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通治國，是指1917年在川西藏區的懋功﹑撫邊﹑綏靖﹑崇化﹑丹巴﹑寶興等6縣屯境內，由查都·若巴（亦作察都·若巴，簡稱若巴）為首成立的一個政教合一的君主國[1]。
前期籌備
民國初年，位於懋功縣（今小金縣）八角屯（今八角鄉）太陽溝內的喇嘛寺（寺名索郎森格扎西曲倫，亦稱八角喇嘛寺），是全縣最大的喇嘛廟，有喇嘛500餘人。每逢宗教慶典和年頭歲尾，各地信教民眾紛紛前往進行宗教活動。寺中有個名叫查都·若巴的嘉絨喇嘛僧侶因有武功，蠻力驚人，引起人們的注意和興趣。1917年正月，八角全屯18寨的藏民聚會在太陽溝守備衙門，觀守備請若巴“降神”，若巴用刀戳自己，刀戳彎了也刺不進身，引起人們的驚嘆和佩服，從者日眾。一日，主張復辟清王朝的前清劉孝廉（瀘州人）過訪懋功，見若巴“武功超群，身手不凡”，便勸其以山為根據地舉“義”復清，“以圖大業”，若巴以力量不足，初不肯舉事，“經劉再三勸說始同意”，開始作起事準備。湊巧當時八角喇嘛寺僱請的漢族木匠傅南山和泥水匠馮子卿2人（1959年小金縣委調查報告中有“傅系湖北人，馮為安岳人，都是清末四川總督趙爾豐的部下之話”）正在寺內做維修寺廟的活路，傅、馮2人在寺內做活日久，積存了一些錢財，與寺僧混得頗熟，得知若巴起事意向後，2人大喜，經過秘密策劃，決定利用當地藏民缺乏科學常識的弱點促成起事。隨後傅、馮2人到灌縣（今都江堰市）購得一支三節手電筒藏在身邊（由於電筒在當時是稀罕之物，當時懋功、撫邊地區還未有人見過和使用手電筒），購置了部分刀劍之類的武器，偷運至離八角喇嘛寺不遠的山坡上，將“夾壩刀”和刻有“大清通治”的印璽一併埋藏於地下。
民國六年（1917年）農曆三月初六日（公曆4月26日）夜，八角喇嘛寺的喇嘛僧人們聚集在寺廟頂樓喝酥油茶，黑夜如幕，光線昏暗。正在吃糌粑時，木匠傅南山溜到若巴身後，用衣袖內的手電筒擦著若巴的頭射出一道電光。眾僧因從未見過手電筒，更不知電筒的發光原理，頓時無不瞠目結舌。馮子卿向眾僧言道：“若巴喇嘛頭上放光是紫微星照，有真龍天子之命”。隨即愚弄眾僧向若巴跪拜磕頭不止。
農曆三月初七日（公曆4月27日）晚，眾僧仍聚原處時，傅南山又說道：“昨夜三更，天神藏王菩薩降臨我處，說若巴喇嘛命中主貴，要我和馮師保駕。若舉事，有菩薩保佑，並有天神賜給印物，在金光放射處可取。”隨後馮子卿拿手電筒在山坡上作祟，不一會兒忽有僧人驚呼：“看啊，山上放金光，是菩薩在賜寶物！”眾僧一齊看去，只見一道白光從山坡射向喇嘛寺，傅南山見機行事，大聲說道：“昨夜菩薩顯靈向我說的不假，走，我們快去取神仙給的寶物！”300多名寺僧個個手舉火把，隨傅南山直奔閃光山坡。火把快走近時，馮子卿將電筒光弄滅往叢林深處躲去。眾人趕至放光處，見地上有一張黃紙，上面寫著幾個朱紅大字“賜真龍天子若巴印物在此”。火把亮光下，傅南山扒開地面撒蓋的腐枝落葉，拿出一個黃綾包袱，內有傅、馮2人預製的大印一枚，上刻“大清通治印”。此外，還有傅、馮2人在灌縣買的唱戲道具“皇冠”一頂。再下面是一坑刀劍武器。眾僧遂歡慶“菩薩賜寶”，將器物拿回寺內。隨後於農曆三月初八日（公曆4月28日）舉行了登基儀式。傅南山將皇冠戴在若巴頭上，因無龍袍，若巴仍著袈裟。接著，傅南山向從人宣布：應奉若巴為“當今皇上”，叫眾僧口唱“萬歲萬歲萬萬歲”。傅南山還說：“今有皇帝，當有丞相和大帥輔佐。菩薩降示要我和馮子卿輔佐皇帝，現在我們應遵循菩薩旨意選出丞相和大帥。”眾僧隨聲附和，即選傅南山為丞相，馮子卿為大帥，擁戴若巴為“大清通治皇帝”。丞相傅南山宣布國號為大清，建元通治，宣布當年為“大清通治元年”。訊息頓時傳開，遠近各處的人聽說若巴稱帝的過程，紛紛前來朝拜這個並非愛新覺羅氏的“大清”“當今皇上”。
