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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瓦爾特是美國最具權威的女權主義批評家，他代表了歐美主要的女權主義批評傾向。肖瓦爾特兼容西方傳統的社會歷史批評及20世紀的批評理論與方法，即從社會、歷史、文化的廣度研究婦女的處境，又運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探究女性的心理層面。統計數字表明，英國精神病人管理制度化的比率開始下降，就在這時，埃萊恩把瘋狂政治化了，與瘋人院裡的梅毒性精神病相似，當早發性痴呆不再那么具有毒性的時候，他似乎變成了一種象徵性的疾病。1954年，英國的精神病醫院的數量高達14800所，精神病人的比率是33.45%。人們相信，依賴於安眠藥、吩賽嗪等這類鎮定劑和抗心理藥以及政府的團體性政策性為，會穩步減少受助毒化管理的病人人數。1961年，當時的衛生部長埃諾克*波威爾語言，在今後的十五年間，“精神病醫院的數量......將會下降一半.....長期病人將減少到零”瘋狂作為病人的主要病症從瘋人院轉移到一般醫院的心理科，或者被釋放到公民大眾中間。到1971年，政府報告《對精神病的醫療服務》非常肯定的語言了“精神病醫院體系的完全廢除”，衛生部長凱西*約瑟夫先生宣布，由於醫藥的革命，心理疾病、神經病症和痴呆症的治療已經有了徹底的改觀。人們入院時精神紊亂，出院時就痊癒了，1977年，卡姆登和愛林頓衛生局的一份報告指出，弗萊恩醫院應該在規模上有所縮小，變成一個收容老年長期病人的小醫院。似乎慢性英國並終於結束了。
那么，婦女病的漫長歷史又是如何呢？對精神病進行醫學管理，是那些成千上萬的婦女由於受到制度化的管理，過上了正常合理的生活，否定這方面的優點是愚蠢的。然而，對療法充滿樂觀主義的早期信者，這個階段仍然面臨著難題。現在婦女變成了服心理藥服的主要病人；70年代末期的研究表明，病人中21%的婦女和9.7%的男性接受了這種藥物療法。從另一方面講，政府驟減了對精神病機構的資助，把“家庭”及“團體”照顧病人的重擔轉給了婦女，使他們為了殘廢無能的親屬，通過強化古老的性別分工來削弱精神管理機構的專職和壟斷。如果婦女仍然在精神病人和家庭看護中占多數，而女性心理學家、管理者和政治家仍是寥寥無幾，那么，婦女仍然無法參與的決定仍然會影響他們的生活。婦女仍然是不幸的。/
再說，精神病的新療法和非機構化似乎對精神病人及婦女的文化形象沒什麼影響。本世紀80年代，奧菲利亞仍然是一個可愛又痴呆的女孩。她服了使她耳聾的丸藥。在坎貝爾的家庭中，瘋子簡是一個抑鬱的年輕母親，有一個私生子，沒有工作，沒有朋友，他經常哭泣，服用鎮定劑。盧西亞是西印度群島的一個移民，受丈夫虐待，有時還有謀殺自己孩子的念頭。在當代的實踐中，以血治療只關心婦女的病痛，而無視病痛的原因。我們可以預言，如果“抑鬱”被看作是一種無確定意義又可用來包容各類疾病的範疇，那么，對於下一代來說，將會出現另一種婦女病，取代“抑鬱症”的位置。
未來最大的希望是女權主義的療法運動。70年代，婦女第一次走到一起。向傳統心理學的精神分析和醫學範疇發出挑戰，提出了女權主義的心理療法、婦女資助團體和政治行動注意這些可供選擇的方法。新女權主義婦女心理學已經在母女關係的分析中發現了他的起點。追述女權主義療法運動的歷史已超出了本書的範圍，但他們所作的工作則是未來理解婦女、瘋狂和文化的關鍵所在，也是發展心理學理論，通過賦予女性權利，提供真正改變的可能性，將這種理論付諸實踐的根本。在精神病學的全部歷史上，曾出現過男性解放者---皮涅爾、康諾利、查考特、弗洛伊德和萊恩。他們提出將瘋女人從他們囚禁的鎖鏈中解放出來，又是他們落入愚蠢而言女的醫療實踐中，然而，當婦女被男性代言而非婦女為自己而演說時，這種解放的戲劇只能是下一場囚禁戲劇的開場。如果婦女不親自打碎鎖鏈，這種鎖鏈是瘋狂成為婦女病，正如布萊科所言，它是一種“心造的枷鎖”，那么，僅僅將這種鎖鏈翻新一下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