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洛阿爾托小組和交往傳播
G·貝特森是帕洛阿爾托的兩個交往傳播小組的理論指導教師，這兩個小組的學者們在他們的交往觀點上是完全相容的。最終，貝特森在退伍軍人管理局醫院的研究資助用完了，兩組學者逐漸合併為至20世紀70年代末被稱為帕洛阿爾托學派或帕洛阿爾托小組的組織（懷爾德，1979）。或許，更準確的是把這些學者稱為交往傳播學派，因為這是它的主要的理論側重點。貝特森起初是帕洛阿爾托小組的核心人物。……這個小組近乎是一個社會運動，以作為交往者的人類傳播行為的理論觀點為中心。如同C·懷爾德（CarolWilder,1979）在她關於帕洛阿爾托學派的評論中所說：“我經常感到在追蹤這個部分（她的觀點），即我正在涉及的與其說是一種傳播理論，不如說是一種社會運動——甚至是宗教運動，或許，傳播意識形態是一個更加準確的術語。”
G·貝特森：奠基者
貝特森是一個真正的跨學科的學者，在他的知識興趣中不存在什麼界限。“就他的大部分生涯來說，G·貝特森試圖發展一種普遍的認識論，它將在一個本質上是系統理論的參照框架中，對所有生物的整合信息、組織和重新組織信息、向外傳播信息的能力提供一種綜合性的說明”（里伯，1989）。貝特森論證說，人類精神不在大腦或身體的其他部位之中，而是外在於身體，在個體與其他人的關係之中——因此有了這樣的標題：“精神生態學”。這樣一個概念強調個體與其他人的傳播關係的重要性，因此反映了帕洛阿爾托小組的中心論題。
帕洛阿爾托小組和傳播學
P·沃茨拉維克、J·B·貝弗拉斯和D·傑克遜撰寫了《人類傳播語用學：交往模式、病理學和悖論的研究》（1967），以便對帕洛阿爾托學派的主要觀點進行概括。這是表述交往觀點的核心文獻，也是這個小組最著名的著作。帕洛阿爾托小組中的另一個有重要影響的人物是H·馮·福斯特（HeinzvonFoerster），他（於1911年）生在維也納，並在那裡成長。他的叔叔就是哲學家L·維根斯坦。
馮·福斯特指出，一個行為的觀察者、被觀察的現象和觀察的過程構成了一個控制的體系。這個觀點暗含著這樣的意思，即一個科學家所觀察的是一個社會的結構，有關絕對客觀性的嘗試是徒勞的。
請注意：帕洛阿爾托小組並未被組織成為一個大學的系或學院——它們以單一的學科為中心——而是被組織成一個鬆散地連結在一起的學者小圈子，這些學者從事精神健康、家庭治療和精神分裂症等與傳播有關的問題研究。小組有一個中心問題（如果人們願意的話，它可以是限制性的），對它而言，人類傳播被解釋為主要的答案。
帕洛阿爾托小組和弗洛伊德的觀點
帕洛阿爾托學派與弗洛伊德的方法形成強烈的反差，因為它在其傳播思想中表現出一種系統理論的觀點。“就控制論、資訊理論和一般的系統論對於貝特森的思想所產生的作用而言，很難作出過高的估計”（懷爾德，1979）。帕洛阿爾托小組將焦點個體與其他個體之間的關係網路作為它的分析單位。因此，小組的關係理論內在地具有一種人際傳播的性質。“這是從個體向社會網路（從客體向模式）的焦點轉變，它與把一個相關宇宙的中心從地球轉向太陽的做法相類似：（它是）行為科學中的哥白尼革命。”（懷爾德，1979）
“準確說來，它們（精神研究所和貝特森的退伍軍人管理局項目組）的共同特性是反對線形的、單元的、精神內部的模式，並用交往的觀點取而代之。”（沃茨拉維克，1981）帕洛阿爾托小組原先的兩個組成部分都共同反對有關治療的醫學模式。按照這種醫療模式，一個人可以“被改變，只要他從他所處的社會環境中脫身出來，並在一個私人辦公室晨或一家醫院中得到個體性的治療。一理被改變，他就會返回到他的社會環境中，他變了，因為他已被‘清除掉’造成他的困難的那些精神內部的問題……因為重要的是病人對他的真實世界的知覺，所以這個真實世界的本身就被認為是次要的了”（黑利，1971）。
帕洛阿爾托小組在醫學模式上所發生的視野轉換需要一種不同的理論觀點，這個觀點以個體和他人的人際關係為中心。“始終如一地最受到歡迎的模式是一種源於控制論的系統理論。這個模式能夠對付以一種自我糾正的方法彼此回響的交往要素，而家庭成員似乎就是以這種自我糾正的方法來行事的。傳播技術開始成為這個領域的語言的組成部分。”（黑利，1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