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龍鼎
通高103厘米，口徑80厘米，體形巨大，造型雄偉。
國家博物館收藏。
子龍鼎據傳於20世紀20年代出土於河南輝縣，出土後流入日本。2004年，日本人千石唯司在大阪舉辦私人收藏品展覽，子龍鼎在展覽中首次露面。2005年底，子龍鼎流入香港，國家文物局與財政部聯合開展徵集工作，並於2006年4月底，將子龍鼎徵集回國。
原來，這件子龍鼎是當時國家有關部門通過財政部專項撥巨款剛剛從海外追回的珍貴文物，是目前所知商代青銅圓鼎中最大的帶銘文青銅器，它不但體形巨大，造型雄偉，紋飾也非常精細優美，而且無論是從鑄造技術還是造型藝術來說，都可以說是中國古代青銅鑄造技術的經典之作，堪稱商周青銅器中的瑰寶，國之重器。同時，子龍鼎還是目前所知“龍”字銘最早的青銅器。這些因素，都彰顯著子龍鼎的無比珍貴。然而，就是這樣一件幾近完美的青銅重器，卻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銷聲匿跡，不見蹤影。
子龍鼎銘文回購緊急關頭國寶突然失蹤
子龍鼎露面日本的訊息迅速在國內文物界流傳。2005年初，正從事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徵集工作的謝小銓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從時任國家博物館副館長的朱鳳瀚教授那裡獲知子龍鼎的存在，還拿到了一些資料。謝小銓覺得這件青銅器非同小可，便在工作中留心尋訪。
功夫不負有心人，2005年9月，謝小銓與同事在日本開展工作期間，接觸到日本收藏界一些資深人士，並從他們那裡拿到了子龍鼎的詳細資訊和照片，同時，他也獲得了一個驚人的訊息：國內已經有私人買家在一個創紀錄的價位上與子龍鼎藏家談判購買，並已達成初步意向。情急之下，謝小銓托關係與藏家取得聯繫，藏家表示願意終止與私人買家的談判而改與國家談判，但價格方面要略高與私人買家。當時謝小銓無法見到實物，也無法立即聯繫專家進行鑑定，而且藏家索價太高，因此暫未表態。回國後，謝小銓立即向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青銅專業組匯報了子龍鼎的情況，並想約請相關專家赴日本鑑定實物。經過了一段時間，相關手續均已辦妥，一行人準備赴日的時候，他們又獲得了一個令人失望的訊息——子龍鼎已運出日本，下落不明。好在這一次，子龍鼎沒有失蹤太久。
2005年底，謝小銓得到重要線索，子龍鼎身在香港，已有多位內地及國外藏家、炒家在商談購買，而子龍鼎持有者為牟利，正急於將子龍鼎運抵美國。以子龍鼎如此珍貴的歷史、文物、藝術價值，一旦進入美國，將很難追回。謝小銓等人立即展開行動，通過相關渠道與文物持有人進行直接溝通，經過極力的說服工作，子龍鼎持有人終於同意優先轉讓國家，並按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徵集工作程式，對子龍鼎進行嚴格鑑定，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國家徵集談判。在隨後開展的實物鑑定中，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青銅專業組專業委員一致認定子龍鼎是罕見的青銅重器，是“商代青銅器罕有的珍品，當列於國家重點珍貴文物”之列，是“商周青銅器中的瑰寶，國之重器”，並呼籲國家儘快徵收，以使此重要國寶回家。
有了專家的鑑定意見，謝小銓等人心裡有底了，但是經過前期的炒作，子龍鼎的出讓價已經是一個天價。為此，謝小銓等人代表國家與文物持有人進行了艱苦談判。他們因勢利導，反覆說明國家徵集的重要意義，激發其愛國熱情，經過多輪談判，文物持有人最終被他們的熱情所感動，同意以相當低的價位將子龍鼎轉讓給國家。2006年4月28日20時40分，子龍鼎搭乘香港國泰航空的班機平穩降落在首都機場，流浪近百年的子龍鼎終於回家了。
子龍鼎身世之謎
年代斷定：商末周初
“據傳，子龍鼎上世紀20年代出土於河南輝縣，出土後即流入日本。”中國文物信息諮詢中心文物鑑定研究室主任張習武研究員指出，子龍鼎在世界上的首次公開面世，是在2004年6月千石唯司的私人收藏品展覽上。直到現在，關於該鼎的記載極為罕見。因此，推斷其的年代歸屬，只能憑藉其他類似圓鼎的特徵，包括形制、紋飾、銘文、功能和工藝。
國家博物館學術研究中心主任王冠英說，“時代特徵，是考古學考證中的利器。一般來說，青銅器的形制、紋飾在時代特徵上相和諧。唐裝有唐裝的特色，歷來一定時期的服裝都會有特定的風貌特徵，一定時期的文物也會有一定的科學標準。”1956年殷墟後岡圓形祭祀坑出土的戍嗣子鼎，儘管通高不及子龍鼎的一半，但輪廓極為相仿，其口沿下的饕餮紋構造幾乎相同，只是前者的饕餮紋間沒有設定龍首裝飾。
