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張力雄(1913年--),福建省上杭縣才溪區通賢鄉人。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12軍34師100團連政治指導員、團總支書記、團政治處主任、團政委,紅五軍團直屬隊總支書記、政治部巡視員、隨營學校政委,第45團政委。參加了中央蘇區第四、五次反“圍剿”作戰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曾三過雪山草地。三大紅軍主力會師後隨西路軍進入甘肅,參加了高台血戰等戰役。西路軍失敗後輾轉回到陝北,隨後進入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抗日戰爭時期,任抗大一大隊二隊隊長、一大隊政治處組織股股長、政治處主任、四大隊協理員,抗大總校太岳獨立大隊政委,抗大第六分校政治部主任,太行軍區第七軍分區政治部主任,河南軍區第六支隊政委兼六軍分區政委等。參加了林南、水林、伏牛山等戰役和開闢豫北抗日根據地的鬥爭。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原軍區第一縱隊三旅政委,鄂西軍區第三分區政委,野戰旅政委,華東野戰軍第12縱政治部副主任,江淮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特種兵縱隊政治部主任等職,參加了中原突圍、淮海戰役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炮兵部隊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第13軍副政委、政委,昆明軍區公安軍第一副司令員;雲南軍區副司令員,;昆明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雲南省軍區政委,江西省軍區政委,福州軍區顧問。當選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955年授予大校軍銜,1961年晉升少將。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授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生平經歷
張力雄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十二軍三十四師一○○團連政治指導員、團總支書記、團政治處主任、團政治委員,紅五軍團直屬隊總支書記、政治部巡視員、隨營學校政治委員,第四十五團政治委員。參加了中央蘇區第四、五次反“圍剿”作戰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一大隊二隊隊長、一大隊政治處組織股股長、政治處主任、四大隊協理員,抗大總校太岳獨立大隊政治委員,抗大第六分校政治部主任,太行軍區第七軍分區政治部主任,河南軍區第六支隊政治委員兼六分區政治委員。參加了林南、水林、伏牛山等戰役。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原軍區第一縱隊三旅政治委員,鄂西軍區第三分區政治委員,野戰旅政治委員,華東野戰軍第十二縱隊政治部副主任。江淮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特種兵縱隊政治部主任。參加了中原突圍、淮海戰役和解放大西南等戰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炮兵部隊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第十三軍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昆明軍區公安軍第一副司令員,雲南軍區副司令員,昆明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雲南省軍區政治委員,江西省軍區政治委員,福州軍區顧問。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961年張力雄晉升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人物生平
戰爭年代
1934年9月底,張力雄接軍團長董振堂命令,率800餘名學員,在興國老營盤白雲山阻擊國民黨軍。戰役打了三天兩夜,頂住了兵力是己10多倍敵人的輪番攻擊,為紅軍主力集結轉移贏得了時間。這是中央紅軍長征前的最後一仗。隨後,張力雄率部集結到於都河邊,從那裡踏上漫漫遠征路。
在夾金山下,國民黨飛機扔下的重磅炸彈落在張力雄和大隊長魯瑞林身邊約10米處,炸起的土塊和泥沙幾乎把他們全部掩埋。危險接踵而至。
張力雄回憶:“夾金山上,我突然打起了擺子。警衛員賴國標背著我向上爬,一腳沒踩穩就滾了下去,幸好被一塊大石頭擋住了。在收容隊的輪流攙扶下,歷經12個小時的艱難跋涉,我終於把‘死亡之山’留在了身後。”
紅四方面軍會師後,紅軍分左、右兩路軍,張力雄所在的紅5軍團改為紅5軍後隨張國燾的左路軍行動。在噶曲河邊,張力雄突接通知:“立即出發,南返阿壩!” 一年多後,已是紅5軍45團政委的張力雄率部第3次過草地。45團是全軍的後衛,承擔掩護和收容任務。
1936年夏,紅五軍與紅四方面軍一起第三次過草地後,向甘南挺進,10月中旬,到達甘肅省會寧縣境內,駐紮在離會寧城約30公里的華家嶺一帶。
