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容
地點
山陰路街景山陰路
是中國上海市虹口區的一條街道，南北走向，南起四川北路，北至祥德路，長651米。山陰路原名施高塔路（Scott Road），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11年越界築路。山陰路的今世前身。一百年前，今天的山陰路所在地是寶山縣的鄉間農田。1903年，虹口公共租界越界築路，將四川路延伸至今魯迅公園處，沿路兩側陸續繁衍出許多支路，山陰（即紹興魯迅先生的故鄉）路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誕生的，它原名施高塔路。長度僅500米左右的山陰路如同一棵樹的主幹，它的“枝枝椏椏”里藏著許多獨特的風景。到山陰路上走一走，正應了那句“山 陰 道 上，應 接 不 暇 ”。
建設定位
山陰路開闢以來就被定位為住宅區，整個山陰路路段內，上世紀一二十年代興建的民宅占了90%以上。當時這裡南有四川路，可觸及商業的便利和都市的繁華；北接郊野，可享受清新空氣和鄉野之趣。一條寬不過10米的山陰路，夾道梧桐樹，在夏日裡濃蔭蔽日，可謂鬧中取靜。山陰路兩側的弄堂由一塊塊成片開發的住宅構成，以質量較好的早期花園洋房和新式里弄為特徵，保留了多種樣式和風格的住宅建築。可以說山陰路是一處自然形成的近代民宅“博物館”。位於山陰路44弄和64弄的兩排老房子本名留青小築，是面對面和背靠背的對稱式格局設計的新式里弄，極為罕見，已被列為市級保護建築。眾多的風格基本可以分為四大類式樣，以恆豐里為代表的早期石庫門裡弄；以大陸新村為代表的有小綠地和衛生設備的新式里弄；以施高塔公寓為代表的獨立成套式“公寓住宅”和以千愛里為代表的花園式里弄。
現狀
如今的山陰路依舊窄窄的，向來不通公交，很有些年頭的梧桐斜斜地撐著天空，枝葉也沒怎么修理，恣意地糾葛在一起，瀰漫著一片濃綠。馬路兩旁也不見有什麼氣勢逼人的大商廈，只零星散落些小鋪子，售些菸酒雜貨。路邊，有老人閒閒地坐著，抽菸，品茶，聊天。從喧鬧浮躁的四川路拐進山陰路，遊人會感到時空倒錯，仿佛從繁華的城市走進了寂寞的古鎮，馬路兩旁那些老舊而形態各異的洋樓，散發著一種富而不驕的紳士氣。
魯迅故居
魯迅故居位於山陰路大陸新村9號,魯迅先生1933年起居住於此，直到1936年去世。
這是一座磚木結構，紅磚紅瓦的三層樓房.在此期間，魯迅寫了許多戰鬥性雜文，並編輯《譯文》雜誌，翻譯《死魂靈》等作品。提倡木刻版畫，還編輯整理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致電祝賀工農紅軍勝利到達陝北，1936年初積極參加文學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等等事情。
故居坐北朝南，走進黑鐵皮大門，是一個小花園。走上台階，就是會客室。中間擺著西式餐桌。西牆放著書櫥、手搖留聲機和瞿秋白去江西瑞金時贈給魯迅的工作檯。過玻璃屏風門，便是餐室。正中放著廣漆八仙桌，四周是四隻烤花圓坐椅。西牆角是一隻雙層碗櫥和四隻圓凳，東牆放著衣帽架。這些用具，反映了當時魯迅全家的生活狀況。他僅靠稿費收入維持家庭生活，但對接濟他人，支持革命民眾團體，是非常慷慨的。在魯迅的日記中，留有多次捐款的記載。二樓的前間是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朝南窗下放著書桌和陳舊的藤椅，魯迅當年身伏書桌，寫出了許多叫敵人膽顫心驚的文章。他在藤椅上沉思，許多雜文就在這裡誕生。靠東牆是一張黑鐵床，床上的薄棉被、印花枕頭，均按原樣布置。1936年，魯迅重病纏身，仍堅持寫作。宋慶齡知道後，語重心長地給他寫了一封信。後來魯迅就在這張鐵床上不幸逝世。梳妝檯上掛著一個舊時的日曆牌，日曆撕到1936年10月19日那一天。台上的鬧鐘，指針對著5點25分，這些珍貴的物件，成為人們永久的紀念。
山陰路的人文風貌
1東照里
大陸新村的對面是山陰路133弄，過去的東照里，又稱日照里。這裡的12號曾是瞿秋白的故居，但是與十步之遙的大陸新村魯迅故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瞿秋白故居既破敗又少人知曉。儘管這裡在1984年5月就被定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但不知道是因為裡面依然住著居民，還是瞿秋白頭上的那片歷史功過的烏雲尚未散去，門口那塊僅一尺見方的金屬銘牌，實在簡陋得令人驚訝。雖然弄堂口也懸掛了一塊約一米長一尺寬的木牌，上面刻著“瞿秋白故居”幾個大字，但白底黑字的木牌早已污漬斑斑，走近了細看才發現污漬下的那五個字跡原來是墨綠色的。木牌的上方和左方各有一塊某某律師事務所的牌子，右面則是街道設定的金屬框玻璃面的宣傳欄。在充滿現代感的金屬和玻璃的簇擁中，“瞿秋白故居”的木牌顯得格外寒磣寒酸和寒心。
2千愛里
山陰路靠近四川北路的那頭，有一條很有名的里弄叫千愛里（今山陰路2弄），最初系日商東亞興業株式會社的產業，建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據說取“千愛”之名，是因為日文中的“千愛”兩字的含義與漢語相近，有“愛之千家”之意。當時在此居住的均為日僑，寓居在3號的就是魯迅的日本朋友內山完造先生。
3花園裡
山陰路145弄，原名花園裡，是一排灰色拉毛牆的三層建築。這裡的2號曾居住過另一位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實。尾崎秀實1901年生於台灣，其父的漢學功力頗深，因此尾崎的中文也很了得。尾崎大學畢業後成為東京《朝日新聞》社記者，1928年至1932年任該報駐上海特派員。他結識許多中國左翼文化人士，與魯迅時有晤面，這在魯迅1931年至1934年的日記中均有記錄。尾崎曾在1931年將日本左翼記者山上正義翻譯的日文版魯迅《阿Q正傳》贈予魯迅，1934年尾崎最後一次贈予魯迅的書籍是自己翻譯的史沫特萊的自傳體長篇小說《大地的女兒》。
花園裡6號，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設計者曾聯松的故居。他1936年考入中央大學經濟系，1938年入黨，曾任上海市政協委員。不過上海人知道曾聯松，大概也是最近幾年的事。作為近鄰的我，也是在他逝世後才得知他的故居。
3恆豐里
