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許多規定屬於新的刑事立法，其內容不是為明律所未設，就是律文的規定比較籠統，榜文規定的更加具體。比如：洪武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頒布的榜文規定：“今後法司精審來歷，設有仍前所告，動經五六十及百餘人、一二十者，審出誣告情節得實，將好詞訟刁民凌遲於市，梟首於住所，家下人口移於化外。”洪武二十六年八月榜文規定：“朝廷命禮部出榜曉諭，軍民商賈技藝官下家人火者，並不許穿靴，止許穿皮札革翁。違者，處以極刑。此等靴樣一傳於外，必致制度紊亂，宜加顯戮。洪武二十六年八月初三日欽奉聖旨：這等亂法度，都押去本家門首梟令了，全家遷入雲南。”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初二日頒布的榜文規定：“今后里甲鄰人老人所管人戶，務要見丁著業，互相覺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乾何事務。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鄰人不行赴官首告者，一體遷發充軍。”洪武三十年二月十三日榜文云：“奉聖旨：如今軍衛多有將官用戰船私下賣了，工部出榜去各處張掛。但有賣官船的，凌遲處死，家遷一萬里。私買者同罪。”洪武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頒布的榜文規定：“今後敢有將官船私下賣者，正犯人俱各處以極刑，籍沒其家，人口遷發邊遠。”
第二，榜文中所列刑罰苛刻，大多較當時行用的洪武二十二年律的律文相近條款量刑為重。洪武二十四年七月發布的榜文規定：“今後若是誣指正人的，本身雖犯笞罪，也廢他；但誣指人笞罪，也一般廢他。本身已得人死罪，又誣指人，凌遲，都家遷化外。”依明律“誣告”條：“凡誣告人笞罪者，加所誣罪二等；流、徒、杖罪，加所誣罪三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至死罪，所誣之人已決者，反坐以死；未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也就是說，對犯誣告罪者，區分不同罪情分別論罪；誣告罪的最高刑罰為死刑（法定刑為斬），只適用於犯罪者本人，不株連同居親屬。榜文不僅對誣告情節輕微、按律本應處笞刑的治以重刑，而且把重懲“大惡”罪的凌遲刑、株連法，也適用於犯誣告罪者，無疑是律外加刑。洪武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榜文云：“今北平府同知錢守中等貪贓肥己，賣富差貧，致令民有奸頑者，每買求官吏，避難就易，或全不應役。如此計行，做效者多，欲得雍熙之治，豈不難哉？朕觀北平府官吏，不能教民為善，乃敢貪贓，誘引為非，所受肥己之贓四萬三千一百餘貫，法所難容，理合示眾，以戒將來。凌遲錢守中等六名，系官吏庫子盜賣草束；處斬王天德等五名，俱虛買實收；全家發建昌衛充軍段大等六十九名，俱里甲耆民人等虛買實收；發留守衛充軍尹恭用等二百一十五名，系庫子腳夫解役，通同盜賣草束，脫放罪囚。”依洪武二十二年律，官吏犯貪贓罪者，最高刑為絞刑，賦役不均、賣富差貧之類犯罪的最高刑為杖一百。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發布的榜文規定：“今後敢有以弟為男及姑舅姊妹成婚者，或因事發露，或被人首告，定將犯人處以極刑，全家遷發化外。”依明律《尊卑為婚》條，這類犯罪最高刑為杖一百。洪武二十七年十月榜文規定：“在京犯奸的姦夫姦婦，俱各處斬。做賊的、掏摸的、騙詐人的，不問所得贓物多少，俱各梟令。”依照明律，和姦罪罪止杖一百，竊盜罪應計贓科斷，除監臨主守盜所監官錢四十貫者，均不處死刑。榜文把此類犯罪一律加重為死罪，實是過於嚴酷。
唐代以後各朝律典，基本上是在沿襲唐律的基礎上有所損益。各朝律典的刑名、刑罰指導原則及適用範圍大體一致，除明清律典和元代法律把“大惡”罪的刑罰加重為凌遲刑、明清律典規定對流罪最重者處充軍刑外，唐、宋、明、清律典的其他犯罪的最高刑也大體相同或相近。各類犯罪最高刑以下的刑罰，雖間有變化，但差異不大。由於現見的洪武榜文對“事關典禮及風俗教化”（即明律較之唐、宋律用刑較輕方面的條款）的違法行為大多是以“斬”、“重罪”、“梟令”、“極刑，全家遷發化外”、“閹割”論罪，苛重無比，因此榜文中所處刑罰重於明律者，一般也較唐、宋、元、清律典為重，較之“其失在乎緩弛”的元代法律則更為加重。
《南京刑部志》所載洪武年間朱元璋發布了45榜榜文，其中洪武十九年4榜，二十年1榜，二十二年3榜，二十三年4榜，二十四年3榜，二十五年1榜，二十六年5榜，二十七年16榜，二十八年2榜，二十九年1榜，三十年2榜，三十一年正月2榜，無年代者1榜。閱讀這些榜文可知：洪武二十七年發布的榜文最多；在洪武二十八年前發布的榜文中，許多榜文的刑罰是律外加刑，而洪武二十九年至洪武三十一年正月發布的五榜中，雖然仍有三榜較律刑罰加重，但不再使用肉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