10月19日早晨,軍部通信員急匆匆來到四十五團駐地,通知張力雄政委和葉崇本團長到軍部去。來到軍部,軍長董振堂把大家引到桌前,用鉛筆指著桌上一張軍用地圖說:“國民黨軍胡宗南、于學忠等部共數十萬人馬,妄圖阻止我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並伺機在靜(寧)會(寧)地區圍殲我軍。為確保三個方面軍在一起舉行長征勝利慶祝活動,上級命令我們在華家嶺一線組織防禦……”
受領任務後,張力雄和葉崇本心頭都感到沉甸甸的,平時經過的戰鬥不計其數,但這一仗關係重大。他們決心打好這一仗,確保會師順利進行。
20日拂曉,戰鬥打響了。敵人猛攻三十七團馬營一線的防禦陣地,密集的槍炮聲響了一天。戰鬥打得異常激烈艱苦,在這次戰鬥中,羅南輝副軍長不幸犧牲。羅副軍長犧牲的訊息傳到四十五團後,更激起了指戰員們對敵人的仇恨,大家決心為羅副軍長報仇。
21日,晨曦初露。敵人用重炮猛轟四十五團前沿陣地,霎時間陣地上火光沖天,硝煙瀰漫。全團指戰員毫不畏懼,沉著應戰,在整整一天的戰鬥中,擊退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猛烈的進攻,斃傷敵數百人,俘敵30餘人。22日,敵人在正面進攻多次受阻後,突然改變戰術,一方面仍在正面繼續猛攻,另以一個加強營的兵力企圖從側翼迂迴突破。如果敵人這一企圖得逞,勢必打亂團防禦部署,團指揮所受到極大威脅。情況萬分危急。
張力雄和葉團長親率特務連和一營躍出掩體,朝迂迴之敵猛撲過去。葉團長手執一把寒光閃閃的大刀沖在最前面,張力雄從特務連戰士手中接過一挺輕機槍向敵猛射。正當張力雄抱著機槍掃射時,一梭子子彈從他胸前掠過,他只覺得右胸像被什麼東西擦了一下,手一摸才發現右胸口袋裡一本厚厚的土造筆記本被子彈打得粉碎,所幸沒有傷著身體,但站在他右側的旗語員小王卻被打斷了左腿。
戰鬥至下午3時許,全團奉命迅速撤出戰鬥,向會寧方向轉移。紅五軍完成了牽制防禦任務,這一天,紅二方面軍在將台堡與紅一方面軍順利會師。
和平年代
1967年初,閻紅彥成為紅衛兵揪斗的對象,閻紅彥躲進了雲南省軍區警衛團,1月7日,造反派大隊人馬開進省軍區大院,要揪斗閻紅彥。張力雄親自出面,以38年的黨齡和軍區政委的身份擔保閻紅彥不在省軍區大院,造反派才退兵。不久,造反派發生分裂,一派叫“炮派”(新雲南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聯絡站),一派叫“八派”( 昆明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指揮部)。
1967年3月,張力雄出動武裝,逮捕了呈貢大聯合指揮部的2名負責人,逮捕了“ 11.30”組織的5名負責人。北教場武鬥後,“八派”的塗曉雷發表了題為《觸目驚心的“五月兵變”》的文章,誣陷張力雄和雲南省軍區副司令員朱家璧少將配合國民黨雲南特務組進行“五月兵變”。7月,黃兆其、塗曉雷又編寫了《雲南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警惕真正的趙永夫要奪取軍權》一文,誣陷張力雄和朱家璧奪省軍管會的權,搞得昆明滿城風雨。謝富治在成都對張力雄說:“我們從北京來的時候,作了充分的調查,李成芳不是叛徒。不存在李成芳是叛徒的問題。對李成芳同志要支持,要幫助,是支持的方針,不是打倒的方針。打倒李成芳是錯誤的,不能隨便揪斗。你張力雄也要作自我檢查。”張力雄主持了鬥爭會,鬥爭雲南省軍區司令員黎錫福叄天。8月,雲南武鬥加劇,張力雄被任命為省軍管會副主任。
1967年12月31日,毛澤東接見昆明軍區、雲南軍區領導,張力雄在被接見之列。省軍管會內部存在著支持“八派”和支持“炮派”的分歧。
1968年1月13日在北京召開了昆明軍區、雲南省軍區和13軍、14軍領導人會議,對省軍管會主任、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陳康中將和張力雄進行了批判。5月1日,中央沒有發票給張力雄上天安門觀禮,張力雄聞訊大哭,舊病復發。當時雲南有個工役制工程部隊8團,負責修建省內國防公路,工8團持“炮派”觀點。趙健民(雲南省委書記處書記)、陳康、張力雄和雲南省軍區副司令員王銀山少將被指責為工役制工人的後台。由於下關發生武鬥,工8團被打死7人,工8團的負責人帶領77人從昆明出發去下關,欲將留在下關的工8團600餘人接回昆明。此事被定為“滇西挺進縱隊土匪武裝案”,昆明軍區按照中央領導人的指示,派部隊進行圍剿,工8團184人和甘海資煤 礦95人喪生,工8團480人被捉。
1968年2月4日,中央為了解決雲南問題,在北京的紅山口軍營舉辦學習班,這個學習班時間長達半年,參加的人多達1980人,學習班的主任是工程兵政委譚甫仁中將。5月19日,譚甫仁被任命為昆明軍區政委,5月27日,“八派”和“炮派”簽訂大聯合協定,在讓不讓張力雄簽字的問題上,兩派發生了爭執。譚甫仁對“八派”負責人說:你放心,我譚甫仁到昆明後,一定和你們“八派”一起把張力雄的問題搞清楚。譚甫仁對“炮派” 負責人說:我告訴你們,張力雄百分之一百進不了省革委,你不要在那裡搞。6月,張力雄在學習班上被批鬥。學習班結束時,譚甫仁發表了講話,他說張力雄這個人也不是什麼好人。
1969年1月,譚甫仁在講話中認定趙健民、張力雄等叛徒、特務、走資派是伸進“炮派”這一民眾組織里的黑手。張力雄還被說成是“滇東北挺進縱隊”的後台。
1975年初,中央召集雲南省委常委和昆明軍區黨委常委32人到北京開會,解決派性問題,落實黨的政策,將部分在地方上任職的幹部調回部隊,部分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調離雲南,張力雄調任江西省軍區政委,離開了雲南這一是非之地。
在江西任軍區政委時,討論著名的李九蓮案,到會的常委中的多數人同意“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報告,只有張力雄等三人投了反對票。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1999年被評為“全軍健康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