從四川北路進入山陰路，右手邊的前半部分是一大片由四達里、恆豐里和恆盛里三條弄堂組成的建築群。這三條里弄的建築式樣大抵相仿，基本都是清水紅磚的三層樓房，總共包括三百多幢房子；弄堂之間的小巷似縱橫阡陌，四通八達，外來人走進去仿佛到了迷宮，所以居住在附近幾十年的我，除了四達里外，一直搞不清恆豐里和恆盛里的具體區分。最近，我到這幾條弄堂里走了幾圈，終於弄清恆盛里的門牌號現在是屬於寶安路160弄，而且四達里和恆豐里的大部分屬於石庫門，恆盛里則屬於新式里弄，有矮牆圍住的小花園，門楣和窗框的石頭裝飾很漂亮，後門有圓狐形門廊，三樓朝南有半圓形鑄鐵陽台。
在上海，統稱為石庫門的建築其實也有等級之分，象恆豐里和四達里就屬於石庫門類別里的佼佼者。不僅外立面美觀，山牆山花講究，內部設施也比較完備，有當時頗為先進的抽水馬桶。
恆豐里建於1925年，共有93幢房子，分屬69弄和85弄兩條弄堂。85弄是西班牙式雙坡屋頂的花園裡弄，69弄則是石庫門建築。
69弄90號過去是恆豐里104號，是座坐北朝南磚木結構的三層住宅。1926年，當時的中共中央黨校就設在此地。是年2月在冊的黨校學員中，李碩勛（原國務院總理李鵬生父）、沈雁冰和楊之華等28人赫然在列。在為期八個月的時間裡，學員們系統學習了《馬克思主義概論》《政治經濟學》《階級鬥爭史》等十門馬列主義理論課程。時任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的羅亦農是黨校的校長。他在1926年擔任中共上海區委書記時，將機關設在了恆豐里83、84號（今69、70號）。
1927年，羅亦農與周恩來、趙世炎等共同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羅亦農在中共五大時當選中央委員，“八七”會議當選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11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組織局主任。1928年4月15日，羅亦農被捕，21日在上海龍華被槍決，時年僅26歲。
1927年，恆豐里69號成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指揮部聯絡點。“四.一二”政變後，陳延年接任江浙區委書記，在此設立辦公機關。當時底層作會客室，二樓作會議室，三樓則為地下交通員住處。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撤消江浙區委，分別成立兩省省委後，此地成為江蘇省委機關。6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此召開會議，王若飛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江蘇省委領導成員：原中共上海區委書記陳延年任省委書記，郭伯和任組織部長，王若飛任宣傳部長。會議進行到一半，忽然來人急報，有一聯絡點被捕的交通員知道恆豐里的這個秘密機關，於是王若飛當即結束會議，大家迅速撤離會場。
本來陳延年已安全撤離，但他下午三點又與組織部長郭伯和等人回來探視，見並未出事，便上樓繼續研究工作。但不到半小時，警車呼嘯而來，國民黨軍警根據指供，包圍了這幢樓房進行搜捕。陳延年等人拿起桌椅板凳當武器反抗，最終寡不敵眾，除兩人從屋頂逃脫外，陳延年、郭伯和、黃竟西、韓步先等四人被捕。
陳延年自知危在旦夕，仍自稱是茶房，叫陳友生。國民黨軍警儘管心存疑慮，但見陳延年身穿短衣，褲腿上還扎著草繩，很像乾粗活的人，於是在審訊記錄上留下了“陳友生，被僱傭的燒飯司務”的文字。面對酷刑，陳延年與郭伯和、黃竟西堅持不供。韓步先不支，當堂指證了陳延年，使他的身份暴露。7月4日陳延年、郭伯和、黃竟西在龍華楓林橋被殺。
陳延年被人稱為“小列寧”。7月4日深夜，據說被亂刀砍死。時年僅29歲。時隔一年，陳獨秀次子、陳延年的大弟、時任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部長的陳喬年也被在楓林橋槍決，時年26歲。
1985年1月，恆豐里90號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定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但是原來掛在弄口的木牌現在已不見了蹤影，90號門口一邊懸掛著一塊小小的上書“1927年江蘇省委舊址”的白色銘牌，旁邊還有一塊班駁的小木牌，上面“虹口區青少年革命傳統教育七號基地”的紅字已模糊難辨。據2001年6月《申江服務導報》上一篇文章報導，90號的大門裡有塊刻著“陳延年在滬革命活動地”的石碑，但此處是民居，我去了幾次，不論前門還是後門總是緊閉著。
4恆盛里
我國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領頭人沈鈞儒，上世紀三十年代於曾居住在山陰路恆盛里12號。
上世紀30年代初期，恆盛里還曾居住過三位文學家－－方光燾、胡愈之和章克標。章克標在《難忘1.28》一文里有這樣的回憶：“就在那時（指1932年，作者注）我住在虹口區的北四川路底施高脫那裡（現山陰路），戰爭發生就逃難出來，那裡是日軍登入進攻閘北的要道。我同方光燾、胡愈之三人共同租住在那裡的四達里，即東面的另一個里弄，名字已忘記的，建築較四達里為好的三層樓名叫花園洋房，是胡先生去找到房子而租下來的，似是英國商業廣告公司的產業，房租每月90元。四達里是個很大的里巷，有一二百號房子，石庫門式的，但也是三層樓，有好多條支弄可走。我們進出就是要經過四達里的支弄才走上施高脫路，再到北四川路搭車外出。我們這些洋房，其實一共才一排朝南的十來號，而且只有這一排，名叫花園洋房，其實只有大門前一塊小小草地罷了，並不成其為花園的，草地上面就二樓、三樓的陽台。說起來也不過是石庫門的大天井那樣罷了。房子的建築是比較好些，房間也寬大，而且有浴室及衛生設備，前樓後樓分開，當中隔條走廊弄，後樓小些，不過是北向罷了。三樓上面還有一間屋頂擱樓，也可以住人，或安放物體。所以住三戶人家，也並不擠擁。”
根據章克標的描述，他們居住的應該就是恆盛里，因為恆豐里和四達里都是石庫門，唯有恆盛里才是花園裡弄。
5四達里
山陰路的四達里曾住過當年的左翼文學青年沙汀。沙汀（1904－1992），原名楊朝熙，四川安縣人，民國18年（1929年）來上海，先住東橫浜路德恩里（今秦關路44弄）13號，自學並在中華藝術大學聽課。民國19年與楊伯凱等在北四川路四川里（今1604弄）辦辛墾書店，被推為董事長。民國21年10月，小說集《法律外的航線》出版，始用沙汀筆名，同年退出辛墾書店，遷居四達里，加入左聯，民國22年任左聯常務會秘書。同年秋，遷居姚神父路天祥里（今天平路）。
1928年19月，由張友松、夏康農創辦的春潮書局在四達里104號成立，曾出版過《春潮》月刊和《二月》《小小十年》《小彼得》等書籍。
