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叛徒”被丈夫項英擊斃
張亮與周月林在關押3年後被釋放。瞿秋白是被這兩個女人出賣的,不但一般人認為,就是張亮的丈夫項英,也這樣認定,因而在怒不可遏的情況下,一槍擊斃了自己的妻子。1938年5月,被保釋出獄的張亮,經過一番頗為艱難的跋涉,輾轉來到了皖南涇縣的新四軍軍部,找到了時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的項英。面對分別3年多的妻子項英語氣嚴厲地說:“你說,瞿秋白同志是怎樣死的?是不是你和那個周月林乾的?”張亮感到受了莫大的冤屈,氣急之下有些結巴地回道:“怎、怎么可能?我、我……”怒氣填胸的項英,看見張亮這副緊張失措的模樣,心頭的疑惑似乎得到證實,他拔出手槍推彈上膛,將滿身行塵的張亮擊倒在地。項英殺妻一事,當時並未受到追究。張亮就這么死在丈夫的槍口下,而且背著“可恥叛徒”的黑鍋沉冤於世。
女部長以“叛徒”之名被捕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的遺骸從長汀羅漢嶺的盤龍岡取出,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瞿秋白夫人楊之華,向中央要求緝拿出賣瞿秋白的叛徒。有關部門很快成立了專案小組。因為張亮1938年在皖南被項英擊斃,專案小組把目光對準周月林。周月林1922 年曾被黨組織派往蘇聯海參崴黨校學習,1931年9月回國來到瑞金,幾年後被任命為中央政府婦女部長。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周月林的丈夫留下來協助項英、陳毅的工作,周月林也隨同留下來。主力紅軍前腳離開中央蘇區,敵軍就從四面八方向蘇區腹地推進。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等機關留下來的16000餘人,被敵人層層圍困。中央分局決定派出一個警衛排,護送患肺病的瞿秋白和年過60的何叔衡離開瑞金,突圍出去。同行的還有鄧子恢,已經懷孕的項英之妻張亮和周月林。8天之後,這支小隊伍到達長汀縣四都,在湯屋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萬永誠,由他派人護送向永定縣境進發。行至梅坑,被敵人發現包圍。何叔衡犧牲、鄧子恢突走,瞿秋白與張亮、周月林同時被俘。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級命令,迅速將周月林逮捕。被關押了10年後,直到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刑事判決,以“出賣黨的領導人”的罪名,判處周月林12年徒刑。鑒於“罪行重大”,她刑滿後繼續被關押在獄。
誰是真正的叛徒
幾十年來,周月林一直思索:到底是誰暴露了“林祺祥”的真實身份。1935年2月17日,周月林等人偕同瞿秋白在湯屋碰到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萬永誠。萬永誠讓瞿秋白等人扮成被俘的紅軍,由穿上國民黨軍服的軍區特務連一個排,“押送”著走出了敵人的封鎖線。2月21日,他們進入了上杭縣的梅坑。半夜村口忽然響起了槍聲,排長傳令戰士們截住敵人,要瞿秋白等人趕緊向村後的山上撤。瞿秋白等人登上這座山頭,才知道陷入了絕境。望著背面陡峭的山勢,不知誰喊了一句“滾下去吧”,人們沒有猶豫,都雙手抱頭地朝山下滾去。滾到了山腳下的周月林,張目四望尋找夥伴,看見了跌坐在亂草中的瞿秋白。兩人走不多遠,又發現了張亮。3人走下山腳,打算在草叢中隱藏起來,卻被抄過來的敵人抓住。3個人偷偷地商議了應對敵人審訊的辦法。周月林假稱叫陳秀英,是被紅軍抓去當護士的。張亮則自稱周蓮玉,是香菇商行的老闆娘,瞿秋白叫林祺祥,有病來上杭療養,被紅軍抓去不到一個月。翌日上午,敵人在營部對他們加以審問,3人按照商議好的應對,沒有露出破綻,敵人只對他們加以一般的關押。3月9日,瞿秋白以“林祺祥”的名字寫信寄往上海,通過周建人轉給魯迅、楊之華,要他們設法營救。時上杭縣城有個姓趙的糖果店老闆新近喪偶,看中了張亮的人品,也不嫌她懷有身孕,欲娶為妻室,便花錢將張亮保釋出來。周月林也逢上了一個機會,因她自供給紅軍當過護士,恰好有一個李營長的堂弟媳婦將要分娩,周便被保出去護理產婦。想不到兩個月後,她們又同時被敵人抓到上杭監獄,直到審訊的時候她們才得知,敵人已發現了瞿秋白的身份,將他轉押長汀國民黨軍三十六師師部了。其實真正出賣瞿秋白的是另一個女人——萬永誠的妻子徐氏。2月21日,瞿秋白等人遇到萬永誠,徐氏知道其中有瞿秋白。4月10日,萬永誠指揮人們在山裡與敵周旋,堅持了兩天,最後在戰鬥中犧牲,萬妻被俘,熬不過酷刑,供出了瞿秋白曾在湯屋住了兩晚,然後向上杭水田鎮趕去的情況。敵人根據徐氏提供的情況,不費力地從被俘人員中找到了有氣質特徵的瞿秋白,為進一步證實,又讓被俘的、曾當過收發員的鄭大鵬在暗處指認,證實“林祺祥”確係共 產黨的前“魁首”瞿秋白。張亮、周月林與瞿秋白同行,敵人判斷她們也非一般人,遂對重新收監的張、周二人加以嚴審。最後,上杭國民黨當局以“共匪堅定分子”的罪名,對張亮、周月林各判處10年徒刑。
沉冤終於昭雪
