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奉系軍閥和直系軍閥勾結起來,到處搜捕革命者,李大釗、吳可等主要領導均在通緝之列。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中,吳可始終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與敵人進行頑強的鬥爭。由於吳可堅持不懈的努力,先後在香山慈幼院建立了中共支部和共青團支部,在北京農學院、法政學院、中國大學及電話總局、財政部印刷廠等處也建立了黨的組織。同時,在李大釗的倡議下,他還來到北京郊區盧溝橋一帶,建立開展農民運動的宣傳據點。
1926年3月底,為了暫避軍閥當局的監視和搜捕,李大釗和吳可以及國共兩黨的北方領導機關一起,遷入東交民巷蘇聯公使館西院的兵營里。但是,公使館門前仍有偽裝成拉洋車工人的敵偵探,一見有人從公使館出來,就跟蹤而上。在險惡環境的,中共北方區委仍然通過種種辦法,與北方各地的革命組織和革命同志保持聯繫。沉寂多年的兵營,一時成為了北方革命運動的指揮中心。到這裡聯繫工作的,最多曾達到二三百人。有時日夜都有同志化了裝,躲過敵探的監視,前來請示匯報工作。一些進步青年以至大學教授,也前來求教。吳可協助李大釗對前來聯繫的人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7年4月,時令已入初春,而北京的政治氣候,則令人感到寒冷陰森。在此之前,奉系軍閥頭子張作霖,自稱為安國政府“大元師”,在北京袍笏登場。這個出身於東北深山密林中的“紅鬍子”,自清末混跡軍旅,割據稱雄,幾十年的官場角逐,使他練就了一套觀察風雲、翻雲覆雨的本領。當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擊破直系軍閥吳佩孚、孫傳芳諸部,進軍長江下游,特別是日帝國主義叫嚷中國“赤化”時,張作霖為了取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支持,同時取得將來與南方談判議和的對等地位,所以就職伊始,即以“反赤”、“討赤”為標榜,搶在蔣介石之前,扮演反共急先鋒。在他的反動統治下,安國軍總司令部和京師警察廳晝夜出動大批軍警和密探,在北京城內外到處緝拿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當時的北京城貼滿了這樣的告示“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死刑”。敵人的垂死掙扎,使李大釗和中共北方區委領導機關的處境愈來愈為險惡。吳可感到公使館並非絕對安全之處,因為奉系軍閥出於反動本性,不會遵守外交慣例,同時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人員也不會阻止反動軍警進入蘇聯使館,所以必須改變目前的處境,另行開創局面。經過充分研究,吳可在一天深夜,告別李大釗,走出蘇聯公使館,打算回到報子胡同一個秘密住所去。
死一般寂靜的寒夜,沒有星星,沒有月亮。吳可悄然前行,當走到報子胡同住所的門口時,停了一下,用警惕的目光掃了一下四周。借著昏暗的路燈,他發現不遠處有幾個影子正向他這邊移動。多年的地下工作經驗,使他立即意識到這裡跟蹤而來的偵探。吳可鎮靜地閃進大門,迅速走進大院內的一戶人家藏了起來。幾個偵探匆匆跑來,向大門口窺視,只見院內房屋參差不齊,約有十幾戶居民。偵探因為沒有看清吳可進的是那間房子,加之膽小心虛,不敢貿然進去搜查,只好隱身在大門對面的樹下守候,並在胡同兩頭派人巡查。
天亮以後,偵探仍未撤走。吳可為了擺脫險境,就請房東的一位老人到北師大找胡健設法解救。胡健得知情況後,思慮再三,終於想出一個金蟬脫殼的妙計。
