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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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博伊托
籍貫： 義大利
職業： 作曲家
生卒：
職業生涯
博伊托在義大利樂壇初次登場就是以腳本作者的身份出現的，而這次亮相也使博伊托後來有了和威爾第接觸的機會。1861年，青年作曲家法喬從米蘭音樂學院畢業時創作了康塔塔《義大利修女》（Le sorelle d’Italia），作品本身不足為奇，不過，替他撰寫腳本的同學就是後來赫赫有名的博伊托，當時年僅19歲。《義大利修女》獲得了成功，評論說兩位年輕的學生把握住了“神秘”的分寸，並預測日後他們會取得更大的成就。第二年，法喬和博伊托獲得了米蘭音樂學院的獎學金作為路費到巴黎旅行，他們的庇護人克琳娜伯爵夫人給他們寫了一封推薦信，憑著這封信，博伊托和法喬敲開了巴黎威爾第寓所的大門。威爾第很誠懇地接待了兩位青年學子，威爾第非常欣賞博伊托的才華，不久便委託他為《民族讚美詩》（The Hymn of the Nations）撰寫歌詞，這是在倫敦召開的萬國博覽會向威爾第發出的邀請，面對如此重要的委託博伊托不免有受寵若驚的感覺，沒過幾天就交了稿，後來威爾第贈送了一塊金表給博伊托表示感謝。按理說，博伊托與威爾第之間交往的開端還是很不錯的，然而，不久卻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兩人的關係一度惡化。就在從巴黎回到米蘭後，法喬的歌劇《佛蘭芒的逃亡者》上演，當時，這部作品被看作是義大利青年一代作曲家對傳統的反叛，在觀眾席里坐著一位23歲的青年，他就是朱里奧·里科蒂，剛剛進入家族著名的音樂出版公司不久，在座的還有著名腳本作家、評論家吉斯蘭佐尼[1]、小說家盧瓦尼以及博伊托的老師指揮家阿伯頓·瑪佐卡托，他們都是克琳娜夫人沙龍的常客。演出結束之後，評論認為：“新事物必然征服舊的事物，現在，法喬雖然默默無聞，但是，我們敢於斷言，他蓄勢待發，必定對這個時代有所貢獻。”無需多做說明，法喬是“新事物”和“默默無聞”的，那么威爾第就是那個“舊事物”，已經被歸入需要被“征服”的一類。當時威爾第已經脫離了米蘭，所以，義大利音樂界帶著怨恨向這位昔日的領袖進行聲討，同時，那些青年作曲家們試圖擺脫威爾第的光芒而出人頭地，於是也加入到批判的行列之中。這種情緒被帶到了不久之後的一次聚會上，法喬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音樂家們在一起，當然，博伊托也參加了，在那次聚會上，博伊托朗誦了自己創作的一首薩芙體[2]的詩歌（有人說是即興創作，反正幾天之後這首詩就登在米蘭的大小報紙上了），題目叫《致義大利音樂》，這裡僅錄其中的警句：“從老邁、昏聵和愚蠢中解脫，新的與健康的將噴薄而出！”在詩歌的結尾處，博伊托還暗示法喬將是這次音樂革命的先鋒，在他眼中，神聖的音樂祭壇早就需要重新打掃了！就在這篇介於宣言與檄文之間的詩歌發表後沒幾天，《佛蘭芒的逃亡者》又開始了演出，法喬則在克琳娜的鼓勵下給威爾第寫了一封信，他希望能夠得到這位權威歌劇大師的祝福。起先，威爾第沒有回信，後來，他看到了報紙上登載的博伊托的詩，於是，威爾第提筆給伯爵夫人寫了封回信：“清允許我很坦率地告訴你，他（法喬）把我置於一個十分窘迫的地位，我如何答覆他？如你所說一些鼓勵的話？然而，這些話難道比公眾對他的認可更值得他需要嗎？對於這部歌劇我有很多話要說，很多，最近我看了許多報紙，我見到最多的詞就是‘藝術的’、‘革命的’、‘未來的’諸如此類。我承認，對此我不理解，一點也不理解！”威爾第的火氣越來越大，其實真正刺痛他的是博伊托的詩，尤其是結尾處有一句寫著“（舊的音樂）醜陋如同散發著惡臭的妓院”深深刺激著威爾第的神經，他不能想像這齣自那個不久前在巴黎他很賞識的青年，對此，他無法原諒。最後，威爾第寫到：“如果法喬找到了真正的道路，能夠樹立起比‘醜陋如同散發惡臭的妓院’的音樂更偉大的音樂，並且得到人們的承認，那么我自然無話可說。但是，如果他是在朝著錯誤滑去，那么希望他懸崖勒馬！”
然後，威爾第又給法喬回了信，篇幅簡短、措辭尖刻，說是便條也許更合適：“如果大眾，他們是至高無上的評判，對你的第一部作品報以微笑並，如你所說評價甚高，那么請你自信、堅定地繼續你的事業，你就可以在佩戈萊西和馬爾切羅這樣偉大名字（都是博伊托在詩里提到的過的人物）的後面再加上你自己。我希望同樣的好運也能夠降臨在你的朋友博伊托那裡，請代我向他致意！” 博伊托並沒有就此退卻，他繼續維護法喬的歌劇，繼續自己的義大利音樂革命事業。
