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床單廠藝術區

大理床單廠藝術區

大理床單廠藝術園區 ,號稱“大理古城最文藝的地兒” 隱於大理古城內 ,蒼坪街56號 ,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靜,盡頭便是床單廠藝術區。由廢棄床單廠改建而成的一個現代化藝術綜合體 ,在保留了90年代舊工廠的基礎建築的基礎上 ,加入了一些藝術的設計 ,整體感覺復古又充滿了現代氣息 。

概述

大理床單廠藝術園區 ,號稱“大理古城最文藝的地兒” 隱於大理古城內 ,蒼坪街56號 ,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靜,盡頭便是床單廠藝術區。由廢棄床單廠改建而成的一個現代化藝術綜合體 ,在保留了90年代舊工廠的基礎建築的基礎上 ,加入了一些藝術的設計 ,整體感覺復古又充滿了現代氣息 。

床單廠不算特別大分幾個片區 ,分別有書店 、畫廊、 咖啡店、 小劇場 、原創服裝店 、攝影館 、工作室 、禮堂等 。不定期會舉辦新書交流會 ,各種座談會 攝影展、 兒童市集 、創意市集 、很有意義 。每個行業不超過兩三家,獨立藝術家們來自各個領域,他們大多是定居大理的新大理人。

藝術區的創建

2015年3月28日,也許是被廢棄近十餘年來大理床單廠最熱鬧的日子——這是大理床單廠藝術周的第一天。在保持原床單廠建築外貌不變的前提下,新的藝術園區經過一年的內部改建後正式對外開放,目前有近40家工作室、店鋪入駐,包括大理攝影博物館、畫廊、咖啡館、普洱茶館、獨立出版書店、陶藝社等,約有150多名藝術家及工作人員。這是大理首家藝術社區,旨在為公眾和社會提供藝術教育及文化創意產業。

近40餘家工作室、店鋪中,大理本地人開辦的只有2家,大理床單廠藝術園區的老闆趙渝也是外地人。趙渝1995年來到大理,並在此安家落戶,一直從事影像類活動。2013年大理國際影會期間,為了尋找合適場地,趙渝發現了自2000年就被廢棄的床單廠。“由於以前是工廠,房屋空間很高,非常適合做藝術園區”,趙渝說,很多在大理古城人民路開店的朋友也很願意參與進來。2014年3月,趙渝簽下契約,把整個床單廠租了下來。

經過近一年的內部改建,3月28日,前來參加大理床單廠藝術周的人所看到的藝術園區,包括3500平方米的公共廣場區,其中,位於C棟2樓的大理攝影博物館有數字暗房、傳統暗房、圖書室,為社會及公眾展示攝影收藏及攝影類教育;C棟1樓的大理當代藝術空間用於各類藝術展覽、活動等;B棟2層的多媒體教室則用於公益活動及教學培訓。約300平米的小禮堂是多功能藝術小劇場。此外,占地3500平方米的藝術家工作室區域,有程昌工作室、河音樂工作室、子曰影像工作室等,特色經營類區域(約1000平方)包括咖啡館、藝術書店、畫廊等。

此次藝術周期間,展覽《素描——勇往直前》受大理當代藝術空間之邀,並作為大理當代藝術空間的開館展,該展覽自去年年底北京展出以來,取得了廣泛的社會關注。《素描——勇往直前》大理巡迴展也邀請了韓湘寧、夏陽等大理當地駐留藝術家的作品參展。“這是一個國際級的展覽,展覽作品從北京運過來,花費了30多萬元,贊助只有一小部分”,趙渝說,“哪怕前來參觀的人只有50人能看懂,我們都覺得夠了”。而對於入駐藝術園區的藝術家們來說,通過藝術品和藝術行為賺一些錢——夠生活就行,創作之餘,與同在的朋友喝茶聊天。趙渝說,平時希望創作的環境是安靜的,但是偶爾也需要一些調劑,因此創意市集會每個月不定期舉辦。

