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巴頓掌摑事件指1943年8月初，喬治·巴頓中將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西西里島戰役期間掌摑了手下兩名美國陸軍士兵而招來了很大的爭議。巴頓脾氣火爆，性格強硬，對戰鬥疲勞的病情不以為然。8月3號和10號，他分別在兩所後送醫院遇到遠離前線在此住院，但身上又沒有明顯損傷的兩名二等兵，這讓他非常憤怒，並因此斥責了兩人，還打了他們耳光。
這一事件在駐軍中開始傳揚開來，並最終傳到了巴頓的上級，德懷特·艾森豪上將的耳朵里，他命令巴頓向兩位士兵道歉。巴頓的行為一開始沒有被新聞廣泛報導，但在記者德魯·皮爾森將之公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這一事件在美國國內引起很大的關注，聯邦國會和廣大民眾對巴頓的行為都既有些表示支持，也有些表達不屑。艾森豪與美國陸軍參謀長喬治·卡特萊特·馬歇爾決定不解除巴頓的指揮官一職，但巴頓卻有將近一年的時間沒有繼續指揮作戰。
之後，艾森豪維爾以巴頓的這一困境作為機遇，在堅忍行動中將巴頓作為一個誘餌，讓納粹德國的間諜獲得巴頓正領導進軍歐洲戰場軍事行動的假情報。巴頓最終於1944中期回到了歐洲戰場指揮戰鬥，對於艾森豪、馬歇爾和其他領導人來說，這兩起掌摑事件均是巴頓莽撞和衝動的一個例證。巴頓的軍旅生涯從此至步不前，以前的下屬如奧馬爾·布拉德利之後也成為了他的上級。
背景
主條目：西西里島戰役和喬治·巴頓1943年7月10日，西西里島戰役拉開了序幕，喬治·巴頓中將帶領美國陸軍第七軍團的9萬名官兵在傑拉、利卡塔和斯科格里蒂附近登入來支持從北面登入，由伯納德·蒙哥馬利統領的英國第八軍團[1]。巴頓起初獲得的命令是要保護好英軍的後方，但由於蒙哥馬利的第八軍團因受到納粹德國和義大利王國軍隊的強烈抵抗而進展緩慢，於是巴頓攻下了巴勒莫，又把自己的眼光放到了墨西拿上[2]。他本尋求兩棲進攻，但由於登入艇不足，手下的官兵直到8月8日才登上了聖斯特凡諾島，到了這個時候，德國和義大利的大部分軍隊已經撤離到義大利大陸。整個戰役巴頓的部隊在推進全島的過程中與德國和義大利軍隊激烈交火[3]，到8月16日戰鬥結束時，擁有20萬人的第七軍團傷亡人數達到7500，不過他們打死或俘虜了11.3萬軸心國軍人，摧毀車輛3500輛[4]。
作為一名指揮官，巴頓在美國陸軍已經有著成功、有效和駕馭力強的名聲，他會因下屬有一點雞毛蒜皮的違規而加以懲罰，但同樣也會在他們表現良好時予以嘉獎[5]。作為一種激發自己部下的方式，巴頓創造了一個性格鮮明的形象。他開始以華麗的禮服，擦得發亮的頭盔和靴子，以及說話簡潔明了的風範而聞名[6]。巴頓的朋友和上級，西西里島戰役指揮官德懷特·艾森豪上將在知道巴頓行事富於成效的同時，也早就注意到了他這些多彩的領導風範，艾森豪也知道巴頓個性上容易衝動，缺乏自我約束的能力[7]。
戰鬥疲勞
參見：創傷後心理壓力緊張綜合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陸軍把戰鬥疲勞的症狀視為怯懦或是試圖逃避上戰場的表現。報告這些症狀的士兵將會受到嚴厲的對待[8]。掌摑事件發生時，被巴頓扇耳光的兩名士兵正患有“戰鬥疲勞”，又稱“炮彈休克症”或“戰鬥應激反應”。之後，這種症狀被命名為創傷後心理壓力緊張綜合症，長時間地面對死亡和毀滅的威脅，以及其它創傷性的事件都可能導致患上這一病症[9]。雖然其成因、症狀和病情對於醫生來說比較熟悉，但在軍隊中往往不怎么受到理解[8]。
