培基先生譯著年表與著作年表

1955 年柔石《為奴隸的母親》（載英文版《中國文學》雜誌），

1960年曹禹《明朗的天》（外文出版社），

1962年楊植霖《王若飛在獄中》（外文出版社），

1964年《英語聲色詞與翻譯》（商務印書館）

1964年《習語漢譯英研究》（商務印書館），

1978年《英語字母的象形作用》發表於《外國語》學報

1979年2月《關於一些英語慣用法的探討》發表於《外國語》學報

1979.年3月《英語人名同位語的稱號化》發表於《外語教學與研究》學報

1980年1月《略論“紅樓夢”新英譯的習語處理》發表於《外國語》學報

1980年5月《論英語習語的變體》發表於《外國語》學報

1980年《英漢翻譯教程》（主編，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984年The Chinese-English Interpreter's Handbook，《漢英口譯手冊》與加拿大馬拉斯匹那學院方面合編），

1984年王士菁《魯迅傳》（外文出版社），

1987年廖靜文《徐悲鴻一生》（外文出版社），

1999年《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一）（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3年《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二）（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7年《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三）（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12年《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四）（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人物專訪

對外經濟貿易大校校慶60周年前夕，英語學院派出專門記者隊伍特對二十名人物進行專訪。他們或曾任學校領導、學院領導、知名教授、或是現任領導、校友，相信他們的故事一定會使你我更好地了解學校、學院的發展歷程，也一定會激起你我對現在和未來貿大發展的深深思考……

90歲的張培基先生

90歲矍鑠老人見證風雲過往

時值學校60周年校慶，英語學院教師張靜和王燕希老師受學院的委託，專題採訪了學院資深老教授張培基。近90歲高齡的張培基教授思路清晰，條理分明，對往事依然記憶猶新。

90歲的張培基先生

張培基教授當年作為軍隊專業幹部進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時便頗費周折，又需努力適應部隊院校和地方院校在教學管理上的差別。這使得他自己所帶的第一屆研究生印象尤其深刻，至今仍記得他們的名字，並和其中的一些學生保持聯繫。張教授在校期間主要負責研究生的教學，教授翻譯、函電等課程，所用教材均為自己編寫，可謂為英語學院的教學資源立下“汗馬功勞”。

張教授一再強調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英語語言教學的特色優勢和重要性，並十分重視加強學生的語言基礎訓練。為適應時代不斷發展的新變化，張培基教授不斷充實自我，提升個人水平。改革開放之後，張培基教授曾作為訪問學者去美國、加拿大、荷蘭、日本等多所大學進行訪學。

在談到學校硬體建設時，張培基教授不斷稱讚道學校已今非昔比，尤其是新圖書館大樓，“很少有大學擁有怎么好的圖書館啊！”張教授慈祥的目光中是深深的欣慰和喜悅。“問題還是存在的，”從高等教育的長遠發展考慮，張教授指出了自己的擔憂。“目前大學實行擴招，班級人數比他在的時候多出大約三分之一，這樣是否會影響外語教學的質量。”難得耄耋老人在頤養天年之餘仍保持一顆對教育、對學院的赤誠之心。

張培基教授寄語學校在今後的發展過程中加強對英語教學的重視。有理由相信學校的發展會像張培基教授說的那樣，“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高等學府。”

譯苑耕耘

朱曼華

1949年新中國的曙光剛剛從東方地平線上升起時，這位“浪跡天涯的遊子”東渡日本又就讀印地安納大學文學研究院之後，毅然從美利堅飛回了祖國的懷抱———解放區。那年，張培基教授年僅27歲。回國後，隨即在華北大學、革命大學學習並參加了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今天，張培基教授回憶起這段往事時仍思緒萬千，難以平靜。

張培基教授1951年曾在外文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不久成了軍委總參招賢納士之主要目標；從1955年起在長達25年的時間裡一直在部隊院校服役從教，今天知道解放軍外國語學院歷史的人幾乎無人不熟悉張培基這個名字。然而，多年來，他從不希望別人“宣揚”自己。今天，筆者受《中國翻譯》雜誌社委託，登門採訪時，張培基教授仍“固執己見”，始終認為“自己不過是普通教師，沒什麼可介紹的”。張培基教授的“執氣”使人想起了蘇格蘭大詩人彭斯的一句話：“認為自己是睡著了的人，他必定是清醒的。”

實際上，他的著述早在七十年代就已在海內外產生了巨大反響。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位編輯1978年就曾以張培基教授《習語漢譯英研究》為藍本“改編”成《習語英譯法》一書而大量出版發行，獲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不言而喻，這是不折不扣的侵權行為，遲早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從中不難看出張培基教授著作的魅力所在。

