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北三廳志

《口北三廳志》，成書於清乾隆二十三年，是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

成書於清乾隆二十三年，全書全六冊十六卷。這部方誌全面詳細地闡述了長城以北、蒙古高原之南，東西廣七百七十百里，南北九百八十里，（古上都、察哈爾八旗）上古至明清的政治、經濟、人文、地理、古蹟、風俗、物產等等，內容繁多、史料翔實堪稱方誌之精品，是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
“口北三廳”，明為開平衛、朵顏衛地，後開平衛內徙，遂為蒙古駐牧地。清初置牧廠。雍正二年(1742)置張家口廳(今河北張家口市)；十年置多倫諾爾廳(今內蒙古多倫縣)；十二年置獨石口廳(今河北赤城縣北)，隸口北道。民國以後，改張家口廳為張北縣，多倫諾爾廳為多倫縣，獨石口廳為獨石縣。
一
《口北三廳志》所記之三廳指清時在張家口、獨石口及多倫諾爾三處分別設立理事廳管理當地民事，故有口北三廳之稱，現分別改稱張北、沽源、多倫三縣，屬河北省張家口地區與內蒙古錫林郎勒盟。
該志書初稿由時任直隸分巡口北道金志章纂成於乾隆七年（1742年） ，以後部分由黃可潤增續。
金志章，生卒年不詳，約清聖祖康熙末前後在世。初名士奇，字繪卣，浙江錢塘（今杭州）人。雍正元年舉人。乾隆四年（1739年）由內閣中書遷侍讀，出為直隸口北道,駐宣化府，七年離任。金在任三年，依據檔案，旁采舊文，纂成了轄下張家口、獨石口、多倫諾爾三廳的合志——《口北三廳志》，從此開創了內蒙古方誌編纂的先河。
黃可潤，字壺溪，福建龍溪（今龍海縣）人。乾隆四年(1739)進士，十一年(1746年)任宣化縣令。二十三年（1758年），在直隸總督的支持下，黃可潤將宣化署內所藏金氏稿本增校刊印。原版存口北道署，民國移置興和道署，但已遺失數簡。民國初年，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以汪康年藏本和《明實錄》諸史書校補了一些經過版削和改竄的刻本，並將其鉛印出版，收入《滿蒙叢書》，但此版本排印不精，錯訛頗多，較好的版本為1968年台灣成文出版社將乾隆二十三年木刻本影印的版本，收入《中國方知叢書》塞北地方（序號36），筆者所看即為此版本。
該志書十六卷，卷首有序、圖、目錄、制敕；卷一為輿地(疆域附)，卷二為山川；卷三為古蹟；卷四包括職官(封建附)、官署(倉庫、營房附)、壇廟（寺觀附）；卷五為經費（官俸役食附）、地糧、村窯戶口、風俗物產；卷六台站、考牧；卷七藩衛；卷八人物、列女；卷九為世紀上；卷十為世紀中；卷十一為世紀下；卷十二至十五藝文（冊文、疏奏、札書、議論、說、序、記、傳、碑誌、銘、頌、賦、詩）；卷十六雜記，共約25萬字左右。
二
《口北三廳志》是一部內容豐富特色鮮明的志書，堪稱舊方誌中不可多得的傑作。
其一，選材豐富，體例嚴謹，地方特色鮮明。
該志書16卷，每卷子目下，三廳依次分述，包括了傳統志書中應列入的內容，且極富地方特色。該志書中除了應有的輿地、山川、古蹟、職官、官署、壇廟、經費、地糧、風俗物產、藝文、人物和列女等志以外，還根據三廳開發實際情況和所處環境增加了台站、考牧（卷六）和藩衛（卷七）等志，記載了察哈爾境內的台站分布情況及公私各牧廠和鄰近各蒙旗的情況，這對於後人研究和考察這些地方無疑起到很大的幫助作用。
其二，史料豐富、考證翔實，史料價值較高。
該志書共徵引舊籍約80餘種，使用了許多《北史》、《遼史》、《金史》和《元史》的史料，對當時所能看的有關資料做到了最大程度的收集，其中的《明實錄》、《五邊典則》、《宣化鎮志》和《兩鎮三關志》等現在已很難尋覓。卷一地輿收有康熙二十二年至雍正九年間地方設治的奏章和御批，有些已難以找到，這成了解地方設治的珍貴的原始資料。卷四職官除歷代職官外，依據檔案詳載了口北道與三廳各級職官的設立時間、沿革和職守。卷九至卷十一世紀，記載了上自周秦，下迄乾隆七年的史事，尤其詳於明代。卷十二至十五藝文，廣搜博採，輯錄了大量關於地方史事的詩文、奏章、信札與碑文。卷一至卷三有關疆域的沿革、古蹟的記述準確清晰，鮮有訛誤，反映了纂者考證的嚴謹態度。
其三，對漢族移民和其他經濟問題有所研究。
大多數舊志書中缺少對國計民生和經濟問題的研究，而《口北三廳志》則表現出不同於舊志書的一個鮮明特色。《口北三廳志》記載：“雍正二年……察哈爾右翼四旗地畝，總計29709.25頃……若將現種地之民盡行驅逐入口，則伊等俱系無籍窮人，入口無耕種之地，至於度命艱難，不無作亂為非之事。若將此地即交與伊等耕種，……年可得萬餘兩。……自張家口至鑲藍旗察哈爾西界各處，山谷僻偶，所居者萬餘，居民既多，不無盜賊等事。……”這段記載介紹了雍正二年，察哈爾等地的耕地和移民情況。該志書記載了卷五村窯戶口記載了乾隆年間三廳的市鎮分布情況，對畜牧業的描述如：“張家口外皆國家畜牧之場,馬牛羊不下數千百萬,望若雲錦……蕃息之盛,自古無比。此外，還對乾隆年間三廳的商業貿易作了記載。由此志書我們可以大體上了解三廳當時的移民和經濟情況。
三
這部志書的成功，是與金志章為學為官的經歷分不開的。金志章於雍正中進士，有數年內閣中書為官的經歷，得到遍閱皇宮內收藏的各種文獻的機會，儘管他有淵博的學識和經驗，但在編撰《口北三廳志》過程中，還是花費了不少時間對所掌握的資料進行考證分析，在科學的態度上加以取捨。作為如此浩繁的志書，不但花費很多精力，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並沒有什麼豐厚的物質利益作為補償，但作為一代知名學者和名宦的金志章不為名利，以嚴謹治學態度和執著的敬業精神完成了《口北三廳志》，給後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儘管歷史已過去二百六十多年了，但《口北三廳志》作為一部出色的志書，它為我們後人研究地方史提供了許多不可多得的文獻資料，每讀到這部志書，人們自然也會想到金志章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