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1990年以來中國大陸學界處在轉型期中。一邊是內部政治挫折導致“新啟蒙”思潮終結和新自由主義濫觴，一邊是市場經濟促成“新左派”與西方左翼學者全面結盟。圍繞著“現代中國學術風向”問題的探討，折射了當代中國學人在新舊交替時期內外夾擊中的尷尬境遇。汪暉是一個代表也是一種示範。本書在“對話批評”的基礎上專注於“名/理”之辨，力求將20多年來瀰漫在學界的“理念中國”思維路徑還原到“大地中國”的歷史地緣環境中。作者和被對話者都是學術界名人，汪暉被認為是思想界“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作者李小江則是新時期中國女性學的開創者。二者本來研究領域不同，但都是文學研究出身，同時又都對西方學界有較多了解和頻繁交流，其越界“對話”是有一定根基的。
對話主要針對的是汪暉關於中國研究（包括歷史與思想）的學風義理，包括學術思路、詞語及論述邏輯等。簡言之：汪暉自1990年代之後，致力於研究中國歷史及思想的特殊性，實際上是力圖對外說明中國有其自身發展的歷程與特殊性，以應對西方對中國的批評。而李小江此書一方面肯定其學術成就與勇氣，更多地則是對其學風進行批評。主要批評點在於認為其既沒有細緻深入地研究中國歷史，也沒有腳踏實地考察中國社會現實，只是從概念到概念進行辯論，以達到轉變人們尤其是西方學界對中國歷史及現實認識的目的。
作者簡介
李小江，女，學者、教授。1951年生於江西九江。先後在鄭州大學、陝西師範大學、大連大學任教授。曾為加拿大麥吉爾大學人類學系、美國國家自然博物館、美國東北大學歷史系、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和日本御茶水大學性別研究所特聘教授。現為陝西師範大學婦女文化博物館榮譽館長。精彩試讀
“名”之疑“中國”成為“問題”，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不得不面對的煩心事。它以不同形式滲透於每個華人的生命肌理，逼迫有覺悟和有能力的志士仁人以各自可能的方式挺身而出，為解決“中國問題”前赴後繼。
“現代中國問題”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出台的：面對中華民族生死存亡，時而以辯論的方式，時而以政治手段，在各個領域中自我呈現，生生不息……所有這些，基本上說的都是國家內部問題，使用漢語即國族內部的話語。純粹的學術研究罕見且難為，是因為：學術的前提是超越政治，它的面相是解釋而非指導，它面對的不僅是自家事，也不單純是一個中國，而是面對世界發言，試圖以“中國問題”的詮釋回答人類共同面對的世界性問題。
顯然，汪暉懷有的學術抱負不僅是面對中國更是面向世界的，他探尋的路徑朝向普世價值而非特殊案例，這是他不同於諸多中國學者的一個重要特點。因此，這裡展示的問題多半有關學理上的解釋而較少涉及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力求在思維中澄清來路而儘量避免簡單的是非判斷或道德譴責。
學理屬於認識論範疇，與方法密切相關，卻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方法論問題。方法的使用以“範疇”為前提，這個認識早在古典哲學中確立下來：孔子以“名正”為“言順”的前提，亞里士多德將“範疇篇”置於“解釋篇”之前，都絕非自然排序而是在認識論高度合邏輯的認知序列。沒有範疇，就沒有解釋。沒有被正名的事物，就沒有認識的基礎。任何分析手段或解釋的方法，只在解構對象的基本性質被界定之後才能獲得其有效性。這些基本問題在學術發展進程中不斷被強調，是因為歷史變遷以及新時代的複雜性不斷顛覆原有的認識，致使那些曾經被正名的事物喪失了原有特質或者那些曾經被界定清晰的概念獲得了新的內涵。日本近代歷史發生巨大變革之初，福澤諭吉強調“確定議論的標準”之重要，將“共同的標準”看作文明的基礎。現代歐洲在工具理性主義氛圍中求新變法，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應運而出，申明“方法作為工具”的有限地位，執著地將“問題”的設定與“答問”本身看作探索真理的基礎……不同的表達，相似的作為，在瞬息萬變的社會生活中堅守學理上的基本共識，以期相對客觀的學術研究能夠在不斷變化的歷史進程中持續生存並深入發展。
半個世紀以來，客觀性原則在後現代批判風潮中接受了嚴峻的挑戰，歪打正著，以“證偽”方式為“正名”開闢了新的路徑，從而更加嚴格地規範了學術領地和專業屬性，如中流砥柱，依舊是科學認識不可撼動的人文基礎。它讓紛繁複雜的問題在各自處境中自我敞開，以便不同的解釋方法應需而出，帶領思維長驅直入“問題”深處。進入的方向和方法可能不同，其路徑初看相距甚遠（甚至相反或對立），越深入便越相互接近了，從不同側面逼近核心，最終接近了我們共同的追求：真相或真理。
這裡將“名”設為開篇之名，有兩個原因。
一則鑒於學理方向上的考慮，在“中國”和“中國問題”上做一些正名工作，為下面的討論掃清道路。二則出自汪暉的思路。諸多問題中，他看“名”是首當其衝的。一次座談會上，面對提問和質疑，汪暉將“曖昧”作為正名的前提，用“文化自覺”召喚知識人的認知覺悟。他說：