經過突尼西亞戰役後，軍隊意識到神經精神科的病患必須儘快予以治療，而不是等到從戰場撤離以後。但在西西里島戰役初期，大量的神經精神科病患並沒有及時在當地治療，而是撤退到北非後進行，這導致情況變得十分複雜，僅15%的神經精神科病患在治療後重返戰場。不過隨著戰役的繼續進行，這一情況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近一半的神經精神科病患都在得到治療後返回了戰鬥崗位[10]。
掌摑事件發生前，巴頓曾與和自己一樣曾是普通士兵的美國第一步兵師新任指揮官克拉倫斯·R·休伯納有過一次交談，巴頓向休伯納要求一份前線情況報告，休伯納回答：“前線兵力看起來有些薄弱。似乎有很多人裝病呆在醫院裡來避免上前線。”[注1][11]當時的巴頓並不相信這個“戰鬥疲勞”真是一種疾病，於是在8月5日發給眾下級指揮官的一份指令中，他禁止第七軍團出現戰鬥疲勞[12]。
我注意到有很少一部分士兵以神經緊張無法作戰為託辭住進醫院。這樣的人都是懦夫，讓軍隊和他們的戰友蒙羞，這些人無情地離開，把戰鬥的危險留給戰友，他們自己利用醫院來作為逃脫的手段。你要採取措施讓這些人不能進入醫院，而是直接在其所屬的戰鬥單位內部解決。那些不願意戰鬥的人將會因為面對敵人時表現懦弱而被送上軍事法庭受審。—巴頓給第七軍團的指令，1943年8月5日[注2][12]
事件
8月3日
查爾斯·H·庫爾是（CharlesH.Kuhl）美國第26步兵團L連的一個二等兵。1943年8月2日，剛剛加入美國陸軍8個月，並於6月2日起轉入第1步兵團的庫爾來到第一醫療大隊C連的醫療救護站報告[13]。他被診斷患有“衰竭”，自戰役開始後他已經先後3次被診斷有這一症狀。然後他從救護站被轉移到了一個醫療連隊，大夫給他開了異戊巴比妥的藥方，他的病歷上記錄著：“神經功能症焦慮狀態，嚴重程度中等（該士兵之前已兩次住院十天進行治療，並且多次被送回，顯然他不能再上前線。）”[注3][14]然後庫爾又被轉送至尼科夏附近的第15後送醫院等待進一步評估[14]。巴頓同日在多位醫官陪同下到達這所醫院，這也是他對美國第二軍部隊進行檢閱活動的一部分。在醫院裡他與一些病人進行了交談，對傷員加以表彰[14]。然後他走近了看上去沒有受什麼傷的庫爾[15]。庫爾沒精打采地坐在一張板凳上，身後是一間滿是傷員的帳篷病房。當巴頓問起庫爾他傷哪兒了的時候，據報導庫爾只是聳聳肩，然後回答自己是“緊張”而不是受了什麼傷，然後他還補充道：“我猜我是受不了了。”[注4][16]聽到這話，巴頓“即刻就爆發了”[14]，用他還戴著手套的手扇過庫爾的下巴，然後抓起他的衣領把他拖到帳篷門口，並一把將其推出帳篷，還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腳，嘴裡大喊“不要接收這個婊子養的”[注5][16]。巴頓命令立即將庫爾送回前線，並且對他說，“你聽到了嗎，你這沒膽的混球！你要馬上回前線。”[注6][16]
衛生員把庫爾帶到一簡帳篷病房，發現他正在發高燒，體溫有39攝氏度[15]，之後經診斷他感染了瘧原蟲。晚些時候談起這一事件時庫爾表示，“事件發生的時候，（巴頓看起來也）已經累得不行……我想他自己也患有輕度的戰鬥疲勞。”[注7][17]庫爾就這一事件給自己父母寫了封信，但裡面也要求說“還是就這么算了吧。”[注8][18]當晚巴頓把事件記錄在自己的日記中：“（我遇到了）我在這支軍隊中所見過的唯一一個迷失的懦夫。各連隊應該好好處理這樣的人，如果他們逃避自己的義務，就應該讓他們以怯懦的罪名受審，然後槍斃。”[注9][17]