趙渝介紹,大理床單廠藝術園區與北京的798藝術區不同,床單廠藝術園區占地面積有限,每一家工作室、店鋪的面積較小,因此做大了公共空間,有很多公共活動場所。同時,藝術園區還進駐了專業的英國攀岩團隊,以及具有較高知名度的樂天陶社等,趙渝表示,整個藝術園區會為大理帶來新的理念,而大理的藝術園區也具有“不可複製”性。

烏托邦的地方

2014年,電影《心花路放》上映,29天創下了11.52億元的票房,電影主題曲《去大理》,幾天內登上了各大網站主打熱歌榜單。在電影賣座、歌曲唱紅之後,男女主角相遇的古城人民路也成了冬粉們無限嚮往的“邂逅聖地”。其實早在電影熱映前,從2012年開始,古城人民路因為聚集了大量背包客和藝術家,成了各類文藝青年追捧的“大本營”。這條原本籍籍無名的小街,從原本的單純熱鬧,漸漸變得喧囂浮躁,不少泊客和新移民寄居的所謂“烏托邦”夢想,無可避免地,正在被越來越濃的商業味消解。

專欄作家許崧:“原來在人民路上的一個鋪面,它的經營者是我的一個朋友,當時他在那邊做一個簡餐式的餐廳。那邊的門面很寬,是一層,不是那種傳統的兩層門面,很寬,後面的後廚面積也不小,我也不能很具體的說清楚,不過大概是四五十平米的樣子,這樣的一個空間當時租金要一萬,現在是六到七萬,這些變化都是在短短四年內發生的,是人民路受到了經濟大潮以及大理現在變成一個越來越流行的符號影響的結果。”

作家許崧2012年定居大理,在大理結交了一班朋友,這些人幾乎都和他一樣,打拚多年,最終還是選擇逃離北上廣。在他看來,這股“一路向西”的風潮,讓“去大理”成了一個越來越流行的符號。而其結果,則是讓一班剛剛安頓下來的泊客和新移民,要么,不得不承受繼續瘋漲的房租,要么,就只能尋思著下一次逃離。床單廠改造後,許崧和朋友們搬到了這裡,這個偏安的一隅,於他們而言,既像逃離喧囂的隱居,更似自娛自樂的相聚。

許崧:“其實在我們床單廠,它更像是大家的自娛自樂,因為外來的客人不多,並且來的人很大比例上可能也就是在這裡開工作室的人的朋友。在這種情況下,從零售的意義上來講,意義不大。而更重要的是,我們有了這樣一個聚合的場所。”

在床單廠的大門口,矗立著一塊木板子,上面密密層層的是各個工作室的“名片”。把倉庫或廠房改造成藝術園區,這在國內並不鮮見。但床單廠卻在短期內,迅速聚集了50多個工作室、吸引了100多名藝術家和手工業者入駐。

許崧:“我去過的藝術園區不算多。北京的798、成都的東郊音樂公園、還有深圳的一個園區,我都去過。我自己覺得大理的這個藝術園區是最特別的一個,和其他地方的都不太一樣。”

大圖文化公司喬崎:“我們還是想保留床單廠的一部分歷史,能夠記錄和保留一部分歷史,我覺得這是一個工廠的生命的延續。它之前是做類似毛巾、手絹、床單一類的紡織品,現在又過度到一個創意和藝術園區,這是工廠新的生命力和新的改變。有不少的城市都有這樣的先例,原來的老廠房,現在改成藝術園區,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一種新的生命的延續,一個新的生命的開始。”

假如給你一間老房子,你會怎么辦?我估計會有人說,那我就拆了它,這個也許映襯出當下中國一部分人毫無懸念的集體心態。有資料說,中國建築的平均壽命是“50年罕見,30年普遍”。當大拆、大建成為城市的“名片”,人們除了感嘆身邊一座又一座的“樓脆脆”和“樓倒倒”,還得花錢花力氣去處理那些堆積如山的建築垃圾。那么一座老房子,它的生命力究竟能有多久呢?這個問題,恐怕只有住在裡面的人最有發言權。明天我們將繼續講述床單廠的故事。

