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部長回顧30年曆程
吳基傳大學畢業後，除在北京郵電學院短期留校任教和在河南三年的省委副書記任職經歷外，一直在郵電部機關工作，並長期擔任郵電通信行業的高層領導，幾乎經歷了郵電通信事業發展改革的全過程，參與了郵電通信行業一系列重大的決策，對推動中國通信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在任期間，中國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最先進的電信網路；固定電話用戶、移動用戶都為世界第一。
近日，由吳基傳任編委會主任、全景再現中國電信業改革開放30年來實現歷史性的大跨越輝煌歷程的《大跨越——中國電信業三十春秋》一書出版。
對於該書的出版背景，他表示，中國電信業發展的30年有很多可寫的地方。改革開放初期要裝電話是很難的事情，能裝電話是職務象徵，那個時候別說家裡每個人都有電話，就是發個電報也很不容易，打個長途還得到電報局排隊，現在隨時隨地就可以打電話，發個簡訊就行，30年的變化是電信業的變化，也是我們國家這一、兩代人享受了國家改革開放帶來的益處。
由於電信業的變化這么大，使用通信的群體已經很多了，在會議上奚國華講已經有9.7億用戶，並不是9.7億人，總的來講，13億人口，農村覆蓋面已經到99.5%以上了，非常邊遠的山區通信比較困難，我們的網民用戶是2.5億，比美國全國人口都多。
根據這個情況，一個是電信業發展很快，一個是使用電信業務的人很多，而且電信又有電信的特點。出於這三個原因，有必要把電信業30年的發展情況、路是如何走過來的用一本書記載下來，讓參加這30年工作的人將發展歷程記錄下來，也為今後電信業的發展留下一些資料。
電信業30年發展的三個階段
吳基傳說，概括電信業發展的三十年，可以分三個十年。
第一個十年是政策上進行準備，國家、各省政府給一些優惠政策，利用政策完成了起步工作，包括內部的結算、核算體制的變化，過去政企合一、獨家經營，在經營上過去是工具論，不存在你好、我好的問題，要為市場經濟服務，就要克服大鍋飯，又要克服獨家經營，前十年是在進行政策準備。
中間十年是大發展的十年。最後十年是發展加改革的十年。在改革中發展，在發展中深化改革。
這三十年有三個轉折，大體分三個十年，當然不是很準確，有的十年可能長一點，這十年不是截然獨立的，而是相互聯繫、相互滲透的。三十年中間，每個十年有個主體，第一個十年主體就是爭取政策，第二個十年是大建設，最後十年是既發展又建設還開展新業務。
早期的機械交換機
關於早期中國的通信設備，吳基傳回憶說，開始時候都是機械的人工電話，現在有些機器人工電話只能到博物館才能看到，電影《列寧在1918攻打東宮》中就是供電交換機。我們的電話發展如果不採取程控電話，蓋機房就很困難。
從技術來講，北京電話號碼8位，改革開放初期大多數電話是4位，如果不是程控電話，升位都很困難。
因為機械交換機是選組機和用戶機，每增加一個號就得增加一層選組機架，一個號需要上百個機架，一個機架好幾百公斤，現在200平方米的小房子就可以弄幾萬，如果沒有程控交換機，機房面積得相當大，不可能像今天發展的這么快。我們的傳輸，過去是明線，開始時候一個電桿兩根線，能夠傳12路電話就行了，現在不是講12路，是2G、10G頻寬，只有用光纖，後來依靠了技術的進步，進入了光纖，
引進程控交換機的抉擇
關於我國引進程控交換機，吳基傳回憶說，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為了解決電話難的問題，引進程控交換機時老部長們都到國外考察，我們當時想引進最先進的，但西方有些國家不可能把先進的東西給我們，就是說，你買設備可以，可以賣給我們，買技術不行。當時考慮到中國這么大國家，全從外面買現成產品不太可能，因為沒那么多外匯，那時候很困難，網民不一定知道，1992年以前買東西都得用票證買，1992年才取消的糧票，買一個饅頭要2兩糧票，現在大家要減肥，要少吃，從票證時代轉到市場經濟時代。
國際上不賣給我們技術，我們就引進1240程控交換機，當時比利時政府不是“八統”成員，當時美國是ITT，後來公司改組了，不搞電信了，把技術全部轉讓給比利時了。
當時1240進入中國時還處於實驗室研製階段，我們當時想引進美國5號機，是最先進的，而且當時美國用的也不是5號機，在比較之下，我們想要的人家不給，有些想給的受到當時國際環境的制約也給不了，只有比利時那邊不限制，如果我們要，人家就給，只不過當時還在實驗室，得承擔風險。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改變我們的落後面貌，最後在中國和比利時兩國政府的支持下引進1240生產線，引進這條生產線的同時，我們也引進了程控交換機。
當時富士通F150在日本國內沒用，日本國內用的是D60、D70，F150作為國際產品，供國際上其它國家使用，日本國內用D60、D70，自成制式，當時我和日本朋友也談過，我說中國不會採取D60、D70，因為是日本一個國家制式，如果用你這個制式，等於把中國市場綁在你這架戰車上了，我們必須用國際上標準開放的制式，富士通做的F150也是第一個。