陪同巴頓到達醫院的約翰·P·盧卡斯少將認為這一事件沒什麼大不了的。他在戰爭結束後寫道：
任何軍隊中總會有那么一些懦夫，我猜現代的醫院將這些情況分為疾病一類並加以治療的做法是對的。然而，一個人的怯懦會比瘧疾更迅速地傳染給他的戰友，而且怯懦也比後者更加致命。[注10][19]
8月10日
二等兵保羅·G·伯奈特（PaulG.Bennett）是一位已經進入美國陸軍服役四年的老兵，自1943年3月起隸屬第一步兵師第17野戰炮兵團。紀錄顯示他在1943年8月6日以前沒有任何病歷，這天的一場戰鬥中他有一位朋友受傷。根據一份報告，他“感到緊張而且無法入睡。”[注11][13]伯奈特被送至第93後送醫院，除了發燒以外，他還表現出脫水的多種症狀，包括疲勞、精神錯亂和精神萎靡。他還要求回到自己的部隊，但被醫務人員拒絕[13]。那些在他周圍飛過的彈片困擾著他。第二天他開始擔心自己的戰友，這讓他變得更加緊張。醫護人員把他送來後方，還給他開了一些有助睡眠的藥物，但他仍然感到緊張和不安。次日醫務人員下令將他轉移，而這個男孩還在懇求不要轉移，因為他不想離開自己的部隊。[注12]—一位醫務人員描述伯奈特的病情[12]
8月10日，巴頓走進了醫院的接收帳篷，並在那裡與傷員聊天。然後他走到縮成一團並且不斷發抖的伯奈特旁邊，問他這是怎么了。“是我的緊張[注13]，”伯奈特回答，“我再也受不了那些炮擊了。”[注14][13]據報導稱，巴頓被激怒了，他扇了伯奈特耳光並且開始大喊：“你緊張，放屁，你就是個天殺的膽小鬼。閉上嘴別他媽再哭了。我可不想讓這些吃過槍子兒的勇士看到這么個沒種的混球坐在這兒哭鼻子。”[注15][13]報導稱巴頓又扇了伯奈特耳光，打掉了他的頭盔內襯，並且命令當時負責接收病人的軍官查爾斯·B·艾特（CharlesB.Etter）少校[20]不得接受伯奈特[13]，然後他威脅伯奈特，“你要回去前線，你可能會吃槍子，可能會被打死，但你都要去戰鬥。你要是不，我就讓你靠到一堵牆上找來行刑隊槍斃你。事實上，我真該親自槍斃你，你這天殺的哭鼻子的膽小鬼。”[注16][21]說到這裡，巴頓還真掏出了自己的配槍進行威脅，促使醫院的指揮員唐納德·E·庫瑞爾（DonaldE.Currier）上校上前將兩人分開。巴頓走出了帳篷，一邊還在對醫務人員大喊要求把伯奈特送回前線[21]。
接下來參觀醫院其它地區時，巴頓繼續與庫瑞爾討論了伯奈特的情況。巴頓表示，“我忍不住，只要想到有個懦弱的混蛋在那當寶就讓我的血液都要沸騰起來”[注17][21]，他還說，“我可不要讓這么些沒膽的混球在咱們的醫院裡面瞎轉悠。我們可能總有一天必須得槍斃他們，不然就要養上一幫白痴。”[注18][21]
後果
私下的訓誡和之後的道歉
8月10日的事件，特別是巴頓掏出配槍威脅伯奈特這一幕讓許多在場的醫護人員感到憂慮。第二軍的一位外科醫生，理察·T·阿內斯特（RichardT.Arnest）上校就事件向第二軍參謀長，威廉·班傑明·科恩準將遞交了一份報告，科恩又將其提交給第二軍指揮官奧馬爾·布拉德利中將。後者出於對巴頓的忠誠，同時也深知他的價值，將報告直接鎖進了自己的保險柜[21]。阿內斯特還通過醫療部門將報告上交給了弗雷德里克·A·布萊斯準將（FrederickA.Blesse），他也是盟軍總部的普外醫師。8月16日，布萊斯將報告轉交給了艾森豪上將[22]，後者命令他立即著手查明這些指控的真相[20]。艾森豪還立即成立了一個代表團來了解士兵對這一事件的看法，其中包括約翰·P·盧卡斯，第二次世界大戰地中海、中東及非洲戰場督撫辦公室的兩位上校，戰區醫療顧問佩林·H·隆（PerrinH.Long）中校，來一起對事件進行調查，對相關人員進行詢問[23]。