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奈波爾未曾明言《大河灣》發生於何處。不過，讀者不用怎么推想，就知道這則一九六三年至七三年的故事是剛果（薩伊）的歷史；位於大河灣道岸上無名的城鎮也可斷定是剛果東北部的省府基桑加尼(Kisangani)。
《大河灣》寫的，就是剛果那段內戰頻仍、人民流離失所的歷史。
二次大戰結束後，歐洲人紛紛自殖民地撤退，非洲國家也一個個獨立起來，邁向現代世界。然而急遽的變革帶給非洲人民的只是茫然、不安和騷動，抗爭四起，到處都是流血叛變。
東海岸發生大規模血腥屠殺之後，「新世代的非洲」終於來臨了。是的，殖民政府走了，此時掌權的總統是頭戴豹皮非洲酋長帽，手裡握著權杖的軍人。他用盡心力鞏固他神般的地位，在這個大河轉彎處的國家裡，大大小小的建築物，學校，商舖，旅館，大漢堡店，都掛著他偉大的照片，接受全民的敬仰。他用「公民同志」稱呼人民，表示平等，卻又建立「國家園區」，讓少數人特享歐洲文明。
故事主人翁沙林，在此做生意，過著挺不錯的生活，嗜好是到希臘俱樂部打回力球。我想他就是奈波爾的化身吧，這個敏感略帶憂鬱的人，敏銳地觀看修斯曼神父的犧牲，費迪南的被教育，英達爾的掙扎，馬赫許的人生哲學‧‧‧這一切因歷史、文化、種族交錯發生在大河灣的動盪
作者介紹
奈波爾出生於1932年的千里達，不過他的家族是個來自印度的移民家族。奈波爾的祖父本來是北印度的印度教徒，因應大英帝國啟動的帝國內移民，在十九世紀末以契約勞工身分，來到千里達。奈波爾曾在《幽黯國度》一書中描述道：「我祖父來自印度，但他從不曾向我們描述這個國家的山川文物，因此，對我們來說，印度並不是真實的－它只不過是存在於千里達這個小島外面的茫茫太虛中的一個國家。」奈波爾六歲時，全家搬到千里達首府西班牙港，在那裡他進入最好的國小和中學就讀，到了1950年，奈波爾十八歲，申請到獎學金，進入牛津大學「大學院」攻讀英國文學。
1953年大學畢業後，他先是留在倫敦為英國廣播公司(BBC)工作，不過與生俱來的作家血液仍然蠢蠢欲動，他沒有忘記自己對寫作的濃厚興趣，做過幾年的自由投稿作家後 ,他在1957年出版小說《神祕按摩師》，馬上獲得當年萊思紀念獎，1958年出版《艾薇拉的投票權》，1959年《米蓋爾大街》又獲得毛姆獎，到了 1961年，奈波爾寫出以他父親為基準性格的《畢斯華士先生的屋子》，佳評不斷，被公認是奈波爾一生代表作，確立了他在英語小說家中的地位。
奈波爾於1960年開始旅行，寫作、研究、旅遊成為他關懷世道的方式，他把遊記當作小說寫，作品時常帶有自傳成份，除次之外，在奈波爾的作品中，無論是虛構或報導，政治題材都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六○年代奈波爾曾在烏干達住過一年，有機會就近感受當時非洲各地的政治變動、它鼓起的期許及帶來的苦難。因此，他有兩部小說就以非洲為場景（《身在自由邦》及《大河灣》。）
作品目錄
第一部 第二次反叛
第二部 新領地
第三部 大人物
第四部 戰鬥
相關評價
奈保爾的文學之路
——張艾茵
繼《米格爾街》之後，奈保爾在《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守夜人記事簿》、《模仿者》、《游擊隊員》等一系列小說中進一步深切地展示了宗主國家下移民者的生存困惑與文化掙扎，從普通民眾到智識分子，再到政權人物，所有人最終都無法於流放者的桎梏里突圍，無處安放的精神直指家園的虛無。而這其中集大成者當屬1979年出版的《大河灣》，它以一個文化漂泊者的視角再現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真相”。