中國耶穌教自立會主席俞國楨（1852－1932）也曾在四達里暫居。1932年“一.二八”事變引發凇滬抗戰，19路軍在軍長蔡廷鍇的指揮下奮起抗戰。當時江灣為戰區中心，自立會總會所在的江灣永志堂和俞國楨住所均毀於戰火。永志堂屋頂被炮彈擊中，損失慘重。俞國楨只得臨時將自立會總會事務所設在四達里林鴻斌住所。同年俞國楨應邀前往浙江溫州講道病逝於那裡。
6興業坊
山陰路的興業坊（165弄）建於1927年，是浙江興業銀行建造的職工住處。在興業坊建成後兩年，興業銀行又在狄斯威路（今溧陽路）建造了浙興里。
興業坊曾居住過上海音樂學院教授盛中華。盛中華的哥哥即被世界音樂界權威人士譽為“中國梅紐因斯”的小提琴家盛中國。值得一提的是，盛中華的父母均為著名音樂人，他們培養了十個學習和從事音樂的兒女，其中九個是小提琴家。長子盛中國9歲便在電台灌錄節目，後來到蘇聯留學，1962年在第二屆柴可夫斯基音樂比賽小提琴比賽中獲得榮譽獎，是最早為中國贏得國際獎項的音樂家之一。近年來，時在電視上見到盛中國和他妻子、日本青年鋼琴家瀨田裕子女士回國舉行獨奏音樂會或慈善義演。其妹盛中華也是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文革期間我曾聽朋友講起去她家學琴的事，當時也沒在意，所以不能確定她是否她一家都在此居住過。
1924年5月“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出版機構汗血書店在興業坊10號宣告成立。出版了《汗血周刊》《民族文藝月刊》等刊物，數月後遷至霞飛路。
7文華別墅
從大陸新村最後一排弄堂和曙光村中間走進幾十米就是文華別墅（今山陰路208弄）。文華別墅也是三層紅磚房，但式樣明顯好過她兩邊的建築，三樓有挑出的半圓形鑄鐵陽台。這裡的18號曾是黃炎培次子黃競武烈士的故居。黃競武從清華大學畢業後，留學哈佛獲經濟學碩士。1929年歸國後，任沅陵鹽務稽核所所長，因革除時弊，為上級所忌而去職。抗戰期間他任中央銀行稽核專員，開始投身民主運動，擔任民盟總部組織委員。抗戰勝利後隨中央銀行復員回上海，即參加民建，協助他父親處理要務。1947年民盟被宣布為非法團體，黃炎培受到監視不能公開活動，重要事務遂由黃競武代為聯繫。1949年他在中共地下黨的指導下，秘密進行兩項工作：一是秘密發動中央銀行員工，阻止國民黨運送黃金白銀去台灣；二是通過關係，對駐在上海的國民黨武裝策反。
不久，中共解放軍向上海挺進。4月24日夜黃炎培在北平向上海廣播，要求上海同胞“快作局部和平運動”，當時在上海的民建成員大都沒有收聽到這條廣播講話，約一星期後才有一位地下黨員秘密告知競武，並要他注意隱蔽，以防危險。秘密聯絡點的同志為他聯繫了隱蔽的地方，但他卻執意留下工作。5月12日上午他有要事去中央銀行，被潛伏在那裡的國防部保密局特務逮捕，5月18日凌晨被害，年僅43歲。
解放軍進入上海後，政府經多方尋找才在南市車站路190號偽警備部檢查處牢房旁的空地里挖出黃競武的遺骸。但見腿折目突，慘不忍睹。周恩來、陳毅市長等都致電黃炎培悼唁慰問，並舉行了隆重追悼會。黃競武靈柩安葬於川沙烈士公墓。
8四達路拐角的洋房
山陰路口四達路上的一棟獨立英式洋房裡，曾住過海軍政治部秘書長柳夷。他也是海軍政治部文化部長、海軍報社社長。文革中柳夷的女兒柳京燕跟我一樣是病休青年。當時我和其他人都不明白，一個部隊高幹的女兒怎么也會淪落到街道當病休青年？至少也應該象一般軍人子弟那樣進軍隊當個文藝兵或衛生員之類的，但也不好意思問她。直至前些日子我終於找到了我原先街道的黨委書記，他早先是從海軍退役後轉到地方上當幹部的。他告訴我，原來那段日子正是柳夷被打倒的時候。柳京燕在我們的印象中人品極佳，一點沒有當時的高幹子弟通常都有的驕橫之氣，比一般百姓的子女還老實本分，說話輕聲輕氣的，無論對誰都很謙和。她後來的丈夫也是街道病休青年，一位普通郵電職工的兒子。由此也可看出柳夷夫婦的人品，無門第之見，有平民之風。我們曾在某年春節期間去柳京燕家裡吃過飯。那時大概她父親已經解放，家裡有許多警衛員。我們吃的飯菜都是警衛員燒的，也都是他們端上桌的。只是菜做得比較粗糙，口味也實在不敢恭維。
9青莊
山陰路的末端有一條叫“青莊”的里弄（今山陰路343弄），是解放前基督教青年會的宿舍。舊時的青莊，圍牆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編成的籬笆牆。我小的時候，這種籬笆圍牆在上海城區比比皆是，透過竹子間的縫隙，隱約可見裡面的花草樹木和屋檐牆角，頗有些田園風情。舊時的青莊裡邊有一片如茵的草坪，草坪上立著一架墨綠色的兒童滑梯，我們小時候都習慣加上個疊音叫“滑滑梯”。我常常在春夏時節衝著那架滑梯進到青莊裡去玩。青莊裡的小孩很少，印象中從未有人與我一起玩過。因為滑的人少，因此滑梯上也常常積滿塵垢，每次滑過滑梯後，後屁股褲子上總會留下兩塊黑黢黢的污漬，“鐵證”如山，在母親面前想賴也賴不過去，每次回家就得換洗褲子，挨了母親不少斥責。
青莊的1號住戶顯得與眾不同。解放後資本家的汽車早就不見了蹤影，汽車間也成了居民的住房，可是青莊大門口的汽車間裡卻總是停著一輛黑色的華沙牌轎車。每天早上司機將汽車開出，一位瘦小的老頭從家裡出來坐進汽車，在我們看西洋鏡般的目光中威風凜凜地絕塵而去。夏天傍晚，我們在弄堂口乘涼時，那輛汽車又在我們的注目禮中回到了車庫。稍長後才知道，那位擁有專車的老人叫吳耀宗，是當時著名的宗教領袖。
青莊的3號住著另一位宗教領袖劉良模。
10山陰路209弄
1992年一個梧桐飄零寒氣逼人的下午，山陰路上走來一對中年男女。男的略顯清癯，上穿皮茄克，下穿牛仔褲，足蹬旅遊鞋。他挽著的女子著一襲灰色薄呢風衣，一頭齊耳短髮倍顯精神。在當年，他們的裝束一望便知是海外華僑或港台遊客。他們走走停停，時而看看門牌號碼，時而對照手裡的紙條，臉上露出茫然和失望的表情。在一熱心路人的詢問下，才明白他們是來山陰路尋根的。原來該男子出生在施高塔路，解放前夕舉家去了台灣。如今耄耋之年的父親思鄉心切，特囑兒子回來尋找故居，讓他拍些照片帶回台灣。他手中的紙條上是父親親筆寫的地址：施高塔路100號。
熱心路人對這地址同樣茫然困惑：施高塔路即山陰路，這稍有點年紀的人都知道，但山陰路上卻根本不存在100號這個門牌號碼。於是古道熱腸的路人又把他們帶到自己一位龔姓朋友家，讓朋友一起出謀劃策。殊不知龔姓朋友也一頭霧水。就在那對男女失望到致極時，龔問男士能否再提供一點線索，男士遂拿出父親畫的簡略地圖。根據畫上房子的摸樣和房屋走向，龔把他們帶到了209弄。男士一進弄堂便高聲歡呼起來：“對了！對了！就是她！就是她！”接著他熟練地找到自己過去的家——如今的山陰路209弄4號。