隆走訪了見證過任何一起事件的醫護人員，然後遞交了一份題為“在第15和第93後送醫院接收帳篷發生的虐待病患行為”的報告[注19][21]，其中詳細記錄了巴頓在兩所醫院中的行為[15]。8月16日，艾森豪命令巴頓的第七軍團予以拆散，其中少數部隊繼續在西西里駐防，大部分兵力併入美國陸軍第五軍團，由馬克·克拉克中將指揮。艾森豪之前已經作出了這一決定，並且也已告知巴頓其第七軍團不會參加按計畫即將在9月展開的入侵義大利軍事行動[24]。8月20日，巴頓收到一份艾森豪發來的電報，其中告知盧卡斯將到達巴勒莫，並且“非常重要的”是巴頓要儘快與盧卡斯進行一次私下會面，後者將轉達一份重要信息[25]。盧卡斯到達前，布萊斯準將從阿爾及爾趕到西西里，了解當地官兵的身體狀況。他也受到艾森豪的命令將一封密信轉交巴頓並對其所受指控進行調查。信中艾森豪告知巴頓自己已經得知了掌摑事件，表示不會就此事展開正式調查，但對巴頓進行了嚴厲的批評[26]。
“我非常清楚為了確保預期的目標，堅定和嚴厲的措施是有必要的。但這不能成為暴力、虐待病人，或是在下屬面前還是控制不住脾氣的藉口。”[注20]……“我覺得過去幾個星期里你對美國和盟軍所做出的貢獻是無法估量的，可儘管如此，如果這封信中指控的真相有可觀數量的證據加以支撐，那我將不得不在自己的心目中對你是否有良好的判斷力和自律能力提出嚴重的質疑，包括你將來還是否能夠繼續勝任。”[注21]——艾森豪給巴頓的信，簽置日期是1943年8月17日[26]
艾森豪注意到除了自己的機密檔案外，盟軍總部沒有保留事件的正式紀錄。但他還是強烈建議巴頓向所有當事人道歉[14][22]。8月21日，巴頓將伯奈特帶進自己的辦公室，向對方道歉後兩人握了握手[27]。8月22日他與庫瑞爾及其他目睹兩起事件的人員見面，並對自己“衝動的行為”表達了悔意。巴頓向醫護人員提起一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朋友“躲躲藏藏”後自殺的故事，他表示自己試圖阻止任何同類事件再次發生。8月23日他又將庫爾請進辦公室，同樣向他道歉並與之握手[28]。這之後庫爾說他覺得巴頓是“一位了不起的將軍”[注22]，並且“當時他還不知道自己病得有多嚴重”[注23][28]。庫瑞爾之後認為巴頓的話聽起來“一點兒也不像是在道歉，而是試圖把自己的行為合理化”[注24][28]。巴頓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他道歉時感到噁心，特別是伯奈特的指揮官，約翰·A·克萊恩準將告訴他，此人曾擅離職守，並通過“謊報病情”[注25]來入住醫院[27]。巴頓寫道，“當一個軍隊首長為了安撫那些膽小怕事之輩而不得不去阿諛一個偷懶的人時，這（感到噁心）已經是一個相當公正的評價。”[注26][27]由於一些言語已經非正式地在第七軍團的官兵中廣泛傳播，從8月24日至30日，巴頓親自到自己指揮的每一個師發表一次15分鐘的演講，演講中他讚揚了官兵的表現，並對自己在任何情況下對士兵過於苟刻的行為道歉，不過對兩起掌摑事件則只是含糊地帶過[29]。他來到美國第三步兵師做最後一次道歉演講時，在場的士兵開始一起說“不，將軍，不，不”[注27]來表示他無需道歉，巴頓頓時感慨萬千[30]。