1965年奈保爾首次造訪非洲，之後寫就了兩部以非洲為題材的重要小說，《自由國度》和《大河灣》，並留下了兩篇隨筆，收錄於《我們的普世文明》，其中《大河灣》是以剛果的真實歷史為背景的作品。小說主人公薩林姆是一位出生在非洲東海岸地區的印度裔移民，這裡是一個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葡萄牙人混雜的地方，在地理位置屬於非洲的外圍，居民卻多是印度洋人，這點恰與奈保爾身世極為相似，某種程度上薩林姆確實正如奈保爾自己的投影，只是對無根性的逃離，作者本人選擇了能夠容納並且使之發聲的歐洲國家英國，卻把小說的主人公安排在了第三世界的非洲國家剛果。
剛果舊稱“薩伊”，是當地語言中“河流”一詞的葡萄牙語變體，又被用來指代貨幣，所以它具有了三重意義：國家、河流和貨幣。這個曾經隸屬於比利時殖民地的國家1960年獨立，小說的故事就是起始於獨立後首次動亂之後的恢復期。對於一個來自古老民族卻把歷史遺留在時間隧道的移民者來說，薩林姆為了遠離自身的虛無決定深入到非洲腹地，在一處位於大河河灣處的內陸小鎮開啟新的生活，卻沒想到最終陷入進更大的虛無中。在小說中，奈保爾以細膩而獨具韻律性的語言刻畫出形形色色的人物，不安於現狀一直在尋找出路也是把河灣雜貨鋪賣給薩林姆的外鄉人納扎努西，移居到河灣後面對風起雲湧卻不為所動的印度夫婦舒芭和馬赫什，因為戰亂投奔薩林姆的已由僕人反客為主的梅迪，在變革中成長起來的新非洲人費迪南，對非洲古老文明執著而敬畏的惠斯曼斯神父，到歐洲找尋出口卻失望而歸的薩林姆舊時友人因達爾，以及他所代表的“領地”和大人物身邊的白人寵信：作家雷蒙德和他的妻子椰葦特。雖然大人物在小說《大河灣》中並未親自登場，卻為情節的推波助瀾起著重要作用，他的人物原型是剛果新王蒙博托，一個普通百姓的兒子，在軍變中登台，奈保爾在前面提到的《我們的普世文明》中專門的章節中形容“他是公民、酋長、國王、革命家；他是非洲的自由鬥士，他占據了意識形態的各個位置，其王權基礎不容置疑”，但是事實上，蒙博托在排斥與踐踏西方文明痕跡後重建的非洲新文明不過是一種不倫不類的模仿，如同剛果一直以來的歷史書寫，他們總是以斷裂的方式跳過殖民者的歷史，試圖把非洲還給非洲，但是卻忽視了非洲的歷史唯有在西方的文明下才得以保存，才能不斷的前行，這即是惠斯曼斯神父關於小鎮的重建和歐洲人回歸的先見性預言，更是奈保爾一直以來在政治立場上被人詬病的所在，他在《大河灣》中再次藉由惠斯曼斯神父之口為之蓋棺定論“對於未來，抱有一種很宏大的看法，他認為自己站在這一切的終點，覺得自己是最後一個也是最幸運的一個見證人。”
惠斯曼斯神父所謂的見證是奈保爾對非洲及第三世界國家歷史進程的預見，他在1975年對蒙博托政權虛無主義的定性經過近半個世紀的驗證被證實確如其所言，而在《大河灣》中奈保爾也藉由因達爾之口為困擾他和許多後殖民主義移民者的精神出路問題給出了一種答案“要學會踐踏過去”，從文明的邊緣走向中心，在這場文明的遷徙中尋找到普世文明的真諦，這也正是奈保爾自我人生的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