在國民黨龍巖監獄中,周月林為張亮接生了一個男孩,兩人帶著這個孩子,在鐵窗里艱難地熬過了3個春秋。1938年5月的一天,周月林突然得到通知,有人保釋她和張亮出獄。原來,周月林丈夫的故人陳士明,時在閩西龍巖國民黨黨部擔任要職。他利用國共業已合作、保釋共 產黨人方便得多的有利時機,疏通關係,將周月林、張亮兩人保釋出獄,並資助她倆離開閩南。出獄的周月林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黨的組織。可是過去的老關係早已中斷,茫茫人海中她無法尋覓,迫於生計,周月林嫁給了一個貧窮的船工。周月林過著平凡的生活,命運卻洞開了厄難的大門,1955年8月24日,一副鋥亮的手銬戴到了她的手上。20多年的服刑生涯,並沒有使周月林精神崩潰。她在勞改農場提出了不知道多少次的申訴。有關部門根據申訴進行了認真核查。結果,在國民黨當年的一張報紙上,發現了“赤共閩省書記之妻投誠,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報導。這一發現與黨史部門新近掌握的鄭大鵬暗中指認的資料結合起來,形成了有力證據,推翻了原來的“兩個女人出賣瞿秋白”之說。至此,事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出賣瞿秋白的叛徒首先是萬永誠的妻子,再一個就是鄭大鵬。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宣布撤銷對周月林的原判,予以無罪釋放。1980 年3月,山西省委組織部給周月林落實政策,按1925年參加革命給她辦理了離休手續。
項英怒殺其妻:一個訛傳已久的話題
原新四軍軍部秘書長和項英警衛排長證明“項英殺妻”是訛傳
1988年10月7日和1990年4月12日,我為尋查項英的史料,兩次走訪原新四軍軍部秘書長、後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的李一氓。有關張亮的情況,李一氓說道:1938年春,東南分局、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時,項英之妻張亮找來,項英同她見面交談了一次。由於項英早已知道張亮1935年春突圍時在福建被國民黨軍俘虜,而且俘去後的情況當時無法查清,故沒有把她留下,而是給她一些錢讓她走了,至於她到哪裡去了及以後的情況均不清楚。
1998年,我在南京軍區總醫院遇見正在那裡住院的老紅軍、曾任項英警衛排長的李德和,問項英是否有槍斃張亮的事,李德和說這純屬訛傳。1938年二三月間,項英在南昌著手編組新四軍時,張亮帶著一個兩三歲的小男孩找到東南分局,李德和隨項英由軍部去分局駐地同張亮會面,他們在一間房子裡談話,小孩由李德和帶著在門外玩,大約談了個把鐘頭,他們講些什麼不知道,聲音時高時低,項英態度嚴肅,但根本沒有發生槍斃張亮的事。談話後,項英到東南分局副書記曾山處去了一下,就返回軍部駐地,此後再未與張亮見過面。幾天后,張亮帶著小孩離開南昌,她去哪裡不清楚。
我在尋查項英相關史料時,均未發現項英槍斃其妻張亮的事。走訪過許多熟悉項英的老同志,包括原東南分局青年部長、後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顧委常委的陳丕顯,原新四軍軍部通信科長、後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的胡立教,以及原在皖南新四軍軍部工作的楊明、鄧旭初、王征明、顧雪卿等,他們均講從未聽說項英殺妻之事。
張亮與項英見面後還將孩子送到延安
項英、張亮的女兒項蘇雲說:在她出生前,父親就去了蘇區。母親張亮當時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因懷孕,未一起前往。1931年3月,張亮生下項蘇雲後不久,調赴中央蘇區,便將蘇雲託付給教育家陶行知撫養。1938年7月蘇雲被送到延安的魯迅國小讀書,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還帶她到延安保育院看了年已3歲的弟弟項學成。項蘇雲後來得知:媽媽在龍巖監獄裡生下弟弟學成。1938年4月將學成送到延安,後去向不明。項蘇雲到延安比母親張亮晚3個月,故未能見面。
這說明,張亮將項英兒子項學成送到延安,交給了中央組織部。這佐證了項英沒有打死張亮的事,如張亮被打死,那她就無法將項學成送到延安。
有人會問:項英當時為什麼不把歷經磨難的妻子張亮留下呢?因為張亮確定被俘,被俘後數年的情況當時無法查清,項英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新四軍主要領導人,把被俘情況未查清的張亮留下自然不合適,加之軍部將赴皖南集結部隊,因而不得已採取給錢作路費讓她離開的做法。
項英經過長期複雜鬥爭的鍛鍊,處理問題慎重,哪會隨意開槍打死人?1931年1月,項英發現中央蘇區地方和紅軍中有肅“AB團”擴大化的錯誤,嚴肅批評亂捕亂殺,強調要調查研究,搞清事實,決不能搞逼供信。它有力地證明,項英在張亮被俘後情況還未查清、短期又無法查清的情況下,就隨意開槍將她打死是絕不可能的。
1998年5月1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項英誕辰百年紀念時,黨中央對項英給予高度評價,稱讚“項英同志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黨和紅軍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新四軍的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抗日戰爭的名將之一”。如果項英真有槍殺張亮的事,那對項英就不會有這樣的評價。(作者為軍事科學院軍事百科研究部原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