209弄與山陰路四達路口以及溧陽路的房子一樣，都是青磚牆體、四面坡紅瓦屋頂的英式洋房，每兩幢連在一起，房屋和花園的格局很大。灰色的立面鑲嵌著磚紅腰線，圓形的門窗中央都有既美觀又在力學上起到堅實穩定作用的拱心石。男子的父親過去是中央儲備銀行的職員，209弄就是銀行為高級職員提供的住處。
幾天后，當這對男女提著禮物專程來拜謝龔時，龔先生才知道，原來那男子就是台灣的著名導演楊德昌，而那位女士也就是他的太太，就是後來在大陸擁有無數冬粉的台灣歌星蔡琴。當時的大陸人對蔡琴還相當陌生，對楊德昌的大名更是一無所知。楊德昌自1982年和陶德辰、柯一正、張毅四人合作拍攝了四段式影片《光陰的故事》（In Our Time 1982）後便聲名鵲起，而蔡琴則早被譽為台灣歌壇的“絲絨皇后”。
11山陰路292號
青莊斜對面292號是棟獨立的花園洋房，其花園之大堪居山陰路之首。臨街兩扇灰色的大鐵門永遠緊閉著。裡面的主人是曾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的東海艦隊司令劉浩天（1912－1984）。也是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和中共第九屆中央候補委員。
12山陰路242號
山陰路靠近四達路一帶兩邊都有幾棟獨立的英國都鐸式四面坡洋房，其中242號的房子頗為搶眼。沿街有棵高大的玉蘭樹，那革質的樹葉墨綠墨綠，簡直象一片濃得化不開的綠雲，樹冠足可遮蔽二十多平米。初夏時節，象牙色的玉蘭花開滿枝頭，陣陣清芬隨風飄溢。玉蘭的花瓣很大，開到一定時候就會落下花瓣。每逢落下時就有人揀了回家，我開始以為是拿回家做書籤用的，我也曾揀過幾片夾在書里。花瓣乾後，會呈現出一圈咖啡色的邊緣。後來聽人說別人揀回去是把花瓣在麵糊里掛了漿放油鍋里煎，做成一道香甜美味的點心。我聽了不以為然，從沒有嘗試的念頭，因為我覺得花香味做成的點心味道肯定怪怪的，絕對沒有果香味誘人。
13虹口血案發生地
工部局越界築路時，施高塔路大概一直是築到歐陽路前的，因為那一段路上的房子也都是很漂亮的花園住宅，而且我所居住的祥德路2弄原來的名稱是“山陰路祥德村”，我家後面12弄叫山陰路七友小築，48弄那排綠磚砌成的內有日式拉門的房子叫山陰路綠苑莊。發生在1940年的那樁驚天血案，也在當年被說成是發生在施高塔路。
1940年10月13日的《申報》有條醒目的標題：“虹口昨晨血案，傅筱庵被刺身死；禍生肘腋老僕持刀暗殺，日方大事搜查並無所獲。”報上所說的傅筱庵時為汪偽上海市市長，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舊時的傅宅今為祥德路26弄2號，當年是日本人為他物色的住處。
大躍進時期的山陰路
在1957年反右開始的第二年，全國人民迎來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高高飄揚的激進年月。那幾年的人們多數都有點激素亢進的味道，當年的口號現在看來真是不可思議，什麼“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無煤也煉焦，無焦也煉鋼”，當年的糧食畝產量虛報為兩三千斤，有個聲名顯赫的學部委員認為太陽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畝產就可能達到“兩千多斤的20多倍！”，他的科學計算更使畝產潛力精確為5.85萬斤。 據說他的文章還引發了高層的擔心：“糧食多了可怎么辦？”文壇更是熱鬧非凡，一片奼紫嫣紅鶯歌燕舞。
1958年的大躍進，使得原本幽靜的山陰路也開始熱火朝天起來。我當時雖然還在幼稚園，可也已經親歷了大躍進的火熱場面。記憶最深刻的當是全民動員消滅麻雀。那時，山陰路上每家每戶的陽台上、院子裡甚至房頂上，都安置了用稻草紮成並披著舊衣服的假人，用來嚇唬麻雀，不讓它有停留歇息的機會。然后里弄乾部對著天空敲鑼打鼓，居民則拿著臉盆鍋蓋等傢伙，一邊敲擊，一邊大聲嚷嚷，對面積善里的房頂上也站著好多人在敲鑼鼓家什。連我這個學齡前兒童也拿了一把銅匙拚命敲打一個搪瓷碗。大人們忙得不亦樂乎，我也興奮得滿臉通紅，一會跑出弄堂，一會跑上自家陽台。可憐的麻雀統統成了驚弓之鳥，慌慌張張在天上飛來飛去，有的被嚇破了膽，有的則因為無處停留而累得筋疲力盡，紛紛從空中掉落在地上，被興奮的人們束手就擒，成了居民委員會幹部向上級匯報戰果的戰利品。
據統計，五十年代那場始發於消滅“四害”，演變為麻雀殲滅戰的運動共消滅了兩億一千萬隻麻雀。消滅麻雀原本是為了保糧增產，然而城市裡沒有稻田麥地，因此對當時的我來說，消滅麻雀最直觀的成果是樹上的蟲子增加了。那時因物質匱乏，幾乎家家戶戶都養了幾隻雞或鴨，以待春節時候享用。餵雞鴨最好的飼料就是樹上的蟲子和地下的蚯蚓，這些事情責無旁貸地落到了我們小孩頭上，於是我經常會去馬路上或附近的虹口公園（今魯迅公園）採集蟲子。為什麼不是捉而是采呢？因為那時樹上最多的是一種我們叫“皮蟲”的蟲子，它外面裹著一層軟的像樹皮一樣的殼，而且能像蛛蛛吐絲那樣吐出長長的絲，把自己懸掛在樹枝上。所以不用捉，輕輕一采就到手了。這些蟲子的天敵是麻雀，麻雀死光光，蟲子家族就迅速膨脹起來，於是樂壞了我們這些以採集蟲子為課餘生活一部分的孩子們。上面提到的白楊樹上的刺毛蟲，我記憶中六十年代初期最多。盛夏時節，每棵樹下的地面上都可以見到許多。現在想起來，恐怕與麻雀所遭受的滅頂之災不無關係。
之後不久，全民大煉鋼鐵又開始了。政府一聲令下，沒用幾天，山陰路上所有弄堂的大鐵門，還有小花園的鐵門都拆了。至於那些鐵門後來是否真的煉成了好鋼，那就不得而知了。
大煉鋼鐵需要建高爐，所以拆了鐵門以後又開始拆磚牆。我家弄堂與對面積善里之間一堵三米高的圍牆就是在那時被拆除的。拆除那天來了一隊中學師生，手持鐵棒榔頭對著圍牆乒桌球乓一陣亂敲，把磚頭全部敲成了碎磚塊。現在想起來才覺得可笑，那些碎磚塊怎么能建煉鋼的高爐嘛！
那時，我的一個剛念國小的姐姐也被學校布置了任務：把家裡的碎瓷片砸成粉末交給學校，據說那種粉末也是用於大煉鋼鐵的。家裡沒有碎瓷，母親只好把一些有裂紋的碗給了姐姐。於是我象跟屁蟲一樣跟在姐姐後面，在弄堂里的水泥地上，姐姐用榔頭砸，我用石塊敲，幾個瓷碗終於成了粗礪的瓷粉。
我居住的里弄對面是山陰路303弄，據說上海淪陷時期是日本軍人的宿舍和馬廄。在大躍進的時候建造了兩幢簡易的二層樓房。當時提倡“多快好省”，建造的速度很快，建成後居委會組織大家去參觀。我母親也去看了，回來說二樓的地板走上去是軟的，走在上面“嚇噝噝”（上海話害怕的意思）。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當年被認為建築質量欠佳的303弄，直到現在依然完好無損，裡面照樣住滿了居民。可見當時的建築質量還是不錯的，至少不知道什麼叫“豆腐渣工程”。