若巴稱帝後，提出“立大清，滅大漢”的口號（“大漢”指辛亥年後的“大漢四川軍政府”），封寺內鐵棒喇嘛王哈哈（註：執行宗教紀律的喇嘛，有權用鐵棒抽打違犯寺規的僧人）、當地頭人金章蚌、千總古祥麟、袍哥小頭目姚紹保四人為將軍，封富豪大戶盧開富為“副大帥”。後又有販鴉片的煙幫頭目王錫臣被推為“定國軍師”，其餘幾個寺內大喇嘛也被封為“朝臣”。同時，令人刺繡了大幅黃綾錦旗，繡上“大清通治”四字，在八角喇嘛寺內建皇宮，設珍珠、瑪瑙、琥珀三殿，日日上朝頒行諭旨。不久，還請有漢語文才之士，大書一幅對聯於殿上言志，對聯云：“廿一省大王小王，他都是混世魔王，攘利爭權，不鬧到亡國亡家不能絕種；東西球君主民主，我才是真命人主，掀天揭地，另做個始皇始帝另自開基。”（一說內容為：“十八省大王小王，他都是混世魔王，不鬧到亡國亡家怎肯罷手；五大洲君主民主，我才是真命人主，要做個始皇始帝另自開基！”）在招兵買馬的大旗上寫著“大清通治元年，招兵聚將，天子回朝”，在令箭旗上寫著“滅大漢，立大清”的口號。為鼓動追隨者有句頗具煽動性的話：“我們出了真命天子，乾隆打金川以前藏族興旺時代又回來了”[2]。
八角暴動（八角事件／八角事變）
官府起初不知曉若巴稱帝一事。是年陽春三月，民國政府的撫邊屯知事張曉春遊春打獵至八角喇嘛寺外，槍擊寺金頂上站立的錦雞，誤中金頂，引起寺內僧眾極大不滿。於是傅南山、馮子卿趁機唆使若巴下令下令起事；從攻打民國官府撫邊屯署起。隨後300名寺僧加上遠近附和者，立即組成1000多人的“八角軍”，殺向撫邊屯署併到處張貼布告。布告內容為：“中國年年不幸，痛恨英雄因循，彼此鷹瞵虎視！天爾無厭我清，如膽敢阻擋我軍，一定御駕親征……”云云。撫邊屯署衙門兵卒無幾，而造亂聲勢不小，知事張曉春大驚失色，舉止無措，急帶衙門一班子公職人員和保鏢於農曆三月廿八日（公曆5月18日）逃往懋功縣城求援。懋功縣長楊振羽急調各土司、守備、千總籌備人馬抵抗。若巴以真命天子的名義率領的八角軍聲勢浩大，沃日一戰，士兵大多數投降八角軍，土司孫某敗逃丹巴。宅壟一戰，士兵不戰而降，老守備雍定淵及其弟雍定伯被八角軍打死，小守備雍天順投降助亂。懋功縣長楊振羽見勢不妙，也隨同撫邊知事張曉春逃往省府去告急請救兵。八角軍於農曆三月廿四日（公曆5月14日）占據懋功縣城。戰鬥中，“副帥”盧開富陣亡。若巴委“定國軍師”王錫臣任懋功縣長，委王天壽為土司。八角軍的總指揮部設在懋功縣衙內。
隨後黨壩、卓克基、梭磨、松崗、綽斯甲5個土司（在今馬爾康、金川縣境內）聞變，紛紛投書若巴，表示擁護皇帝，臣服若巴。一時間八角軍聲威大振，決定分兵四路打天下，以推翻民國政府。一路軍由新任將軍熱都喇嘛和副將軍雍天順率300餘人挺進達維；二路軍由丞相傅南山、大帥馮子卿率兵400南取丹巴，再奪穆坪（今寶興縣）；三路軍由王哈哈、古祥麟、姚紹保三將軍率兵700餘人攻取綏靖（今金川縣城關地區）；四路軍由將軍金章蚌率部越空卡山直取崇化屯（今金川縣安寧地區）。軍令一出，各路立即出發。6縣屯官府的告急請兵文書很快送至成都及北京，而此時國內政治局勢動盪，北京政府和四川軍政府正在為重大的政治紛爭和軍閥混戰而弄得焦頭爛額，一時無暇顧及這次動亂。