創始人

大理床單廠藝術區成了大理的新地標。畫廊、書店、咖啡館等應有盡有。然而,3個月前,這裡還是荒廢十多年的老廠房,被人遺忘。操刀改變這一切的是重慶人趙渝。

趙渝,1966年生於重慶,1983年在重醫附一院工作,1995年來到大理開辦了婚紗攝影店等。2014年,在大理古城成立“大理床單廠藝術區”,匯集了大理攝影博物館、大理當代藝術展覽館、多功能小劇場等30多家機構。他組織並參與了大型攝影項目《中國白族群像》、《天下大理》、《東西看大理》等,目前任大理攝影博物館館長。

“對我來說,攝影是愛好也是事業,這份事業,我要一直堅持下去。”

為買相機存了半年工資

穿越大理古城南門,順著主街走300餘米,拐進一條小巷再走5、6分鐘,便來到大理床單廠藝術區。在這裡,畫廊、51區咖啡館等設計獨特又有強烈色彩衝擊的工作室迎面而來,連擺放在室外的小桌也是由一顆顆滑鼠鍵盤上的小格子鑲嵌而成。這都是趙渝的“手筆”。

趙渝,白族,1966年出生於重慶。他的父親是大理人,母親是重慶人,從小在重慶長大。趙渝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醫院。

他與攝影結緣要追溯到32年前。1983年底,他在重醫附一院任宣傳幹事,開始跟照相機打交道。由此,他愛上了攝影。

在那個工資只有27.5元的時代,為了買一台135元的照相機,他存了半年的錢。之後,攝影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攝影是愛好也是事業

“攝影離不開旅行。”趙渝說,1992年,他用了50天去爬珠穆朗瑪峰。1993年,他用旅途拍攝的照片舉辦了個人攝影展,並得到了外界的關注。之後,他的工作開始發生變化,接觸的人群逐漸擴大到高層領導、企業家、明星等。

趙渝真正把攝影當成事業,轉折點是在1994年。那一年,台灣攝影機構來重慶招人,他辭掉工作,後被公司安排去昆明開拓市場。

但實際上,趙渝一直想自己做點事。“我父親是大理人,昆明和大理相隔較近,於是選擇回到大理。”

1997年,趙渝在大理開設了一家帶有台灣風格的婚紗店。那年他29歲。“影樓開起來了,才知道做攝影師和做老闆是兩碼事。”趙渝說,做生意和攝影完全不同,要學很多東西、要管理員工、要控制成本等,“轉型轉得很痛苦。”

“這是愛好,也是事業。”趙渝說,因為採用了流行元素,他的影樓與當地傳統相館風格完全不同,既新鮮又時髦,迅速在當地走紅。

用不同視角記錄大理

2010年,他們開始拍攝《中國白族形象》。“白族是大理的名片,這是一個很包容、英勇,善於學習的民族,”趙渝說,凡是有白族村落的地方,他們都去了,包括雲南、四川、貴州、湖南等地,他們把白族村落的生活狀態一一記錄下來。

“這是一個文獻類的影像,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趙渝說。

在趙渝口中,這種有意義的事情還有很多。

2012年,趙渝邀請5個外國人、5個大陸人和1個台灣人來大理拍攝《東西看大理》。“我就是想通過鏡頭,通過不同視角,記錄大理。”趙渝說,2013年,大理國際影會後,他發現用廢棄的床單廠來打造藝術區很適合,跟北京的798藝術區很類似。

今年3月,大理床單廠藝術區正式開業,總建築面積1.1萬平方米,目前已有35家工作室入駐。

“做重慶人是我的驕傲”

藝術區開業後,趙渝更忙了。下個月,他要去法國,找回一組上世紀20年代的大理老照片。

趙渝說,忙碌之餘,他也常想起故鄉重慶。“雖然我的祖籍是雲南,但有人問我是哪裡人時,我都會說是重慶。”趙渝說,故鄉是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嵌入骨子裡的東西,他在重慶長大,重慶人的特質已經融入血液里。