傍晚時分,胡健來到張學良在北京開辦的“講武堂”里找到一個叫李炳國的青年軍官。此人跟胡健是中學同窗,為人正直豪爽。經過商量,李炳國藉口請了兩個小時的外出假,胡健雇了一輛黃包車給他坐上,自己則騎腳踏車跟隨,一同來到吳可住處的大門口停下。這時天已黃昏,還下著濛濛細雨。胡健讓黃包車夫在門外等候,自己引著李炳國走進吳可的房間,按照胡健的安排,吳可迅速穿上李炳國的軍裝,隨即出門登車,在眾目睽睽之下安全離去。胡健同來時一樣,仍舊騎車跟在後面,出宣武門,經過下斜街,穿過慈祥印刷廠,來到少年罪犯教養院的一位朋友家中。過了半小時,李炳國也穿著長袍馬褂從容到來。次日清晨,吳可坐上胡健為他預先雇好的黃包車,由外城出彰義門,繞彎路到燕京大學。
那時,燕京大學完全處於敵人的嚴密監視之下,到處都有密探的眼睛,地下活動受到很大限制。為了改變不利情況,堅持隱蔽鬥爭,吳可決定把活動地點轉移到碧雲寺內。
碧雲寺在香山東麓,從山門至山頂共6屋院落,層層殿堂,依山而起,松柏參天,濃蔭蔽日。沿著寺中大殿向羅漢堂去的過道旁,有一間很不顯眼的小屋,裡邊住著北師大一名叫王海鏡的法文教員(此人後來到法國留學,在希特勒的法西斯軍隊占領法國時,先被投入集中營,後來失蹤)。他那時負責黨的一個支部的工作,同時又是國共合作下的國民黨分部負責人。因為這間房子窄小陳舊,不被外人注意,因而成了一個開展革命活動最理想的地方。
一天下午,碧雲寺遊客如雲。吳可在王冶秋的引導下,隨遊客走進羅漢堂後,閃進王海鏡的那間房內。王海鏡隨即將裡面的一個套間打開,只見裡面堆滿了玻璃家具,沒有一點空隙,三個人好不容易收拾出一塊地方,用幾隻破椅子搭成了一張床,湊了兩條被褥,在原來的窗紙後面又糊上一層用墨汁塗黑的報紙,並用家具擋上,成了一間不見天日的小黑屋,吳可就在這裡暫時住了下來。
就在吳可到來不久,碧雲寺中忽然多了一個胖大的“和尚”,還經常看到不少面目生疏、賊眉鼠眼的人,混雜在遊客之中,並不時在殿堂內外窺探。在這種情況下,吳可只能整天呆在小屋裡,白天,王海鏡去上課,像往常一樣,把外屋門一鎖就走了,這時吳可將套間的門打開,利用透進的一點光線看書、看報。王海鏡回來時,總是悄悄地帶回一點鹹菜和幾個燒餅,給吳可充飢。王冶秋往往在夜深人靜時,來到吳可的住處,報告在外面聽到的各種情況。吳可則根據情況向他布置工作,並要求他在附近工人農民中發展黨員,壯大革命力量,積極做好回響北伐的準備。
就在吳可隱藏於碧雲寺期間,北京的黨團組織正遭受著巨大破壞,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血濺荒野;更為嚴重的是,以李大釗為首的領導機關與外界完全隔絕。吳可幾次試圖打通這個關係,都沒有結果。
一天,王冶秋忽然從城裡帶來訊息:張作霖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於4月6日清晨,出動數百名軍警,不顧外交慣例和國際公德,悍然包圍並搜查蘇聯公使館,將李大釗等20位同志捕去。根據這個情況,吳可連夜召集附近黨組織負責人開會,研究應付突然事變的措施,並設法了解李大釗等人的下落。
過了幾天,陸續有訊息傳來:李大釗正在受著嚴刑拷打和折磨,但他立場堅定,寧死不屈,在法庭上宣傳共產主義,弄得敵人都害怕“過堂”。吳可被這種革命正氣深深激勵,更加堅定了鬥爭的信念。
1927年4月28日,在人民民眾的社會輿論的譴責聲中,奉系軍閥張作霖悍然殺害了李大釗等20位革命志士。
社會貢獻
吳可看過王冶秋帶給他載有李大釗等人犧牲訊息的報紙後,悲痛交加,半晌說不出話來。他的眼睛裡噴射出憤怒的火焰。
“一定要報仇!我們一定要報這血海深仇!”吳可幾乎大叫起來。過了一會,他抹去眼淚,望著李大釗的遺像,帶領大家舉起手立下誓言:
“大釗同志,我們一定要像你一樣,鬥爭到底,流盡最後一滴血!”