大躍進時期，城市裡也大辦公共食堂，僅山陰路上，我知道的就有三家居委會辦的食堂。城市裡的食堂，不同於當時農村中吃飯不要錢，敞開肚子儘管吃的大鍋飯食堂，城市裡的居民食堂不僅要收錢，而且要收糧票和油票。其主要宗旨好象是為了解放勞動力，讓家庭主婦從鍋碗瓢盆中解脫出來，從而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參加到大躍進的各項運動中去。這樣的居民食堂大概還是有其積極意義的，所以生命力比大躍進強得多，一直到文革中還有一些仍在經營。
文革期間，與我相依為命的母親分別到北京和安徽的姐姐處小住，為解決一日三餐，我就在山陰路上的興業坊居民食堂搭過伙。搭夥費好象是每月每頓一元，若吃中午晚上兩頓，就需要交兩元的搭夥費。賣飯菜票的阿姨總是在開飯前坐在一個靠窗的角落，一麵點錢數飯菜票，一面用她那獵鷹般的眼睛搜尋飯堂里正在吃飯的人，看準了誰只出一頓搭夥費卻在一天之中吃了兩頓，立馬就象老鷹捉小雞般衝過去尖叫起來：“儂只出了一頓搭夥費，怎么又來吃啦？”那年月的人其實都很老實本分的，大多都不會為了揩一點油而甘冒被人揪出來示眾的風險，但是也不太情願白白放棄每一次付了搭夥費才能就餐的機會。所以，一天吃兩頓的，大多是在每月30次就餐總數不變的前提下，將此頓換彼頓而已。我就有過一次這樣的經歷。我搭夥的時候說明是晚上一頓，有段時間因為臨時換成做中班，就去食堂吃了午飯。那位十分敬業的阿姨立刻就認出了我，免不了的一頓急風暴雨式的大聲呵斥，讓我羞紅了臉。不過，在眾目睽睽之下向她解釋了原因後，倒也就平息了。之後我再去吃午飯，就沒有發生過類似的尷尬。
這兩家食堂結束於何年何月，我就不清楚了，現在也已打聽不到確切的訊息。
大躍進時期，居委會打算在我家樓下開一家幼稚園。里弄乾部幾次三番上門，要我家把樓下讓出來，但我父母考慮做了幼稚園後將嘈雜不堪，始終沒有答應，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後來這家幼稚園開在了我們弄堂對面的青莊，一直維持到上世紀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
當時，居委會動員居民為幼稚園捐獻桌椅玩具，母親將我的一個搖搖木馬捐了出去。木馬有半人高，馬身是白色的，馬鞍則漆成大紅大綠的。那是我小時候玩的，待我大了能騎小三輪車的時候，那木馬就被擱置在儲藏室里。幼稚園剛開辦時生源缺乏，為了支持居委會的工作，母親將我也送了進去。我進去後先是急著找我的木馬，但找了幾天也沒找到。幾年後，那木馬居然出現在我家附近的一戶人家中，那家女主人曾是幼稚園的教師。她的一個女兒騎在上面搖著，其他兩個女兒圍著，吸引了一大幫弄堂里的孩子。因為當時搞捐獻時居委會讓各家在捐贈品上寫下名字，父親就把我的名字寫在了木馬的臉上。當那木馬一出現，我立即就認了出來，只是原來寫著我名字的地方被墨汁塗抹成漆黑的一塊。我走近看了兩眼，那女主人立即就將孩子叫回了家。從此再也看不到她家的小孩在弄堂里騎木馬了。
幼稚園的日子枯燥而乏味，那時的老師，清一色都是在大躍進中參加工作的家庭主婦，畢竟缺乏專業知識，既不會講故事，更不會教認字教唱歌。記得有次我趁老師不注意溜了出去，幼稚園旁邊一幢房子裡隱約傳出《社會主義好》的歌聲。那首歌可是大躍進時期的流行歌曲，就象文革時期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樣，大約“上至八十三，小至手裡攙”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曲作者是李渙之。我至今還記得那首歌的歌詞：“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全國人民大團結/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新高潮。”
我循聲找去，發現那幢房子底樓的前客堂里聚集了許多家庭婦女，正在跟隨一個彈風琴的女子學唱這首歌。後客堂則在牆上掛了一塊小黑板，也是一位女士在教幾個家庭婦女學認字。我瞅見裡面有幾個左鄰右舍熟悉的面孔，嚇得馬上溜回了幼稚園。
大躍進年代為了解放婦女生產力，街道還辦了許多生產組，號召家庭婦女走出家門投入革命工作。記得當時有一部由張瑞芳、溫錫瑩出演男女主角的電影《萬紫千紅總是春》，說的就是女主人公如何衝破婆婆和丈夫的阻力，投身社會參加工作的故事。不過，我母親始終沒有出去工作，一方面因為小孩多，家務事根本忙不過來；另一方面也是性格使然，她似乎不習慣與陌生人多打交道。1959年我上國小一年級，班主任在班會上把每個同學都叫起來問：“你媽媽出去工作了嗎？”一些母親參加了工作的同學回答時都挺胸昂首，一副很自豪的樣子，於是受到老師的表揚。而問到我時，我只能低下頭輕聲說還沒有。老師不依不饒地追問：“為什麼不工作？”我只得紅著臉撒謊說母親病了。老師要我保證母親病癒後一定要出去工作，然後才示意我坐下。
山陰路上的229弄門口當時有家生產組，沿街的視窗能見到裡面工人工作的情形。那是一家為附近的國營廠加工保險套的生產組，桌子上滿是雪白的滑石粉。工人們忙碌地將保險套沾上滑石粉，再吹氣鼓起來檢查是否漏氣。常有淘氣的男孩從視窗伸手進去偷保險套，然後用嘴往裡吹氣當作汽球玩。那些阿姨看見後就大喊一聲追了出來，然後在山陰路上進行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不過勝利者卻總是那些像老鼠一樣機靈的淘氣男孩。
大躍進時期，人們的著裝發生了很大變化。我所見到的山陰路上的男人不再西裝革履，代之以藏青色的卡其布中山裝。女人則換下了窄袖細腰束縛行動的旗袍洋裝，甚至連風行於五十年代初的革命裝——列寧裝也被束之高閣，冬天穿中式對襟棉襖，春秋著寬胸闊袖的兩用衫；而盡顯女性曲線之美的旗袍，則在人們的視線中漸行漸遠；高跟鞋也被收進壁櫥，代以圓口平底布鞋。我家的壁櫥和樟木箱裡就塞滿了父母的“過時”衣裳。女孩子辮梢上也不見了蝴蝶結的蹤影。當時的學生沒有學生裝，但每逢“六一”兒童節、國慶節或學校的重要活動，無論男生女生，一律要求穿白襯衫藍褲子。服裝的式樣和色彩漸漸趨於統一。
文革時期中的山陰路
其實，文革期間橫行一時的“成分論”或為“血統論”，並非始於文革，而是在大饑荒剛過去的六十年代初就開始大行其道了，文革期間只是愈演愈烈的大爆發而已。
文革前，住在我隔壁一個馮姓同學的姐姐從國小彈鋼琴，而且刻苦程度在那年月很是罕見。我小時候因為多病，國小時期基本沒怎么去學校上課。每天清早我在她行雲流水般的琴聲中醒來，晚上又在她抑揚頓挫的琴聲中入睡。有時半夜醒來，還能聽見那不絕於耳的樂曲。但是因為她的父親57年被錯劃為右派，所以專業成績再好也進不了音樂學院。此人文革後去了美國，博士畢業後成了一家著名樂團的獨奏演員。