八角事變爆發時，正值“辮帥”張勛解散黎元洪的國會，請出清遜帝溥儀復辟之時，不到半月，段祺瑞乘機進兵北京，宣告清帝復辟結束，逼黎元洪辭職而自任內閣總理，民國共和制又有被破壞的危險。在四川，1916年8月，黎元洪任命的四川督軍蔡鍔赴日本治喉疾，北京政府遂委滇軍將領羅佩金為護理四川督軍，黔軍將領戴堪為省長。由於羅佩金推行“強滇弱川”的政策，導致1917年4月的川滇兩軍大戰。此後，戴堪又指揮黔軍進攻川軍劉存厚部，川內各大軍閥回響支持劉存厚，戴堪不能節制。待6縣屯告急請兵時，戴堪尚未向劉存厚動武，他下令康定的川邊鎮守使殷承獻和川軍劉存厚部派兵進剿八角軍。劉存厚的團長張尊即率部平叛，由於戴堪不肯提供平叛所需的槍枝、軍餉，張尊率部到了理縣後就停止不進。殷承獻則令手下團長華豐戈“相機進討”，因張團滯留，華怕孤軍無援而遲遲不動。戴堪知道後將情況報告給北京政府，希望中央派兵，可黎元洪因此時正忙於與段祺瑞爭權而自顧不暇，遂僅草草復令川府“相機署理”。於是戴堪也就暗自縱容，不去理會這次動亂。而實際上，戴堪、劉存厚、殷承獻、張尊等人都知道乾隆皇帝曾2次平定金川的故事，被殺將領就有10餘名、陣亡士卒逾萬人，花費軍費達九千萬兩之巨。而現在動亂的中心又是大小金川地區，“炭圓”燒手，稍有不慎便有“陷泥潭不拔”之險！個個心存畏懼，因此都對出兵大小金川平亂持敷衍態度。
農曆三月下旬，八角軍發動亂事後，崇化屯署已傳聞“八角妖僧，僭稱皇帝，咒符護身，刀槍不入，搶劫姦淫，無惡不作”，所以城內人心惶惶。當時屯內駐軍人不滿百。屯知事陳樹本雖是軍界出身，但事到臨頭卻懦弱無策，帶頭散布“八角軍數千之眾，兼有妖術，不可抵禦”，使得軍心動搖。農曆三月廿八日（公曆5月18日）八角軍進入崇化屯轄區域時，唯有哨長晏沛田率一排士兵及楊金鳳等20人在堅守色爾嶺山樑上，頑強抵抗八角軍，並取得一些小勝。戰鬥中，楊金鳳被眾人稱為“女中豪傑”，她身背毛瑟快槍，腰懸三尺長刀，身著短裙白衣，在色爾嶺奔跑如飛，男兒莫及，她揮刀沖入敵營砍殺，英勇莫擋，血淺金身。但因苦無支援，寡不敵眾，晏沛田率眾只得於農曆三月三十日（公曆5月20日）敗撤綏靖。八角軍乘勢進占崇化城。而知事陳樹本卻早已在晏沛田、楊金鳳2人禦敵之時，逃往甲耳木楊頭人家中躲藏起來。八角軍占了崇化城後，渡河追擊至甲耳木，楊頭人見風使舵，把陳樹本一行數人交給了八角軍。八角軍繼續北上，河西守備阿皆與河東千總胥茂侯雙雙投降，河東守備師紹文倉皇逃走。八角軍起事僅半個月之內，就相繼攻占了五縣屯，綏靖屯也有大半地區陷落，不到兩月戰事擴大到了6縣屯，除綏靖屯署所在地外，五縣屯部被八角起事隊伍攻占，事件進展到高潮[3]。
叛亂平息
農曆四月初一日（公曆5月21日），綏靖屯署已能聽到河東岸馬廠山上槍聲陣陣，因八角軍已在河東洗劫萬林地區，逼近了縣城對岸的勒烏馬廠。是日一早，大河東岸和大河下游逃難的人不斷擁入城內。綏靖屯知事潘廷灼和駐軍營長王光培心如火燎，焦急萬分。中午時分，崇化、綏靖兩屯的街鄉頭目聚集在綏靖屯署前，由知事潘廷灼召集成立“平逆民團司令部”，急刻關防印章，一面報請省府批准。平逆民團司令由王光培擔任，總兵力為十營民兵。兵員從各鄉中招募，由於八角軍殺燒搶掠無惡不作，激起了公憤，所以不到半天時間，各營便招齊了人手，額滿，士卒精神飽滿，自備行旅用品及火槍鉛彈，無槍者也自備了刀矛武器，家屬們紛紛鼓勵親人勇敢殺敵，保衛家園。次日中午，新組成的“平逆民團”官兵集合在城北道子壩上，近3000民團士兵高呼“不殺妖僧，無臉見親人！誓死保家戶，戰死為鄉親！”鄉親們則家家將自家的肉食拿出來送給民團作軍食。
