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作品
1978年參與撰寫《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了全國範圍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人物經歷
從哲學之路到理論戰士
身材魁梧的孫長江看上去很像一個北方大漢,其實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南方人。5歲那年,由於家庭的變故,他一個人跟隨母親到泉州生活。母親是個國小教員,靠微薄的薪水養家並供孫長江讀完了國小和國中,1949年9月正在讀高中二年級的孫長江報名參加了解放軍,跟隨部隊到福建永安剿匪。1952年,他從部隊被選調為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班歷史系。談到自己所學的歷史專業,孫長江說,他自幼就不喜歡數學,同時也不喜歡外語,於是就挑選了一個不學外語和數理化的中國史專業。
青年時代的孫長江善於獨立思考而且思想解放,1955年,他的大學畢業論文就是《論譚嗣同》。畢業後,他留校任教,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史教學和研究。“文革”期間,他被下放到江西省餘江縣勞動
1973年,孫長江回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工作。1974年,他被調到了國務院科教組(教育部的前身),在《教育革命通訊》(《人民教育》的前身)當了一名編輯。當時科教組的負責人是周恩來的秘書李琦,編輯部負責人是龔育之。
1978年初,孫長江被調往中央黨校——這塊黨的重要的思想理論陣地。孫長江在中央黨校一直工作了五年,1983年夏天,他被調到首都師範大學(原北京師範學院)擔任哲學教授,繼續從事教學工作直至離休。
在科教組工作期間,他與著名哲學家馮友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當時,毛澤東提出要找一個搞馬列主義的中青年學者給馮友蘭當助手,協助馮編寫《中國哲學史》,這時,與孫長江要好的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湯一介列了一個名單,孫長江名列其中。當組織找他談話時,他表示不願意去,因為他考慮到馮友蘭是哲學權威,自己怕難以勝任。最後,只好定下來每周去馮的家中兩次。
孫長江說,在他的印象中,馮友蘭留著長長的鬍子,是一個很有大家風範的學者。接觸了一兩次,馮友蘭就開始喜歡上了他這個有個性的青年助手。
那時的馮友蘭被當做資產階級的白旗,正在寫檢討,有一次他把寫好的檢討讓孫長江提意見,孫長江看了檢討中有這樣一句話“我是全國最大的一個尊孔派”,他就對馮友蘭說:“不要這樣寫,您怎么能這樣說呢?還有比您更大的呢?”馮友蘭認為孫長江說得有道理,於是就接受建議將這句話改為“像我這樣一個尊孔派”。
孫長江說,在給馮當助手之前,他作為一個“革命”青年,竟然經常與湯一介一起在報上發表文章批判馮友蘭的觀點,為了使文章有力度,還時常生搬硬套一些馬列理論。他說,馮友蘭是中國真正的哲學家,與馮友蘭的這段交往,使他獲益匪淺。
1977年4月胡耀邦同志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黨校工作。胡耀邦到任後,首先開展了兩項重要工作:一是組織揭批“四人幫”;二是組建黨校的行政機構和各教研室。這時,在中央黨校一直出於賦閒狀態的吳江,進入了胡耀邦的視野,在組建教研室時被任命為理論研究主任。
1978年初,吳江找孫長江談話,提出要調他到中央黨校。因為吳江既是孫長江的老師又是老上級,孫長江便欣然同意去了中央黨校——這塊黨的重要的思想理論陣地。正是這一次選擇,使得他由哲學之路走上了理論之路,成為了思想解放運動中的一名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