第二天,吳可就急於進城,尋找被破壞的黨組織。下午,遊客眾多,“胖和尚”正在睡午覺。在王冶秋的幫助下,吳可化裝夾在遊客中間,離開了碧雲寺。由於敵人搜捕甚緊,他不得不到天津暫避幾天,然後回到北京。不久,新的中共北京市委建立,吳可接通了關係,繼續在市委的領導下,擔負恢復和整頓黨組織的重任。
這年6月,吳可接受中共北京市委的指示,準備成立一個以家庭作掩護的地下機關。接受任務後,他派胡健尋找合適的地點併購買家具。開始,他在協和醫院後面一個僻靜的胡同里租了一座獨門獨戶的兩間小樓;不久,又遷到東城吉兆胡同8號。按當時北京居民的習慣,租房子必須有家眷。再說,一個家庭沒有家眷,時間長了,很容易引起敵人懷疑。這個問題一時頗費躊躇。後來,經胡健介紹,一位名叫樂懿的女大學生來到吳可身邊。
樂懿是知名人士景梅玖先生(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後任孫中山先生的秘書長,曾被北洋軍閥通緝流亡日本。解放後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5年病逝)的養女,原籍江蘇徐州,中學時代在香山慈幼院師範就讀。在該班任教的張滌岩老師是慈幼院的黨支部書記。樂懿在校期間,學習刻苦,思想進步,由張滌岩和另一位叫陳璧如的教師介紹,先後加入了共青團和黨的組織。胡健在慈幼院就讀時與樂懿相識,深信她是完全可以信賴的同志。如果樂懿肯擔負這個任務,在政治上是非常合適的。但是要一位少女來充當名義上的妻子,這需要有衝破封建禮教的勇氣。胡健對這點沒有把握。於是,他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找到了樂懿。此時樂懿和另一位女生李芙蓉考上了朝陽大學,正要進城就讀,當胡健說明來意後,樂懿和李芙蓉倆人慨然依允,隨之就與吳可住進了吉兆胡同8號的秘密機關。樂懿與吳可以夫妻名義在一起生活、工作。
為了恢復和發展黨的地下組織,吳可晝伏夜出,到處奔走活動,遇到特別不方便的地方和急需白天處理的事,就由胡健找樂懿送信聯繫。這一時期由於一些做領導工作的同志多不在北京,過去靠單線聯繫的同志也很難找到,因此,工作的開展很困難,他兩天沒有回來,大家都很為他擔心。原來,他在燕京大學召集積極分子開會時,被警察發現抓去。吳可沉著應變,加上該校地處京郊,警察都不認識他,被拘留三天后,才從虎口脫身。
在艱苦的革命鬥爭中,樂懿一邊讀書,一邊協助吳可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生活,使得兩人的感情一天天加深起來,不久,樂懿真正成了吳可的忠實伴侶。
隨著黨組織在學校中的恢復和發展,吳可成了學生運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時而城內,時而城外,時而西裝革履,時而長衫禮帽,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青年學生運動之中。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起義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訊息傳到北京,吳可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親自把這個訊息向各個學校的學生進行宣傳。當他來到北師大時,被專門負責監視行動的警察認為形跡可疑,又一次被抓去查問。由於在場的警察沒有一個認識他,又沒有問出什麼結果,只好把他放了。吳可第三次虎口脫險,繼續戰鬥在各高等學校之間。
金色的秋天,香山楓葉紅似火,野果飄香。在臥佛寺後面的山坡上,來自朝陽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的青年學生,三三兩兩地坐在草坪上,有的看書、有的寫生,實際上這些青年學生在進行組織活動。不一會兒,裝成學生模樣的吳可來到他們的面前,他們立即圍坐在一塊兒。吳可向學生們作了國際國內的形勢報告,鼓勵他們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光明,積蓄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吳可的報告具有極大的號召力和感染力,給聽眾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大釗犧牲後,中共北方區委的工作由王荷波主持。在敵人的刺刀和無數先烈的鮮血面前,北方區委逐漸認識到武裝鬥爭的重要性,決定以革命武裝反抗反革命武裝。因此,吳可在加快發展組織的同時,積極做好武裝起義的籌備工作。
八七會議召開後,中共中央將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的決議,派人及時傳達到各地。北方區委按照決議的精神,擬定了武裝暴動計畫,並任命吳可為暴動總司令;同時秘密成立了北京市總工會,任命吳可為工會黨團書記。接受任務後,吳可著手組織暴動大隊,繪製暴動區域圖,草擬北方區委實施暴動的通告,為暴動做好充分的準備。
10月15日,北京市總工會派出的工人董建中,在西直門散發傳單時被敵巡警發現,跟蹤到西單藤牌營4號工會機關。工會會長趙全林被捕叛變,供出北方區委、軍事委員會、北京市委等秘密機關。敵人先後從上述機關捕去王荷波等17位同志。吳可當天到匯文中學開會,歸途中被敵人發現,跟蹤而來。當他回到住處,準備參加王荷波召開的會議時(他不知道王荷波已被捕),敵人破門而入,將他捕去。他受到秘密審訊後,於11月11日凌晨3時,被害於北京安定門外劍垛西邊。年僅27歲。
噩耗傳到了碧雲寺中學黨支部,同志們無不深感到悲痛。尤其是王冶秋,他忘不了和吳可在一起戰鬥的日日夜夜。為了悼念18位烈士,就在吳可曾經住過的那間小屋中,為18位烈士舉行了追悼會。與會同志拭淚發誓:“我們一定要為死者報仇,我們一定要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