農曆四月初三日（公曆5月23日），王光培派一、七兩營在燈盞梁子阻擊八角軍，三、五兩營沿大河南下直取河西，八、十兩營留守屯署作後備增援，二、四兩營渡河到東岸阻擊八角軍，六、九兩營則從慶寧東渡後，由咯爾後山襲擊八角軍背部，各營相繼出發，大都出師順利，迅速收復河西、崇化。“平逆民團”在農曆四月十三日（公曆6月2日）收復崇化後，王光培令王連三，朱松山兩營急返綏靖，馳援收復河東的隊伍。在大河東岸雙方發生了激戰，八角軍用搶得民團的鐵炮轟擊位於西岸的屯署街道，西岸的民團也抬出當年乾隆時期留下的“大將軍”、“二將軍”鐵炮還擊，炮聲震盪大金川河谷，大河上空飛彈流往，收復河東之戰暫未得勝局。
農曆四月十九日（公曆6月8日），王光培令兩營登山偷襲駐紮在河東小照壁的八角軍。20日晨接火後，八角軍統領楊千總不支，敗退到曾家梁子，民團居高臨下猛攻，楊千總部被逼退後，欲過河與援軍姚紹保部會合。因山洪猛漲，河橋被沖毀；山洪吼聲如雷，民團又從後面追殺而來，楊千總的士兵們為了逃生，只得強行渡河，一共有200多人溺亡。見楊千總部全軍覆沒，準備接應的八角軍姚紹保部不敢再戰，星夜逃回八角喇嘛寺。至此，綏靖戰事結束。該役獲勝令王光培等人大喜過望，他們設宴慶功，慰勞民團官兵們，又集隊到關帝廟祭謝“武聖保佑”，再祭大金川河神，以謝其助戰之功。隨後王光培下令：民團整編休息半個月，過了端午節再挺進八角喇嘛寺，端掉亂軍老窩。
農曆五月初六日（公曆6月24日），“平逆民團司令部”委任楊海山為挺進懋功總指揮，率五個營共千餘人東進，兩天后該部就攻克了撫邊。5月13日，民團將八角軍圍在八角喇嘛寺內。由於鐵皮寺門緊閉，寺牆砌石堅厚且有槍眼，易守難攻，雙方相持了3日。
農曆五月十七日（公曆7月5日），傅南山、馮子卿的八角軍人馬從丹巴敗回，楊海山令民團軍不必阻擊，敞開口子讓敗軍“入瓮”後再“收口袋”圍殲。因傅南山、馮子卿2人所率八角軍攻陷丹巴和穆坪大部地區後，正欲進攻康定，而此時的川邊鎮守使殷承獻得知綏靖的平逆民團已經得勢，遂派出川軍華豐戈團的千餘兵力埋伏於銅陵，八角軍正渡橋時，被華豐戈團用數挺機槍掃射，此仗打得八角軍屍橫遍地，陣亡近700人，傅南山、馮子卿2人敗回丹巴一聽說綏靖失利，又怕華豐戈團追殲，即迅速竄回八角喇嘛寺。原八角軍一路軍熱都喇嘛及雍天順部亦在川軍張尊團的進剿中失利（張尊在理縣聞綏靖平逆民團反攻取勝訊息，也以“松潘民殖總辦兼征懋軍司令”名義出擊），八角軍死傷400餘名，熱都喇嘛斃命，雍天順投降，懋功縣長王錫臣見大勢已去，便釋放崇化屯知事陳樹本也向川軍乞降。在此前後，灌縣袍哥首領姚寶珊也組織了一支300餘人的“川邊討伐師”翻巴郎山開入懋功協助圍剿八角軍。
八角軍困守2個月後，終因斷糧於農曆七月廿八日（公曆9月14日）打開寺門突圍逃命，各部圍剿隊伍遂在後尾追砍殺，被擠下河者和被殺者隨處可見，傅南山、馮子卿2人在為皇帝若巴保駕逃至猛固橋時，部眾只剩下百餘人。民團總指揮楊海山率軍攔腰截斷逃路，馮子卿跳河溺水而死（一說下落不明），傅南山和若巴束手被擒。至此歷時3個月的戰亂至此告終。幾天后，若巴和傅南山被綁送成都，於當年公曆11月3日經民國政府批准後於成都蓮花池槍決，2人首級運回懋功縣城後，懸於城門洞示眾。12月15日，葬首級於縣城糧台灣路，碑文“逆酋若巴、傅南山首級埋藏處”，若巴之墓現尚存於小金縣內，民間亦稱八角暴動為“鬧假皇帝”[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