1965年我國小畢業，一個住在我家對面弄堂積善里的男同學，雖然一直是班上的學習尖子，但因其成分的先天不足，在國小畢業填報中學志願時，被班主任叫到辦公室，硬是勸阻他不要填報一所市級重點中學。我不知他是否聽懂了老師的話中話，反正他後來是進了一所普通中學。這同學現在是知名的復旦大學教授，當然此是後話。
山陰路上的住戶，前面已經說過，大多是高級職員或文化界人士，如果要在當時的山陰路上尋找紅五類家庭，恐怕只有為數不多的一些部隊高幹家庭。小時候侯，學校號召學生要艱苦樸素，提倡“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一些家庭條件比較優越的同學，常常因為沒有舊衣服備感自卑。為免受老師責備和同學白眼，有些同學特意在新褲子的膝蓋或新上衣的胳膊肘處縫上一塊補丁。我國小所在的班級，同學大多出身知識分子家庭，每次考試我們班級的成績總是榮列年級之首，學校組織數學、作文、書法、朗誦比賽，我們班級也屢屢名列前茅，甚至將前三名盡收囊中。可是，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中，我們班級的學生卻經常需要接受老師特殊的教育：“別以為你們成績好，你們平時功課不懂家裡有人教，別的班級同學回家是沒人教的。你們有什麼了不起！”從那時起，我就已經意識到自己出身的重大缺陷，一絲因成分而自卑的陰影已經開始籠罩幼小的心靈。
到了文革時期，山陰路首當其衝萬劫不復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
先是文革初期風起雲湧的“破四舊立四新”。那時還沒有紅衛兵組織，但幼稚的學生們早已經按捺不住一觸即發的革命激情了，不過那時候還只是對物不對人，我記得曾跟隨中學裡的高中生去看過破“四舊”，那都是到棚戶區去砸一些瓷器或泥塑的菩薩，粘在門框上方的鏡子以及屋頂上的啤酒瓶之類。棚戶區有些人比較迷信，那是為了把邪氣怨毒發射到仇家。還有就是站在馬路上查“奇裝異服”。所謂“奇裝異服”，就是尖頭皮鞋和窄管褲，還有所謂的男人的“飛機頭”、“大包頭”。學生們手拿剪刀站在馬路上，看到過往行人中的“奇裝異服”，不由分說，上去逮著就是一剪刀。褲子一直剪到膝蓋處，尖頭皮鞋讓你脫下後光著腳走回家。據說那幾天的黃浦江上漂浮著許多皮鞋，都是被革命學生查到後扔到江里去的。
儘管只是“破四舊”， 但山陰路上的許多住戶已開始人心惶惶，經歷了多次政治運動且特別敏感的知識分子，早已嗅出了危險的氣味。於是許多人不等革命小將打上門來，就開始自我革命了。有些人把家裡珍藏多年的膠木唱片砸了，把聖經佛經可蘭經撕了；有些人通宵達旦清理自家的書櫃，將一些疑是“四舊”甚至“反動”的書籍撕碎了扔進弄堂口的垃圾桶。當年的垃圾桶都很小，而且是幾條弄堂合用，扔的人多了，垃圾桶一會就填滿了，將周圍地上也堆得滿滿當當。這立即引起了革命小將和居委會幹部的警惕，於是居委會派專人把守垃圾桶，意在密切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
是年8月5日，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公開稱讚聶元梓的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於是全國範圍內大字報鋪天蓋地，“牛鬼蛇神”雲集的山陰路，當然不會也無法置之度外。
山陰路沿街的牆壁上都被大字報蓋滿了，尤其是大陸新村、積善里以及303弄弄口的牆面。大字報白底黑字，人名都被紅墨水打上“X”。不久，大字報還不斷向“縱深”發展，一直貼到弄堂裡面的牆上，以及 “牛鬼蛇神”的家門口，有些還配有極盡醜化的漫畫。接著便是大規模的抄家，沒有準確目標的紅衛兵，開進那些看上去比較高檔的花園洋房和花園裡弄，幾乎是挨門挨戶地上門抄家。規格最高的抄家是造反派開著卡車來，車上放著鑼鼓家什，狂熱的紅衛兵穿著當年最時髦的綠軍裝，頭戴綠軍帽，腰間則是一條赫色的寬皮帶，最醒目的當然還是手臂上那條印著三個黃色毛體“紅衛兵”的袖章了。一路上鑼鼓震天，高音喇叭里由領頭的紅衛兵喊著口號：“打倒XXX！”、“把XXX楸出來！”、“XXX罪該萬死，死有餘辜！”最常見的抄家就是一隊臂戴紅袖章的人，有目的或無目的地進入誰家屋裡說抄就抄。而遭遇抄家的家庭，早已如驚弓之鳥，誰也不敢多問一句。
那段時間，山陰路上著實熱鬧非凡。有的人家甚至一天之內被抄幾次，老子單位的造反派剛走，妻子單位的紅衛兵接踵而至，甚至還有兒子女兒學校的紅衛兵、紅外圍（專為出身非紅五類子女設立的造反派組織）、紅小兵（小學生的造反派組織）。為了搶功，撞車的兩路人馬還會發生激烈爭吵。
抄家的隊伍如果是本單位的，那還算是幸運的，因為畢竟還是同事，而且還會出具比較規範的收據。如果遇到並無任何關係的某中學的紅衛兵小將，那真是慘了。我家就是某中學的紅衛兵來抄的，連我的玩具和小人書都統統抄走。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家人都未受到皮肉之苦。我父親一位住在山陰路口的曾翻譯過黑格爾著作的彭姓朋友，不僅被抄了家，還勒令他喝下一瓶墨汁，說他是黑幫，心和肺都是黑的，所以就應該喝墨汁。
那時的山陰路，仿佛被兜底翻了一遍，昔日的幽靜和祥和被從早到晚的鑼鼓聲和口號聲所取代。山陰路上的大部分住戶整天提心弔膽憂心忡忡，我三姐更是一聽鑼鼓聲就心動過速，驟然升到每分鐘一百多次。
山陰路上的批鬥會也時有發生。我就親眼見過一個同學母親被紅衛兵從家裡楸出來在青莊前揮手高喊打倒自己的口號，她淚流滿面的樣子和顫抖尖銳的嗓音至今還會浮現在我眼前。
山陰路原先住戶的住房面積也大大縮水，原來住一層或二層甚至整幢房子的，大都被掃地出門，全家老小蟄居在小小一間房裡。因為住房被占，許多人家原來的家具書籍等，便失去了安身之處，只得被主人以極低的價格賣給廢品資源回收筒，或者讓需要的人揀回去，甚至乾脆扔進垃圾桶。我父親的一位住在東照里的陳姓朋友，解放前是開工廠的，公私合營後靠定息生活。這樣的資本家，文革一開始就是首當其衝的革命對象。幾次抄家後，不僅被掃地出門，甚至連床棉被都沒留給他家。母親把我家幾條暫時不用的舊棉胎送給他們，他太太一疊聲地說謝謝，惹得我母親在心裡掉眼淚。要知道，文革前我家平時買的醬油都是2角7分一斤的，而她家是非9角7分一斤的鮮醬油不進門的。
大陸新村范祥雍先生的家也被抄了，之後被趕進後面的210弄，一家數口擠在一間十多平米的小房間；原來占據范老兩層房子大半的古籍，一本也沒剩下。
劫後的山陰路面目全非，花園裡的花草樹木大多被毀壞，有的樹木甚至被連根拔走；我家小花園裡的兩棵柏樹就是如此，也不清楚弄到哪裡去了。青莊的那片草地變成了一片黃土地，滑梯也不見了蹤影。過去每家每戶盛開在陽台窗台上的花卉，只剩下尚未來得及丟棄的破敗的花盆。不知從哪天開始，母親在花盆裡種起了小蔥，既增加一些綠意，也可以節省一些買蔥的錢。