1864年，米蘭一些自稱“未來音樂派”的音樂家和音樂愛好者成立了協會，幾年之前佛羅倫斯也成立過類似的組織，只是不成氣候。表面看來，這個協會的宗旨在於資助與支持新的室內樂、交響樂作品上演，實際上，協會的成員大多是反歌劇，換言之就是反威爾第主義者，他們主要來自米蘭音樂學院，博伊托則是最活躍與堅定的分子。當時，義大利的觀眾比較保守，對於本國的歌劇趨之若鶩，對歐洲古典音樂作品和如火如荼的浪漫主義運動置若罔聞，博伊托試圖打破這種不正常的局面。在羅馬也確實存在著一個反對威爾第的小團體，博伊托雖然不像作曲家斯甘巴蒂那樣打先鋒，但是始終積極支持“未來音樂派”協會的活動，這個協會每兩周舉行一次活動並出版刊物，博伊托是熱心的投稿者，發表了許多文章，包括比較著名的《孟德爾頌在義大利》，借宣講德國古典音樂猛烈抨擊了華格納，這是博伊托的重要轉變，原先他是忠實的華格納信徒，現在卻走到反面的極端（在崇拜瓦戈納的時候他曾說過：“我願意為華格納付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腿”）。
博伊托與一般的義大利知識分子不同，他不是國粹主義者，相反，對於舶來文化倍感親切，他最喜愛的文學家是但丁與莎士比亞，十多年前，他曾經十分痴迷莎士比亞的悲劇，當時莎士比亞的名字剛剛為義大利人所知。1862年，博伊托根據莎士比亞的原著撰寫了腳本《阿姆萊托》，法喬如獲至寶，隨即譜寫歌劇並於1864年在日內瓦首演，據說獲得了不小的成功（也有說法是法喬從米蘭拉了大批支持者到瑞士為他助威）。1871年，《阿姆萊托》在斯卡拉首演，遭到徹底失敗，法喬的作曲家生涯就此結束，此後，他轉行指揮，在未來十年中成為著名指揮家。
在博伊托和威爾第關係最緊張的那幾年裡，他們互不通信，也避免在公眾場合見面，這種情況直到博伊托的歌劇《梅菲斯托菲勒》1868年首演遭到慘敗才有了轉機，博伊托這才領略到要把口頭說說的理論付諸實踐將是一件多么困難的事情。這次慘痛的教訓使博伊托消沉了很久，在《梅菲斯托菲勒》再次獲得成功之前，他經常以高里奧的匿名替別人寫腳本賺錢，同時也使他開始反思以前對威爾第的那些筆誅口伐的正確性。然而，道歉和懺悔的時機一直不成熟，直到1879年威爾第回到米蘭指揮指揮《安魂曲》的特別演出為了義大利水災募集捐款才出現了轉機。
那次演出募集到大量善款，深夜，合唱團與樂隊特地到米蘭大飯店威爾第房間的視窗下演唱小夜曲表示感謝。當時，出版商里科蒂和正在與威爾第用餐，乘著大師龍心大悅，里科蒂提出希望威爾第能夠以莎士比亞作品為基礎寫一部歌劇，他知道威爾第從小喜歡讀莎士比亞的劇本。然後，里科蒂開始談起博伊托寫的腳本《奧賽羅》，精明的出版商告訴威爾第，那個對威爾第不敬的華格納主義者博伊托早已不付存在，威爾第沒有反對也沒有同意，但他似乎對這個提議很有興趣。第二天，里科蒂乘熱打鐵帶著博伊托來到米蘭大飯店，博伊托拿來了《奧賽羅》腳本的草稿，威爾第表現得十分猶豫，他答應回到聖阿加塔之後會認真考慮。博伊托是個很執著的人，威爾第剛回到聖阿加塔不久，博伊托的正式腳本就寄到了，威爾第起先試圖迴避，然而，他無法拒絕莎士比亞的誘惑，1887年2月5日，《奧賽羅》在斯卡拉首演。這是一次成功的凱鏇，也是從1845年《聖女貞德》上演以來威爾第第一部新作在斯卡拉首演。
此後，博伊托與威爾第終於修好，他開始了追隨大師的日子，並且忠貞不右，須臾不離，最後也成為了在米蘭大飯店108房間為威爾第送終的親友之一。在威爾第去世之後一個月，博伊托依然用崇敬的口氣回憶道：“他很頑強，從他的胸膛里發出深沉的呼吸，足足堅持了四天三夜。第四天晚上，他依然艱難地呼吸著，可憐的大師！最後的時刻他表現的多么出色！”
[1] 吉斯蘭佐尼（Ghislanzoni，A.1824-1893）義大利評論家、腳本作家。在米蘭主持《音樂公報》的發行，創作過80餘部腳本，其中包括威爾第的《阿依達》。
[2] 薩芙（Sappho）古希臘女抒情詩人。其作品帶有濃郁的感傷情調，後世稱“薩芙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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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音樂家外國音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