講“以中釋中”也好，批評西方中心主義和反西方中心主義的西方中心主義也好，從歷史的角度說，都有一個如何理解20世紀中國的問題……20世紀在現在看來是一個很曖昧的世紀，“告別革命”就是對這個世紀的宣判。但是，20世紀一方面是西方中心主義橫行的時代，另一方面又是在西潮衝擊之下獲得高度的“文化自覺”的時代。
這裡，“文化自覺”的核心內涵是民族主義，指向中華民族思想復興和自我意識覺醒，即“意識到道統的中斷、文統的中斷”。因此，他把文化自覺看作民族傳統深陷斷裂危機而產生的“一種存亡絕續的衝動”，他的工作正是基於這種衝動，試圖在文化層面上接續傳統而“展開的一個再創造過程”。
1中國：哪一個“中國”？哪一種“中國問題”？
核心概念：中國、中國問題
緣起
2010年夏天汪暉專題座談會上，戴錦華強調中國問題的“真切”和“急迫”。這些年出國開會講學，她發現“不同層次不同背景不同立場”的人們都在關注中國問題，中國對每一個關注當代世界當代生活的人都提出了全新的挑戰。
中國本身並不是一個問題，與“問題”捆綁在一起，像是歷史邏輯中的偽命題。但是，倘若它們當真被捆綁在一起昭顯於世，這問題就不再是學理的而是政治性的，挑戰的不僅是對中國的認識，更是中國的存在本身。
遺憾的是，當今世界，中國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尤其在中國研究界中，如葛兆光說：“本來沒有問題的歷史論述，如今好像真的出了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中國’可以成為一個歷史世界嗎？”他看中國之成為問題，與後現代價值觀在學界的通行有關：“後現代歷史學對於現代性的批判中，包括了對近代以來現代民族國家天然正當性的質疑。”具體到中國，集中表現在海外中國研究學者對“中國同一性”的質疑，即對當下中國的批評。因此，他以“宅茲中國”為名嘗試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為古往今來中國的同一性尋找歷史根據。由此看汪暉的工作，如出一轍，窮一己之力潛心為“同一中國”補天；但方向不同：汪暉沒有正面回答問題，他將鋒芒直指問題源出的背景，以提問的方式挑戰“中國問題”生成的思維土壤，用“武器的批判”去顛覆“批判的武器”，力圖在基礎理論層面上占據制高點，為新中國爭取話語主動權。汪暉專題座談會上，台灣學者於治中從背景角度解釋這一作為的緣起：
從近現代以來，面對著千年未有的變局，中國雖然一直不斷地發展與轉變，可是在西方文明的強大壓力之下，所謂的中國，令人遺憾的，一直是一個被認識的對象與客體，這種主體性的淪喪與話語權的失落，不僅肇因於雙方力量的對比，更起源於我們對世界理解的方式。
這段話適時道出了“中國問題”的學理性質，確切地描述了當代中國研究的困境。正是在這種困境中，汪暉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十數年如一日，在西方話語製造的“中國問題”中艱難穿行，力求以“獨特的”中國聲音從西方設定的現代語境中突困。
汪暉“問/答”
在現代國家理論方面，汪暉顯然受到安德森（B.R.Anderson）之“想像”的影響，從觀念和概念出發，認為“中國這個概念原本不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概念”，它的“不確定性”和“包容性”是在漫長的歷史中不斷提煉，“通過打破原有族群關係和地域關係來重建認同的努力”的結果。因此他說：“這也意味著重新界定中國的努力是持續發生的。”在《中國現代思想的興起》中，他把中國當作一個具有特殊歷史內涵並在歷史變遷中保持同一性的分析範疇，在它曾經多次“夷變”卻百變不離其宗的韌性上做文章：
元朝、清朝都曾面臨如何將自身納入中國王朝正統譜系的問題。現代中國的確立，一方面是現代主權體系擴張的後果，另一方面又是一個在各種複雜關係中重新界定中國的結果。到底怎么界定中國，至今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如此一來，“現代中國”在理念世界中跨越了民族國家的現代內涵，直接續接著“中華帝國”的龐大根系，於歷史之在的同一性中獲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因此，“新中國”不再那么新鮮，根植於現代中國的巨大變遷不過是中華帝國的歷史延續，其話語體系和解釋工具，自然應該在它自身的歷史脈絡中尋找，而不能依附於後生於西方的現代話語體系--這一心機體現在汪暉所有文字中，屬於他的“尊嚴政治”範疇：以話語方式抵抗“歧視性言論”，鮮明的民族意識和潛在的政治立場支撐著全部學術作為。如果我們理解這一特點，認可他在“想像”中界定國家“共同體”[安德森語]的學術作為，就有必要弄清楚，在“中國”名下：
--他提出了哪些問題（以及他為什麼這樣提問）？
--他是怎樣回答問題的（以及他從哪個角度回答問題）？
將汪暉的文字和講學訪談按年表排序，徘徊在新世紀伊始，可見一道清晰的分界線：前期圍繞著“理念中國”，具有很強的思辨色彩；後期帶有濃烈的辯論氣氛，涉及諸多重要的民族/國家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