1980年張培基教授轉業到地方，開始在對外經貿大學執教，曾任研究生導師、北京市高級職稱評審；現為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理事、外文出版社英文翻譯顧問。一直獲國務院頒發的國家突出貢獻者的特殊津貼。

在譯苑毫無倦意地耕耘40餘年之久，碩果纍纍，他為中國譯學的發展、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暴風驟雨》、《阿詩瑪》、《春蠶集》、《中國人名大詞典》、《先師孔子》、《中國畫》、《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等大量對外出版發行著作的英文書稿都是經過他反覆推敲、親自審定的；賈島的“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用來描述他的付出也是很貼切的。

張培基教授“為他人做嫁衣裳”、成就他人作品的同時，也為自己的譯苑耕耘拓寬了成功之路。作為編審，他獨闢蹊徑，有機緣漫步世界語林，博採眾家之長，擷取千姿百態、有聲有色的語言資料；作為教授，他必須面對學生實際水平的現實，高度重視譯學理論與翻譯實踐的結合；他非常重視實踐，認為“有時翻譯理論很玄乎，原因在於作者自己脫離實際。”

他主編的《英漢翻譯教程》自1980年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以來已再版15次，印數達555,000冊。一本專著或教材對全國高校或有關部門有如此大的需求恐怕也是對它的價值的一種評估。許多高校學生是通過這本教材認識“張老師”的。許多校友都為曾親自聆聽過這位德高望重、學識淵博的老師的課而引以為榮。據筆者所知，長期以來，海內外一直有學者鑽研他的著作或譯作：如《習語漢譯英研究》、《英語聲色詞與翻譯》、《為奴隸的母親》（英譯本，以下同）、《明朗的天》、《王若飛在獄中》、《魯迅傳》、《徐悲鴻一生》等等。他的所有著作或譯作無一不是其嚴謹治學態度的體現。十年前筆者在美國伊里諾大學圖書館就曾查閱到那裡收藏的中國出版物《魯迅傳》（王士菁）、《明朗的天》（曹禺）等譯作。十二年前，他應邀赴加拿大馬拉斯匹那學院講學並任該院譯訓班顧問，與加方合編了THE CHINESE- ENGLISH INTERPRETER’S HANDBOOK（《漢英口譯手冊》，長達599頁）。異國他鄉留下了他勤奮的身影，外國友人莫不賞識他的才華。

張培基教授雖已過了古稀之年，但他時刻關心譯學領域的方方面面，關心周圍一切與譯事有關的事。近年來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與發展，在我國公共場所、商品廣告、商品說明書以及各種涉外工作中所用英語或英語翻譯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而產生的錯誤層出不窮。他為這種現象擔憂，頗有幾分感慨。他強調指出：社會上出現的語言紕漏（包括英語漢語兩個方面），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人們辦事不認真、馬馬虎虎、對付著過的社會痼疾。同時，也反映了”許多人不重視語言學習，不認識其艱難性，不下苦功，套用時率爾操觚，大膽有餘，素養不足。”他認為說到底這也是整個民族的素質問題；從總體來看，我們在跨國語言文化交流方面的進步同我們這個大國的發展相比還不能認為已經同步。在同筆者交談時，張培基教授饒有風趣地提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謂英文用語。他說：北京捷運每節車廂都有一塊“老弱病殘孕專座”牌子，中文下面至今仍是一行不倫不類的英譯：Please give your seat to the disabled man———譯文似乎在勸某一具體乘客讓位給某一殘疾人。如改為Seats for the elderly, weak, sick , and disabled as well as for pregnant women則較確切。把受到市政府表揚的“衛生好”的單位冠以Good Health榮譽稱號也是文不對題。實際上，所謂“衛生好”的潛層語意應為Hygienic Premises 或Clean Premises。更有甚者，北京一家名氣很大的涉外商店竟把自己“藝術世界”門臉誤寫為Rat World（老鼠世界）。顯然，rat是art之誤。

社會語言文字方面的毛病很難逃過他那銳利的目光，不過是這位語言大師個人語言功底深厚的一種反映罷了；同時，不難看出他做人做學問一絲不苟及其對人、對己、對社會高度負責的可貴精神。實際上，他無時不在不斷地挑自己的毛病，正是在這種跟“毛病”打交道的過程中他才痛感到學好語言的不易。他常感嘆：語言似乎越學越難。40幾年的譯苑生涯中，他一直在無休止地導演著“鳥宿池邊柳，僧敲月下門”的故事。4月21日，筆者採訪時發現他還在為剛“推敲”好“郭老”（指郭沫若）兩字的譯法而感到興奮。他說“郭老”跟“老郭”還不一樣，“老郭”就已夠難譯的了———譯成Old Guo並不合適，譯為Guo或Lao Guo，以英語為母語的人聽了或讀了這種字樣絕不會有中國人叫一聲“老郭”時的那種感覺；“郭老”這一稱謂，起初他譯為Our venerable elderly scholar Guo；後來覺得在一定程度上“venerable”一詞已有“elderly scholar”的內在含義，就將後者刪去了。從他譯這類“小詞”仍堅持不求過得去、但求過得硬的這“一斑”，可窺其嚴謹治學態度的“全豹”了。