1972年2月，山陰路忽然忙碌起來，馬路兩邊原先的白楊樹統統被連根挖出，換上了法國梧桐樹。當年植樹不象現在能將參天大樹整體移植，新栽上的只能算樹苗，大約一人多高，光禿禿孤伶伶的，沒有一根分岔的枝桿和一片樹葉。不久才知道，原來是為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而準備的。居委會通知各家：尼克森訪華期間無事不得隨意上街，尤其是“地富反壞右”分子，一律在家待著。即便待在家，也得老老實實，別隔著玻璃窗東張西望。尼克森到達上海的那天，我碰巧出門去與內蒙古插隊回來的同學約會。走在山陰路上不見一個人影，就象走進寂靜的墓地，不由感到一陣那年月特有的恐慌。這才想起我違反了規定，幸好沒碰上麻煩事。
最近幾年，隨著人們懷舊情緒的日漸蔓延，關於山陰路的憶舊文章也越來越多，但是有一些顯然是憑空臆造出來的。比如許多文章一說到山陰路濃蔭蔽日的梧桐樹，就想當然以為與上海西區早年法租界留下的梧桐樹是一樣的來歷，甚至還有人詩興大發，說魯迅當年在梧桐樹下如何如何，未免貽笑大方。
在那個“崢嶸歲月”的初期，山陰路最時髦的服裝就是綠軍裝了。如果誰身穿一身綠軍裝，臂戴紅袖章，腰扎一條寬皮帶，會贏得無數注目禮和回頭率。當然引起注目和回頭的除了羨慕外，有相當一部分人的心裡是充滿了驚嚇和恐慌的。
當然，在山陰路上能穿上綠軍裝的畢竟屬於鳳毛麟角，絕大多數人只是穿著或黑或藍或灰的兩用衫；女孩子還流行剃革命頭，長發短辮一律剪成齊耳短，走在馬路上，從背影看基本上是分不清男女的。當年就有人將這種情景譏之為“黑烏鴉”、“藍烏鴉”和“灰烏鴉”。
那時物質極端匱乏，一切都要憑票供應，買布需要布票，買肥皂需要肥皂票。為了節省金錢和票證，不論男女老少，幾乎每個人的胳膊肘上都會套上一副用邊角料拼成的袖套。考究些的人只在家裡戴，不講究的人則里外如一。袖套五色雜陳，給那片藍黑灰的世界抹上了一層不協調的色彩。但愛美的女孩子還是千方百計地用假領子來扮靚自己。假領子其實是真領子假襯衫，是那年代人們為防冬季染髒棉衣領子的一項重大發明，即有襯衫領子但襯衣只做到齊胸的假襯衫。各個棉布店裡都有出售假領子的專櫃，只需八九角錢就能買一副的確良布料裁片，回家自己再加工。假領子的顏色倒是還算繽紛，還有各式格子的，大家把彩色的假領子翻在深色的棉衣罩衫外，不失為特殊年代的一道特殊風景。
與那年代陰晦的藍黑灰色相映襯的，是鋪天蓋地的紅色海洋。除了手裡拿的紅寶書，身上背的裝紅寶書的紅袋子，牆上刷滿紅色標語，商店的櫥窗除了以紅布襯底陳列紅寶書外，一概不能展示任何商品。
改革開放
文革結束，山陰路復歸平靜。然而就好比一件精美的瓷器被打破後，無論怎樣修補也終難達到完美無暇的境界。
那些當年被掃地出門的住戶，大多無法再回到自己原來的住處。原先獨門獨戶的小樓，大多成了七十二家房客侷促一樓的狀況。前面提到的我父親的老朋友范祥雍先生，在申請落實住房屢屢遭挫後，無奈之下，斗膽給鄧小平寫了一封反映情況的信。沒多久區里就為他落實了政策，從曙光村里遷出後搬進四川北路上的川北公寓。雖然沒能回到原來的大陸新村，但畢竟比一家老小侷促一室的時候改善了許多。知足長樂的范老，每每提起鄧小平，感恩之情就會溢於言表。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像我這樣在解放初期鼓勵生育的政策指引下出生的一代人，正逢結婚育子的高潮期，所以，原本就欠著許多歷史舊賬的上海住房，就愈加緊張起來。當時的山陰路儘管沒多少空地，卻也見縫插針地造起了一些火柴盒般的住宅樓。七十年代末，原先青莊的那片草坪上，蓋起了兩棟五層樓的住宅樓；積善里前面的山陰路310弄，原來是一大片空地，只有寥寥幾間平房。八十年代中期，這裡建造了一幢六層住宅樓。在劉浩天的院子裡，也建造了一棟規模比原來房子大一倍的三層樓房，門牌號碼由原來的一個分成了兩個。
1972年種下的梧桐樹苗已長成大樹，樹幹越長越粗，樹冠越來越大，兩邊的樹冠合攏成一道道綠色的拱門，盛夏時節，走在山陰路上根本感受不到烈日的威力。梧桐樹最大的優點是不長刺毛蟲，對如今生活在山陰路上的小孩而言，幾乎不知道刺毛蟲為何物。
大約八十年代中期，昔日路人寥寥車馬稀的山陰路開始通公車。我家對面的青莊弄堂口設定一個70路公車的站點，每當公車進站，剎車時輪胎的摩擦聲，起步時發動機的轟鳴聲，打破了山陰路保持了幾十年的靜謐。
隨著市場經濟的日益深化，山陰路上破牆開店也多了起來。短短數百米的道路上，小型超市、銀行、飲食店、食品店、水果店、花鳥店、寵物店……五花八門鱗次櫛比。居住在山陰路上的居民，日常生活確實便利了許多，然而犧牲的卻是山陰路原先的整潔與寧靜。商店不僅開在馬路兩邊，甚至還開進了狹窄的弄堂里，就連魯迅故居所在的大陸新村，也開出了兩家照相和設計的小店。黑色的花園鑄鐵門上塗滿了花里胡哨的顏色，與魯迅故居肅穆的氛圍格格不入。
山陰路山陰大樓的沿街底層，有一家升豐書店，是我經常光顧的地方。那家書店雖然面積不大，書的種類卻很多，但是盜版書也不少。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盜版書，質量遠不如現今真假難辨的“高科技”盜版書，那時大概還是人工排版的，所以錯字漏字甚至大段大段的遺漏屢見不鮮，而且紙張既薄又黃，正反面的字模模糊糊密密麻麻交織在一起，看得人眼花繚亂。記得有一次我買了一本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裡面同一個人物的名字竟然有三種不同版本，看得我雲裡霧裡不知所云。當然也不全是盜版書，小店也有小店的特色，一些因為客群面太窄而難以進入大型書店的書，經常可以在它那裡覓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同學林達寫了《近距離看美國》系列叢書，在一部分特定讀者中很有影響，當時我所在的電視台《閱讀長廊》欄目打算為這本書做一檔專題，便囑實習生去買書，豈料跑遍南京路福州路等多家大書店卻一無所獲。最後還是被我無心插柳地在這家小書店裡找到了。
後來這家書店搬到了山陰路吉祥路口，面積依然很小。據說搬遷後就換了老闆，老闆加雇員總共才兩個人。老闆是個黑黑瘦瘦的中年男人，於書籍的出版行銷一道極其專業，看樣子應該是資深的業內人士；雇員是個膚色白皙相貌甜美的女人，像極了央視的新聞女主播海霞。我每每晚飯後散步路過山陰路，總要到書店裡轉轉，與女雇員聊上幾句，看到中意的就買上幾本。