而1990年殷墟郭家莊M160墓出土的圓鼎，形制、紋飾也同子龍鼎接近。北大歷史系教授朱鳳瀚指出，通過形制學角度分析，子龍鼎的年代應該在商晚期偏晚，近於商末。
而上海博物館研究員陳佩芬則著文指出，子龍鼎是西周早期傑作。“武王克商後，周人接收了商人的鑄造工業和工藝奴隸，由此在西周早期一段時間內鑄造的青銅器，還會保留原來的模式。”對此，王冠英指出，其實西周早期的青銅器和殷墟晚期的青銅器有很多相同點，既有繼承性，也有一定的差異。子龍鼎應該劃歸商末帝乙、帝辛（紂）或周初武王、成王時期。
當然，在王冠英看來，這種差異也有過渡性。“商末的年代劃分是學者比較認可的。其實即使說鑄造於西周初年，子龍鼎也稱得上是那個時代最大的圓鼎。”王冠英表示，子龍鼎是目前發現的商末周初最大的圓形青銅鼎。確定了年代，它與司母戊大方鼎（商周時代最大的方鼎）的“一方一圓”才真正能夠對應起來。
銘文是“龍圖騰”的表征？
子龍鼎有銘文“子龍”二字，就在鼎的內壁近口緣處。專家指出，這是青銅圓鼎銘文中最早出現的“龍”字。
銘文上，“子”字居左上角，字較小，實筆陰刻。而“龍”字則在右下，系雙鉤而成，字的形象完全類似一豎立而尾向右卷的龍形，張口，圓目。頭上碩大的瓶形角突出，與龍頭並不連筆。
王冠英還介紹，在子龍鼎的上腹紋飾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龍”的痕跡。
上腹紋飾的瓶形角，與“龍”字形的瓶形角類似。
由此，認為“子龍”是商末周初龍文化信仰的一種表現，便成為對這一“子龍”銘文造型的一種解釋。
不過，王冠英指出這種單純從造型、紋飾上的推斷是不夠的。“考古、文獻、甲骨文資料，多管齊下，才能真正揭開歷史真相。”王冠英指出，“子某”的稱呼通常見於甲骨文和商周青銅器，同時也能在商周典籍上所見。現存甲骨文中總共出現了100多個不同的“子某”。
“其實現在見於著錄的有‘子龍’銘文的商周青銅器，有子龍壺、子龍爵、子龍斛等。”王冠英表示“子龍”的銘文並不獨子龍鼎所有。
其中子龍壺，銘文由《殷商金文集成》9485著錄，只是器形並未見有所著錄。其銘文拓片現收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在王冠英看來，這些子龍器，有的與子龍鼎“龍”字構形相同，有的作“卷龍”形象。而與子龍鼎“龍”字形相同的子龍壺應與子龍鼎有同人或同族的聯繫。
對此，朱鳳瀚也表示，在商晚期與周初的金文中，作器者稱呼“子某”時可能為私名，但也可能是氏名。
由此，無論是哪種情況，“龍”銘文指代的也只是一種稱呼。所以，子龍鼎的“龍”字，與作為中華民族象徵的龍，並沒有太大關係。
來自商周重要部族？
在古代，青銅器是權力的象徵。那么，有著龐大身軀的子龍鼎是否也會與商王有關？
王冠英指出，“子某”的稱呼指代的是有“王子”身份的宗法貴族，但更多的是商王國內擔任卿士僚尹的具備強大勢力的宗法貴族長。這些宗法貴族與王室有血緣關係。“子龍鼎的主人應該是商末的王子或一個強族。”“‘子龍’的寫法或許還與‘子龔’有關。”王冠英還給出了另一種解釋：一些商周青銅器上，鑄有“子龔”或“龔子”的銘文。其中，“龔”字所從的“龍”字造型多與子龍鼎的“龍”相似。“‘龔’、‘龍’古音相同，這是我們推斷子龍鼎族氏地望的一個依據。”王冠英表示如果“龍”字與“龔”真有相連關係，那恰恰可以證明子龍鼎出土於河南輝縣。河南輝縣古稱“共”，“共”又與“龔”通假。由此可以推斷“子龍”可能是商末周初“共”地部族的首領。
這一推論恰好也可證明日本收藏家所說的“子龍鼎出土於河南輝縣”。子龍鼎最早見於日本舉行的《中國王朝之粹》展覽，圖錄說明指出子龍鼎可能出土於河南輝縣，但並未說明根據。朱鳳瀚指出，從“龔”與“龍”的通假關係中，也許可以給出子龍鼎出土地之謎。在很多早期材料中記載有“龔後”、“婦龐”、“後龔”等名稱。
認為，這些名稱都是指代商王的配偶。姓氏顯示，她們是出生於龔氏的女子。
因此可知，居住在龔地的“龔氏”，與歷代商王一直保持著通婚的關係。
近年來，河南輝縣曾給考古學界帶來不少興奮點。其中的孟莊遺址尤其引人注目。如果子龍鼎真的出土於輝縣，是否會是孟莊遺址群的手筆呢？
王冠英表示，這個問題在學界也討論過。專家郝本性認為如果真出自孟莊遺址群，就會有更多的相關聯的歷史記載，但現在至今還沒有更多發現。
“不過，這在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要真正認識子龍鼎，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
例如，我們可以追本溯源，找出與子龍鼎相關的‘子龍器’之間的承繼關係，了解它們是否為一個共同的族所共有。再者，也可以對‘子’的身份有更清晰的認識，從而真正闡釋出‘子龍’的蘊涵。“王冠英指出，這些都是子龍鼎研究中未竟的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