後來福建郝局長帶隊到日本去以後看生產日程表，還是研究生產表，我們急著要用，就像客都請好了，要端著菜上桌了，他們還在研究種子怎么種。最後中日雙方開通了一萬門。
引進時候國內也有爭論，福建這種地方一下子要不要一萬門，80年代初要上一萬門是很大的，不像現在一個縣局、一個鄉都可以上幾萬門。福建一下要上一萬門程控，當時想得用到什麼時候去呀，最後決定採用最先進的十萬過程控制，就是現在的SPC制式，跳躍了好幾步，既跳躍了機械交換機，而且程控交換機也跳過了空分，就是空間分割階段，過去還有全電子、半電子，這是第一個過程。
六運會時開始引進大哥大
吳基傳同時回憶了行動電話的引進過程。
他說，我們的行動電話實際上是1987年在廣東六運會的時候開始引進的，當時引進行動電話的宗旨並沒有認識到行動電話今天這樣一個面貌，每人兜里裝一、兩部電話，好幾個號，當時就為了解決六運會由於用戶線工程做不到的問題才決定引進程控，當時是模擬的，當時是愛立信提供的。
那時歐洲都把行動電話看成豪華通信，當時這個契約對他們來講也是一個大單，也是一個機遇，當時模擬商用很早，手機很大，叫“大哥大”，解決用戶的需要之後，當時為了顯示自己的財富價值都買個大哥大，一個“大哥大”一、兩萬元，沒有現在的時尚，那時候追求排場。
這個系統1987年開始商用，一直到1992年我們的行動電話才2萬，發展比較慢，因為是豪華通信，價格貴，入網費、通話費都貴，一個裝大哥大的皮包都得五、六百塊，制約了移動通信的發展，到1992年才2萬。
為何選擇GSM系統
關於二代移動通信技術為何先選擇GSM系統，吳基傳說，到1994年，如果繼續使用模擬會遇到兩個問題，號里沒有卡，他打電話你掏錢，覆蓋或者漫遊也不行，漫遊技術也沒有解決。在1993年時候，當時GSM屬於歐洲技術，叫行動電話聯盟，歐洲用的就是這個制式，接口是開放的，手機到基站的接口、基站到手機的接口是開放的，誰都可以製造，每個廠商都可以供貨，供貨來源比較方便，而且在歐洲已經使用了；美國是CDMA，CDMA制式也有自己的優勢，頻率復用好一點，CDMA制式有些接口不開放，由高通公司占有。
在這種情況下，在選擇過程中，通過技術比較，很難判斷出哪種技術絕對好，兩種技術都有優點、缺點，比較以後我們覺得各有所長，GSM商用程度比CDMA商用時間快，美國在用CDMA，經過比較，黨組決定根據技術的實用選用GSM，選用GSM以後推動各個省市加快GSM的建設。
從1994年決定上GSM以後，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幾年期間行動電話發展速度非常快，基本上是翻番，1994年底行動電話不到3百萬，1995年6百萬，然後1200萬，然後2400萬。由於中國面積比較大，而且中國用戶比較多，後來又引進了CDMA，在技術和市場發生矛盾時候，我們認為要滿足市場的需要，而不是強調跟蹤技術，技術要為市場的需求服務。
網際網路時代的騰飛
對於網際網路網的興建，吳基傳說，網際網路出現以後，郵電部馬上成立了數據局，第一個提供公眾服務的中國數據通信網，建網時候有教育網、科技網，那兩個網是學校和科研單位自己內部用，中國電信數據網對外開放，現在網際網路已經有2.5億用戶了，技術的發展對我們電信業的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由於技術的進步促使了我們這個行業的高速發展，大跨越，如果沒有技術的跨越，也沒有今天電信的跨越。
網際網路最大的特點是全球有這么一個網路把他圍起來，網路連起來以後才能使地球成為一個村，縮短了空間和時間的概念，地球並沒有縮小，還是那么大，現在世界上發生任何一件事情，大家馬上就能知道，這取決於網際網路，克服了物理上時空的概念。
對於今天的電信傳輸網路，他說，我們現在是“八縱八橫”建設，有些光纖已經到樓、到戶了，我們國家光纖傳輸網路可能是世界上比較健全和先進的，我們的網基本全是光纖，我們的起步就比較高，光纖容量也很大，使得我們傳輸成本很低，國際上傳輸也是海纜，用的也是光纖。今天能夠享受到網路時代給我們帶來的優越性，大家能夠上網，如果還是明線，你再著急也不行，只能發發電報，打個電話還得排隊。
(內容摘自CNII趨勢對話，主持人申江嬰為中國信息產業網總裁、中國網友報總編)
附錄：《大跨越—中國電信業三十春秋》發布會
柴門人語
吳基傳回憶中國電信業30年曆程首發式上，嘉賓如雲，該書主編、原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原信息產業部部長吳基傳、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奚國華、中國電信董事長王曉初、中國移動總裁王建宙、中國聯通董事長常小兵、原郵電部和信息產業部老領導朱高峰、宋直元、謝高覺、劉平源、周德強、常延廷、劉立清，人民出版社社長張小平，以及各地方運營企業代表、各地通信管理局領導和郵電部離退休老幹部悉數出席，老友新朋相見，格外親切。