“老趙很勤快,又能吃苦。”這是很多同事對趙渝的評價,也是趙渝引以為傲的特質。

到今年,趙渝已在大理待了20年。“那時,重慶就只有兩座橋,現在都成了橋都了。”5年前,趙渝曾回過重慶,他對重慶翻天覆地的變化驚嘆不已。

趙渝的微博只關注3個詞:重慶、大理、攝影

趙渝說,他的微博只關注三個詞:重慶、大理、攝影。未來,他希望能與重慶同行多做攝影文化交流。

意義

假如給你一間老房子,你會用它來做什麼? 在大理,有一群藝術家和手工業者,他們聚在一起,把 一座廢棄的廠房,搞成了一個別具一格的創意園區。

一杯咖啡、一本書、一個懶洋洋的下午,大理的陽光,穿過樹枝和玻璃,把時光固定成了地上的畫框。在51區這個尋常的午後,如果不是門口那扇笨重的梭拉鐵門和外牆面有些斑駁的油漆標語,你可能不會相信,這個浸透著小文藝和小清新的所在,曾經是大理市床單廠被廢棄的廠房。

喬崎:“我們是在2013年八月份發現這個地方的。我們發現這個地方特別適合做展覽、活動,甚至藝術家也可以在這裡進行創作,類似藝術區的這樣一個地方。那么這個荒廢的廠,為什麼不把它改造成一個有展覽,有各種藝術門類的藝術家聚集的地方呢?”

51區是床單廠最早搬遷、成型的一個藝術社區,在這個敞亮的空間裡,一共居住著五家人,他們中有畫家、作家、攝影師還有手工業者。看到記者採訪,能說善道的專欄作家許崧被社區推選為臨時“新聞發言人”,他用一個對於80、90後來說或許會有些陌生的辭彙——“公社”來形容這裡的格局。

作家許崧:“這是一個非常標準的公社的形態。這裡面沒有誰是領導,因此也就沒有等級。我們幾個家庭在一起,人人平等,這就形成了我們所謂的公社。”

在這個小小的“公社”,幾家人共同分擔水電房租,他們有共同經營的產業,比如咖啡座和畫廊;又有各自專營的主業,比如書店和果醬坊,他們之間互相依存又彼此獨立。

作家許崧:“比如英國畫家jason,做果醬的西西,開書店的阿德和他的做平面設計師的太太。在這裡,還有一個建築設計師的事務所,和一個導演朋友自己的攝影棚。我自己個人則是寫字的,其實我是這些人裡面最不需要工作室的,我只需要一張書桌就夠了。”

許崧,杭州人,60年代出生,出版過《美國走著瞧》、《印度走著瞧》、《不去吃會死》等書籍。曾在上海某電視廣告製作公司從事創意工作,開過公司,也流過浪。許崧自言,旅行是僅次於愛情,他所能期待的最好的事情。他先後去過18個國家。2010年,許崧第一次來到大理,當時大理正值四年連旱,遊客稀少、街道冷清,但他卻由此愛上了這裡的淳樸和清靜。入住床單廠51區後,每天和一班朋友看看書、聊聊天,許崧覺得,這種寬鬆、自由的氛圍,已經在他身上產生了奇特的效應。

作家許崧:“創意是需要一個氛圍、一個環境的,有一個比較專業的詞叫做相鄰可能,就是在相鄰可能已經產生的環境下,一個新的創意才會產生。床單廠這個環境,就已經給我們準備了好多相鄰可能的基礎條件,所以在這裡面許多跨行業、跨界的合作很有可能很快就會產生。”

有人說,每一間老房子的背後都有自己的故事,而我們在改造和使用這些老房子的時候,都是試圖和他們進行對話,明天我們的這場對話還將繼續。

特色工作室

樂天陶社

樂天陶社入口左手邊介紹了大理的陶窯:鳳儀,祥雲,劍川,鶴慶。手工做的台子上擺放著當地燒制的“瓦貓”。

雜字Words Collection

獨立出版社,有自己的雜誌,藏書。

木田畫廊

有藝術家衍生品的展售,有藝術展,也舉辦藝術家聚會。

磬石戶外

一個外國人自己設計製作的攀岩區,對喜歡攀岩的人進行技術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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