8月24日，艾森豪給美國陸軍參謀長喬治·卡特萊特·馬歇爾發了一封信，信中他稱讚了巴頓作為第七軍團指揮官的戰功和西西里島戰役中的操守，特別是他作為指揮官而占據主動地位的能力。不過，艾森豪指出巴頓還是“表現出一些你我所熟知的不幸性狀”[注28][31]。他告知馬歇爾這兩起掌摑事件，以及自己已經要求巴頓道歉。艾森豪表示相信巴頓不會再有這樣的行為，“因為從根本上，他是如此熱切地想要獲得被認可是一位偉大的軍事指揮官，所以對於任何可能威脅到這一目標的習慣，他都會很努力地加以抑制。”[注29][29]8月29日艾森豪到西西里授予蒙哥馬利軍功勳章，巴頓趁此機會給了他一封信，表達了自己對事件的悔意[32]。
媒體關注
掌摑事件在士兵間私下地進行傳播並最終到達了戰地記者那裡。一位曾目睹8月10日事件的護士顯然將此事告訴了自己的男友，他又正好是第七軍團公共事務分隊的一名上尉。結果有一組總計4位負責報導西西里行動的記者通過他聽聞了這起事件，分別是《周六晚間郵報的德瑪麗·貝絲（DemareeBess），國家廣播公司新聞頻道的梅里爾·穆勒（MerrillMueller，《新聞周刊》的艾爾·紐曼（AlNewman）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頻道的約翰·查爾斯·達利（JohnCharlesDaly）。四位記者採訪了艾特少校和其他目擊者，但決定先不把這個故事發給總編，而是去找艾森豪。貝絲、穆勒和《科里爾周刊》(Collier'sWeekly）的昆汀·雷諾茲（QuentinReynolds）從西西里飛到阿爾及爾，貝爾於8月19日就掌摑事件向艾森豪的參謀長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遞交了一份紀要[20]。記者們直接問起艾森豪這起事件，後者要求這個故事不要發表，因為戰況上需要巴頓留下來。貝絲及其他記者一開始同意了[22]。然而，幾位記者要求艾森豪將巴頓從軍隊除名來換取他們不予報導，艾森豪拒絕了這一要求[20]。11月21日，報紙專欄作家德魯·皮爾森在廣播節目中披露了庫爾的掌摑事件[33]，他是從自己的一位名叫歐內斯特·庫尼奧（ErnestCuneo），在戰略情報局任職的軍官朋友那裡獲得了庫爾事件的詳細信息以及其他與巴頓有關的資料，庫尼奧從戰爭部的檔案和信件中獲得了這些信息[34]。皮爾森所講述的故事中不但把兩起掌摑事件的細節混為一談，他還錯誤地報導稱這位二等兵只是在提醒巴頓“藏好，免得被炮彈擊中”[注30]，而換來的是“巴頓打了該士兵並將他擊倒”[注31][35]。儘管沒有任何根據，皮爾森卻在廣播中兩次穿插聲稱巴頓永遠都不能再走上戰揚[35][36]。作為回應，盟軍總部否認巴頓有受到任何正式的訓誡，但確認巴頓的確扇了至少一名士兵耳光[37]。
巴頓的夫人比翠絲·巴頓（BeatricePatton）在媒體上為自己的丈夫辯護。她出現在一本名叫《真情告白》（TrueConfessions）的女性自白雜誌上，形容巴頓是“美國陸軍最堅韌、最硬派的將軍……但他也很讓人感到甜蜜，真的。”[注32][38]。在11月26日《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文章中，她沒有試圖將巴頓的行為合理化，而是表示丈夫的特點是一位“堅韌的完美主義者”[注33]，表示他非常關心自己的下屬，不會要求他們去做任何自己不願做的事[39]。
他一直因在男人的墳墓前落淚而為人所知——還有那些他掩飾起來的淚水。事情已經發生了，錯已經犯了，我很肯定喬治對此感到抱歉並且已經比任何人能夠意識到的都多地懲罰了自己。我認識喬治·巴頓有31個年頭了，從不知道他會有蓄意的不公行為。他犯了錯——他也付出了代價。這是一次大錯，他也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注34]——1943提11月26日《華盛頓郵報》，比翠絲·巴頓[38]