首發式由人民郵電報社總編輯武鎖寧主持，一番熱情的開場白後，首先由本書責任主編、中國電信集團副總經理張晨霜介紹了本書編寫的緣由、編寫過程和主要內容。第二項，人民出版社社長張小平講話，他對《大跨越—中國電信業三十春秋》進行了總結,認為該書以十八章的篇幅濃縮了電信業三十年發展歷程，具有三個特點。第一，具有很強的市場價值和教育意義。全書忠實記錄、反映改革開放三十年偉大進程中我國電信業的發展狀況，傳授和傳遞改革者的精神魅力也是本書的重要價值所在，這無論對電信行業還是其他行業，都具有很強的教育意義。第二，具有較高的史鑑價值。本書以紀實文學的手法，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重要史實，真實厚重。第三，具有很強的可讀性。與同類書相比，這是一本非常鮮明，具有時代特色的書。本書對中國電信業的改革和發展歷程娓娓道來，進行了全面的回顧與闡述。
第三項，由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奚國華講話，在講話中，奚國華談到了本書出版發行的兩大意義和四大原因。他說，《大跨越—中國電信業三十春秋》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電信業發展的主要過程和取得的成就，具有兩層積極的意義。一是能夠向全社會介紹電信業發展三十年來的路是如何走過來的，二是本書全面反映了電信業三十年發展過程中一直在踐行的科學發展觀。奚國華總結道，中國電信業發展成為今天具有戰略性和自主性的產業，原因有五點，第一是歸功於我國的改革開放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潛在市場；第二是得益於黨中央、國務院，包括原郵電部、信息產業的政策引導；第三是及時採用了先進的生產力；第四是電信系統全體員工的努力。第五是電信業在改革中發展，在發展中改革。通過這幾年的改革發展，迄今為止，我國的電話用戶數已經達到了9.75億，上網用戶達到了2.75億。其中移動業務發展態勢特別好，已經超過了6.5億。
首發式第四項，由本書主編，原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原信息產業部部長吳基傳講話。他首先對《大跨越—中國電信業三十春秋》的出版向相關工作人員表示感謝，並就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電信業大跨越的“三大轉變”、“四個依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改革開放三十年間，中國電信業實現了三個重要轉變。第一次轉變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郵電部轉變觀念，確立了郵電為經濟和社會服務的宗旨，實現了從為黨政軍服務的工具向社會經濟服務並確定了通信是國家的神經系統的重大轉變。第二次轉變是1982年黨的十二大，郵電部門貫徹十二大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精神，重點解決打電話難的問題。第三次轉變是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後，黨的十四大從理論上奠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機制，郵電部門落實十四大精神，實現郵電從適應經濟發展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實現這樣一個大跨越，吳基傳認為有四個依靠。一是依靠黨的方針政策的正確指引；二是依靠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三是依靠科技進步，走引進、消化、吸收、科技創新的路子；四是依靠全系統廣大職工幹部的艱苦努力。最後，吳基傳還提出了自己的五點希望。一是希望能把電信業三十年的主要變化濃縮在這本書裡面，供後人去研究和評說。二是希望曾經參與電信業三十年發展歷程的工作人員看到這本書以後會感到很親切，能夠回想到當年艱苦奮鬥的難忘歲月。三是希望業內正在工作崗位上的同志為在電信行業工作感到自豪。四是希望社會各界同仁通過這本書進一步了解中國電信業的發展，了解電信業取得今天成績的來之不易。五是希望三大運營商在當代信息技術、網路技術、網際網路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在黨中央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能夠結合本行業的基本特徵，創造出更多更好的服務項目，滿足社會不同層次人們的信息交流。
在首發式上，還特別安排了贈書儀式。運營企業代表、相關研究機構和北京郵電大學學生代表接受了贈書。同時，《大跨越—中國電信業三十春秋》一書的著作權最終贈與郵電部老同志，並現場進行了著作權的轉讓見證儀式。
作為一名見證和從事電信三十年發展的員工，我有幸參與了《大跨越—中國電信業三十春秋》寫作，歷時一年，辛苦百味。看到大家的共同努力終於結出了果實，由衷感到高興。前一天晚上和中午就餐時，不勝酒力的我向各位領導敬了酒，與共同奮鬥了一年的寫作團隊一起舉杯，祝賀《大跨越—中國電信業三十春秋》首發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