他稱讚“漢語是智慧的語言”、“漢字是文字的奇峰”、“漢字是中國第五大發明”、“21世紀是漢字發揮威力的時代”等有關漢語漢字的新觀點。他主張不能只把母語當成“工具”而要當成一門“學問”，母語太有學頭了；以外語為本行卻無心在母語方面下功夫是“短期行為”，是會吃大虧的。

“人們可能認為漢譯英要理解的是母語不會太困難，事實並非如此。學生在漢譯英作業中出現的錯誤往往不在外語表達能力差，而是漢語水平不高。例如，有人將‘風雨春秋’（stormy years）譯成：wind and rain in spring and autumn———顯然是由於不理解‘春秋’的意思是‘歲月’所致；把冰心的《雨雪時候的星晨》譯為Stars on a Rainy and Snowy Night 是由於不理解‘雨雪’作‘下雪’解，‘雨’在這裡應讀‘yù（四聲）’，其譯文應改為Stars on a Snowy Night 。”在《英譯工作與漢語修養———從一篇譯文談起》一文中，他仔細分析了《趙將括母》英譯的錯誤，語重心長地指出了誤譯的原因，同時修正了其中的錯誤並重譯了全文。如，古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句中的“奉”字等於現在的“捧”字，“奉飯”實為“端飯”，因此，該句英譯應為He went out of his way to honour the elderly and the learned by the dozens 或He acted courteously towards dozens of his elders and betters，而不能譯為He had provided support for several tens of men。

張培基教授多年來始終覺得當今中國出現了“外語熱”的同時，母語的學習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他呼籲應及早改變這種局面，“因為人類在思維上有共性，各種語言之間是相通的，對一種語言的精通，必然有助於對另一種語言的理解、學習和掌握”。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張培基教授年逾古稀，精神矍鑠，仍然操持舊業，在譯苑中勤奮耕耘，自得其樂。近年來仍不時有新作問世。《英語字母的象形作用》（English Letters as Shape Describers）是不久前應約為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百科全書》（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撰寫的論文；《略論〈紅樓夢〉新英譯的習語處理》、《論英語習語的變體》、《英語同位語的稱號化》、《化表為里———論“在……上”的英譯》、《英語慣用法探討》等論文也都十分惹人注意。1991年退休後，仍堅持根據大學領導的安排給青年教師傳授教書育人之道，仍要應邀到海內外講學；同時仍堅持在古今中外語林中漫步。他力爭在自己金色的時光里，圓一個“源遠流長的翻譯夢”———把真正有保存價值的、自己又真正喜歡的、反映中華民族真善美的作品譯給世人。

他的最新譯作,我們在《中國翻譯》、《外國語》等刊物上見到的有方誌敏遺著《清貧》、朱自清的名篇《背影》、許地山的《落花生》、李大釗的《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巴金的《〈激流〉總序》、陸文夫的《快樂的死亡》、冰心的《笑》、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傳》、茅盾的《白楊禮讚》、何為的《第二次考試》、老舍的《想北平》……。這些譯作選題精當、譯風嚴謹,巧妙地再現了原文神韻;譯文自然流暢,富於表現力;貼近原文,無斧鑿之痕,充分體現了譯者的譯學思想及其美學思想。希望張培基教授能早日結集出版,以饗讀者。

在回顧自己漫長的譯苑生涯時,他很難忘卻一位叫姚志英的已故中學英語老師。正是這位老師可敬的敬業精神與科學的教學方法才使他能成為上海聖約翰大學英國文學系的高才生,才為他今天的成就鋪墊了堅實的英文基礎。至今他感到有必要強調學生要老老實實打基礎,其中也包括要學生背誦些英文名篇,不能只引導學生如何打勾或劃圈(指做multiple choice之類的選擇題) ,“要在全體學生中樹立勤學苦練的學風”,不要“追求時髦”。他建議對諸如洋教材、洋教學法以及洋教師在使用上都要注意“兩分法”,不能全盤西化或全盤否定。

張培基教授終生無悔，但不無遺憾。他語重心長地說:如無“文革”的衝擊，如在那年富力強的二十年里能有今天這樣較為寬鬆的環境或氛圍，想必能幹更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