公眾反應
聯邦國會和全國各地的多家報紙都提出了解除巴頓職務送他回家的要求[33][37]。來自俄克拉荷馬州第六國會選區的聯邦眾議員傑德·詹森（JedJohnson）形容巴頓的行為是一次“卑劣的事件”[注35]，並對巴頓仍然在擔任指揮官一職感到“驚訝和懊惱”[注36]。他呼籲立即將這位將軍從軍隊除名，因為他的行徑使他在這場戰爭中已經再也沒有價值了[40]。愛荷華州第九國會選區的聯邦眾議員查爾斯·B·霍文（CharlesB.Hoeven）在眾議院樓層聲稱，不能再讓軍人的父母們擔心自己的孩子會被那些“硬派軍官”[注37]虐待了。他還納悶陸軍是不是“血液和膽量（都）太多了”[注38][38]。艾森豪向美國戰爭部長亨利·劉易斯·史汀生遞交了一份報告，後者又轉交給了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聯邦眾議員羅伯特·萊斯·雷諾茲（RobertRiceReynolds）。報告中列明了艾森豪對事件的反應，並詳細介紹了巴頓數十年的軍旅生涯。艾森豪的總結認為巴頓對這場戰爭的確實在是功不可沒，自己相信只要採取矯正措施就已足夠。艾森豪派往巴頓處的調查人員也發現這位將軍在他的部下中仍然非常受愛戴[41]。到了12月中旬，政治收到了約1500封有關巴頓的信件，其中許多要求解除他的職務，但也有許多為他辯護或是要求給他升職[40]。庫爾的父親赫爾曼·F·庫爾（HermanF.Kuhl）寫信給自己所在選區的眾議員表示他原諒巴頓在事件中的行為，並且請求不要對將軍加以紀律處分[42]。一些退役的將領也對此事推波助瀾。前陸軍參謀長查爾斯·佩羅特·薩默羅爾在寫給巴頓的信中表示自己“對這兒戲般事件所進行的宣感測到氣憤”[注39]，並補充認為“無論（巴頓）做了什麼”[注40]，他都可以肯定是“由於受到了挑釁。這樣的懦夫以前都會被槍斃，可現在他們只會得到鼓勵。”[注41][43]巴頓的一位朋友，另一位實戰指揮官肯揚·A·喬伊斯少將（KenyonA.Joyce）指責皮爾森是一個“炒作販子”[注42]，認為這不是和平時期，那些輕聲細語的微妙細節並不適用[44]。不過，巴頓的朋友和曾經的導師，美國陸軍特級上將約翰·潘興公開譴責了巴頓的行為，這一做法“深深地傷害了”巴頓，也讓他再也沒有和潘興說過話[39]。
經過諮詢馬歇爾、史汀生和助理戰爭部長約翰·J·麥克洛伊後[45]，艾森豪讓巴頓留在歐洲戰場，儘管其領導的第七軍團已經沒有任何預期的戰鬥。這一年剩下的時間裡巴頓都留在西西里，馬歇爾和史汀生不但支持艾森豪的決定，還對之加以維護。在一封給聯邦參議院的信中，史汀生表示巴頓必須留下來，因為“在這場激烈的戰鬥贏得最終的勝利前，”需要有他那“積極進取、勝券在握的領導風範”[注43][46]。史汀生承認從公關上來說留下巴頓並不是一個明智的決定，但他仍然相信從軍事角度上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40]。
對進攻歐洲計畫的影響
與艾森豪曾對巴頓作出的警告相反，他從未認真考慮過要在歐洲戰場解除這位將軍的職務。他在事件引起媒體關注前寫道，“這事兒要是傳揚出去，他們會嚎叫著要剝掉巴頓的頭皮，這會成為喬治軍旅生涯的終點。我實在無法接受這種事情的發生。巴頓對這場戰爭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是我們勝利的一個保證。”[注44][20]可是，1943年8月攻下墨西拿後，巴頓仍然連續11個月沒有指揮過任何部隊作戰[47]。艾森豪沒有選擇巴頓，而是選擇了奧馬爾·布拉德利來領導諾曼第戰役。布拉德利原是巴頓的下屬，但在戰爭的最後一個月他將成為巴頓的上級。