因為換了老闆，店裡再也難覓盜版書的蹤影，而且所售書籍的品味也與以前大不一樣，沒有鋪天蓋地的教輔書，更沒有星光眩目的八卦書，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大型書店怕影響效益而不願意上架的冷門書籍。比如《萬象》雜誌，我尋找了好久而不得，這家小店居然每出一期都能準時上架，而且還能為顧客補齊以往遺漏的。有些已經賣完的書，他們能幫你再進；沒進過的書，你把書名和出版社寫給她，也總能如願以償。我曾托他們進過好幾本市面上比較少的書，比如美國賀蕭著的《危險的愉悅》，陳左高的《歷代日記叢談》，我都是從網上看到出版訊息後，把書名抄給他們才買到的。幾年下來，這家頗具特色的小書店名聲日隆，很多人會從老遠專程趕到這裡來買書。對讀者來說，這家書店最實惠還不止是能買到上品好書，凡這裡出售的新書一律打九折。
山陰路上的第三中心國小旁邊，有一家僅一開間門面的小吃店，專營南翔小籠包和三鮮餛飩，生意特別興隆。近些年先後兩次上了上海電視台生活時尚頻道的美食節目，更是名聲大振，幾乎任何時候都座無虛席，有些人甚至端著小籠包站在馬路上享用，還有人則開了小車過來，買到後就鑽進車裡捧著飯盒狼吞虎咽。我素不喜食肉汁肥膩的小籠包，然而身陷諸多媒體地毯式轟炸的廣告攻勢中，食指也不免小動起來，有幾次想趁下午人少的時候去嘗嘗鮮，未料照樣人滿為患。
山陰路的274弄與其他弄堂不同，它一頭連著山陰路，另一頭則通向魯迅公園圍牆邊的甜愛路，因此成了一條行人如織的交通要道。最近幾年，弄堂里的住戶紛紛破牆開店，從飲食店、水果店、服裝店，到理髮店、南貨店……再加上打游擊的各式地攤，把一條沒有路名的交通要道塞得滿滿當當舉步維艱。
夜晚的山陰路更加熱鬧，車水馬龍，人聲鼎沸。喇叭聲叫賣聲吵嚷聲此起彼伏。夏天的時候，從四川北路一拐進山陰路，立刻就會覺得氣溫升高几度，腦袋有些發脹。
山陰路的住戶，老一輩的多已作古，年輕一代則大多搬離了舊巢。留守在山陰路的，大多是年事已高心若止水的老人，還有就是一些處境尷尬的60歲上下的準老人。曾在網上讀到一位超市經理的“山陰路感言”，稱山陰路為“破落戶聚集區”，因為那裡的人“購買力平平，眼界卻特別高，好一點的東西賣不動。”看後五味雜陳，有點想笑卻笑不出來，惟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超市經理出於營業額上不去的懊惱，說出此等怪話固然有點損人，但事實上卻也大體如此。昔日藏龍臥虎的山陰路，如今仿佛成了一位固守著一份榮耀卻又無力回天的垂暮老人。這恐怕也是歷史的必然，每一次重大的歷史變革，最直觀的結果總是社會利益的重新分配。
此時的山陰路上行人裝扮也與全國一樣，任何色彩任何式樣都見怪不怪，所謂“只有想不到的，沒有辦不到的”，“沒有奇怪的，只有更怪的”。女孩剃光頭露肚臍和男孩留長髮著女裝都是時尚，看不慣才是土得掉渣的土老帽。
2005年，虹口區政府斥巨資將山陰路打造成上海十二個“歷史文化風貌保護區”之一。或許我的眼光太挑剔，也或許我習慣了過去的一切，儘管山陰路的修繕改造秉承了“修舊如舊”的原則，但我總覺得山陰路的舊時風韻最多恢復了十之一二。不知道是出於成本的考慮，還是舊時的工匠技藝早已失傳，原先一些極具風情的水泥拉毛牆，被灰色的水泥塗抹得平平整整，而最具特色的清水磚牆，則被刷成了深粉紅或淺灰色，優雅素淨的視覺享受蕩然無存。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隨著懷舊情緒的日漸濃郁，我幾乎走遍了山陰路的每一條里弄。遺憾的是有幾條弄堂進不去，因為大多數弄堂口都安裝了有電子門禁的大鐵門，不與居住在裡面的人通話是無法進入的。而能進入的弄堂，則發現建築的式樣和格局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過去的外敞式黑色鑄鐵欄桿的陽台，如今大多被鋁合金窗封成了一個小房間；假三層的紅瓦坡頂，也因為擴大居住面積而抬升成一個個凸起的立方體；過去種花植草的小花園，現在幾乎都鋪滿了水泥，就像農場裡的打穀場……
山陰路從骨子裡散發出來的那種幽雅，那種安詳，那種書卷氣，恐怕是再也無法修補的了。
一條說不盡的山陰路，承載了太多歲月的滄桑，也承載了我太多的記憶。相信這樣的記憶絕不會只屬於我，所以催生了我用文字記錄下來的衝動。雖然其中的一部分只是資料的羅列組合，但是，如果與我有限的記憶互為印證，能拼湊出一幅山陰路前世今生的大致輪廓，我就已經很滿足了。
虹口區四川北路街道投資1000萬元，將山陰路、長春路“修舊如舊”，恢復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歷史文化風貌。
長約500米的山陰路、長春路是個歷史文化名人聚集地，有魯迅、瞿秋白、陳延年、茅盾、內山完造等十數位文化名人故居、舊居；同時也是城市建築形態最豐富、最多的一個區域。全市有27種建築類型，它就有22種，包括新、老式里弄，單體、連體別墅，公寓、排樓等，尤其是一排十多幢近百年歷史的仿英式紅磚建築，在上海已不多見，去年被上海市政府列入首批歷史風貌保護區。
街道把整治山陰路、長春路，恢復歷史文化風貌定為全年主攻方向，認為這是延伸文化底蘊的需要，是兩個文明建設的組成部分。他們邀請華師大環境藝術研究所和同濟大學同拓建築策劃諮詢有限公司擔綱設計，查閱了大量歷史資料，按照三十年代前的歷史風貌“度身定做”，三易其稿，制訂出改造方案。長春路10幢歐式建築———沙遜群樓，外牆已有多處破損、殘缺。為了恢復原貌，他們沒有在表面“塗脂抹粉”，而是尋來一塊塊舊磚，研成粉末，經過冷凍試驗，然後修補在清洗過的外牆面上。據統計，去年共修補外牆立面1.7萬平方米。同時，他們不做加法做減法，拆除違章建築42處、大小廣告、宣傳欄38個，使原來的歷史面貌得以“顯山露水”。
這些具有歷史風貌的建築、名人舊居大部分由普通市民居住，在恢復歷史原貌、改建的過程中，勢必會涉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街道黨工委、辦事處在做細做深工作的同時，兼顧民眾利益，“有情”操作。長春路有一個遺留搭建小雜貨店，已有50多年歷史。家中有兩個老人、兩個兒子：一人下崗，一個單位效益差，歷次拆除違章都動它不得。街道除了上門做工作外，對下崗兒子重新安排工作崗位，兩老經濟上給予補償。還有一戶居民住房條件較差，女主人患有重症，十多年前在庭院搭建了一間房間。街道不僅關心女主人的病情，給予經濟補貼，還為她家住房重新調整結構，改善了居住條件，戶主感動地給街道黨工委贈送了錦旗。在拆除違章建築中，牽涉到32戶居民、10家單位，但沒有發生一起拒拆事件，實現了“零上訪”。
現在，修葺後的山陰路、長春路清水紅磚，紅瓦屋頂的樓房鱗次櫛比，別墅前的花園綠草如茵，使人感到賞心悅目。兩個街區除了6位城管和市容協管專職人員外，還有30多位志願者，共同監督管理這片歷史文化風貌區。同時每一戶居民也簽訂了《居民公約》，使這片恢復了歷史舊貌的區域保護起來，不再受到損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