在進軍北歐的軍事行動中，巴頓被忽視了。9月，無論在軍銜還是經驗上都不及巴頓的布拉德利獲選指揮在英格蘭成立的美國陸軍第一軍團來對大君主作戰進行準備[48]。據艾森豪所說，這一決定早在掌摑事件為公眾所知數月前就已作出，但巴頓還是覺得自己是因為這一事件而不能擔任指揮官[49]。艾森豪之前已經決定指派布拉德利的原因是他覺得進軍歐洲事關重大，容不得丁點兒的馬虎，而且他和馬歇爾都知道巴頓是一位優秀和積極的軍團級作戰指揮官，但布拉德利卻擁有兩個巴頓顯然不具備的特性，這兩點對於一位戰區級別的戰略統領非常重要：一個冷靜、理性的風範和一絲不苟並保持一致的習性。掌摑事件只是進一步確認了艾森豪維爾對巴頓身為指揮官缺乏紀律和自控能力的印象[7]。不過在9月8日寫給馬歇爾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艾森豪仍然再度強調了自己對巴頓作為一位地面作戰指揮官能力的信心，並推薦晉升巴頓為四星上將。他也指出巴頓在以往戰鬥中的赫赫戰功，並且承認巴頓所擁有的“駕馭能力”是布拉德利所不及的[50]。
12月中旬，艾森豪被指名為歐洲盟軍最高司令並前往英格蘭。隨著媒體對事件關注度的逐漸消退，麥克洛伊告訴巴頓他最終確實會重回作戰指揮的崗位[51]，起初曾考慮由巴頓在龍騎兵行動中領導第七軍團，但艾森豪覺得巴頓的經驗可以在諾曼第戰役中派上更大用場[52]。艾森豪和馬歇爾私下同意，在布拉德利的部隊完成諾曼第戰役的初步階段後，由巴頓指揮一支後續集團軍，而布拉德利將是這個集團軍群的總指揮。1944年1月1日，巴頓被告知他將被解除第七軍團指揮官的職位前往歐洲，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如果不能指揮一支集團軍，他就將辭職[53]。1944年1月26日，巴頓被正式任命為剛剛抵達的美國陸軍第三軍團指揮官，然後前往英國讓這些缺乏經驗的新兵做好戰鬥準備[54][55]，1944年初他一直都在進行這一項工作[56]。
艾森豪也利用巴頓的處境作出了戰術性的安排，1943年末，他派巴頓在整個地中海地區高調旅行[57]，巴頓前往過阿爾及爾、突尼西亞、科西嘉島、開羅、耶路撒冷和馬爾他，目的是讓德國指揮官搞不清楚盟軍究竟會在什麼地方發起進攻[33]。到了第二年，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仍然敬重巴頓勝過其他任何一位盟軍將領，並認為他將是任何從北面進軍歐洲軍事行動的核心[58]。正因如此，巴頓在1944年初的堅忍行動中成為一個核心人物[59]，盟軍讓德國間諜獲取了源源不斷的假情報，這些情報表明巴頓已經被任命為美國第一集團軍的指揮官，並且正在對進軍加來海峽省作準備。但第一集團軍實際上根本不存在，而是在多佛爾附近地區使用道具和無線電信號等手段做誘餌來誤守行軍的偵查機，讓軸心國的領導人相信這一地區有大批部隊集結。整個1944年初，巴頓遵照上級命令保持低調，來讓德國人以為他一直在多佛爾，而他實際上身在英國訓練第三軍團[58]。堅忍行動獲得了很好的效果，德國第15軍團一直在加來海峽省等待著盟軍的進攻[60]，甚至在1944年6月6日盟軍進攻諾曼第後編隊仍然保持在原地等待。巴頓之後將於7月與第三軍團穿越歐洲加入戰鬥[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