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跡介紹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在北京製造的槍殺請願民眾的流血事件。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區委、北京地委和共青團北方區委、北京地委同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北京總工會、北京學生聯合會、北京反帝大聯盟、廣州代表團等60多個團體、80餘所學校約計5000餘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國民大會"，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軍艦侵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及美、英、日、法、意、荷、比、西等八國無理通牒中國的罪行。為了這次大會的召開，中共北方區委事先作了布置和安排。是日清晨，中共北方區委在李大釗的主持下又召開緊急會議檢查準備的情況，趙世炎、陳喬年、共青團北方區委書記蕭子璋、中共北京地委書記劉伯莊，分別報告了民眾的組織和發動情況，擬定了標語和口號，以及遊行的路線等。民眾大會上午10時開始，首先由大會主席徐謙報告會議議程，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和段祺瑞政府17日對請願民眾的暴行。大會議決：通電全國一致反對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軍艦；電告國民軍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戰。會後，民眾結隊前往段祺瑞執政府請願，要求段政府立即駁復八國通牒。當隊伍來到鐵獅子胡同段祺瑞執政府門前時，預伏的軍警竟開槍射擊，打死47人，傷200餘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中共北方區委李大釗、陳喬年、趙世炎等人親自參加了這次鬥爭。李大釗、陳喬年等由於掩護民眾而受傷。慘案發生後，北京各學校停課，為死難的烈士舉行追悼會。23日，於北京大學三院在陳毅的主持下召開全市追悼大會。魯迅把3月18日稱作“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此後，北京的反動統治更加猖狂，李大釗等人被通緝，黨的活動更加困難。
墓表內容
合併圖冊在圓明園“九洲清宴”遺址，有一座“三·一八”烈士公墓。這座墓園占地約100平方米，正中修築一米多高的石砌圓形台基，台基上豎起通高九米六面體大理石墓碑。碑身正南面鐫刻“三·一八烈士公墓”七個篆字 ，飛脊式碑頂上有塔尖高聳，須彌座也是六面體，從正南面開始，自右而左，鐫刻《三·一八烈士墓表》和諸烈士的姓名、年齡、籍貫、所在單位和職業等。“墓表”全文如下: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國民軍奮鬥於畿郊，因見忌於帝國主義者，而有大沽口炮艦入港事。北京民眾反對八國通牒，齊集執政府前呼號請願，生氣勃勃。乃以僉壬弄國，竟令衛士開槍橫射，飲彈畢命者四十一人，橫屍載塗，流血成渠。其鞏目睹心痛，憤慨至今。及革命軍克服舊京，奉命來長北平市，追念逝者，為請於中央準予公葬。葬事告竣，奉其姓名、籍貫、職業之可考者，得三十九人，其無從考證亦死斯役者二人。又負傷或因傷而致殘廢者，多不得紀。志士埋名，深為遺憾。會此役者，或為青年女子，或為徒手工人，或為商賈行旅，皆無拳無勇，激於主義，而視死如飴。世以‘三一八慘案’稱之，以其為三月十八日事也，其鞏既揭於其阡，記其事以告後之覽者。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十八日何其鞏謹撰書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北平特別市政府立
建設過程
建國之初，革命公墓的建設就提上了議事日程。1949年12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即遵周恩來總理的指示，為紀念因中國革命而犧牲的烈士興建陵園，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和秘書長薛子正具體負責籌備工作。多方勘察後，京西八寶山南麓的護國禪林寺被選中。當時寺內還住著一些道士和太監，據李威海編著的《偉人身後事：八寶山革命公墓紀實》，在將護國禪林寺闢為墓地的過程中，曾遭到道士和太監的牴觸。
1949年，護國禪林寺共占地80畝，有殿堂、房舍57間，附屬房舍84間。被民政局接管後，寺內的50餘名道士和太監全部遷出。護國禪林寺的殿堂部分被改為現在的骨灰堂，寺院四周則被闢為墓葬區。
1927年被殺於北京安定門外箭樓西邊的烈士王荷波和另外17個烈士，是最先移葬革命公墓者。移葬儀式隆重，周恩來主祭，李立三、彭真等人陪祭。1955年，瞿秋白逝世20周年，其遺骨由福建長汀被遷至革命公墓。
公墓最初均為土葬，1956年4月，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彭真等151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中南海懷仁堂的一份倡議書上籤了字，自願實行火葬。1958年，八寶山革命公墓建立骨灰堂後，開始陸續有骨灰存放。
到1966年，八寶山革命公墓共建墓539座。文革開始後，紅衛兵開始衝擊公墓，整個十年動亂期間，被破壞的墳墓有120座，其中砸壞後起出屍體的墳墓有3座。瞿秋白的墓，是破壞最為嚴重的。因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在1966年，瞿秋白墓被幾百名紅衛兵揮鎬夷為平地。
1979年後，墓地開始修復工作，包括瞿秋白墓在內的一百餘座被破壞的公墓全部被修好。骨灰堂內，康生和謝富治的骨灰盒遭到其他逝者家屬的唾棄和破壞，後經中組部同意，二人的骨灰被遷出骨灰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胡耀邦等人的遺骨均未安置在八寶山革命公墓。毛澤東的遺體陳放在毛主席紀念堂，周恩來的遺體火化後骨灰撒在祖國大地上，劉少奇的骨灰在撥亂反正後從開封迎回北京，胡耀邦的骨灰則安葬在江西省的共青城。北京市殯葬管理處一位工作人員稱，建國後，一定級別的幹部逝後去處一般有三：骨灰撒散；骨灰遷回逝者原籍；大部分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從按級別定面積到以價格槓桿進行調整八寶山革命公墓原定安葬對象為革命烈士，後擴大到一定級別的幹部。1951年頒布執行的《革命公墓安葬暫行規則》規定，犧牲或積勞病故的革命軍人和革命工作人員，經過申請批准後，均可安葬在革命公墓。而幹部的級別，最初定為“縣級以上及革命軍人團級以上”。
到了1992年，革命公墓安置骨灰者的範圍由縣團級調整為司局（師）級以上幹部，這一規定一直延續到現在。《北京青年報》報導所稱“目前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主要是革命烈士或者副部級以上幹部”並不準確。
墓地的方位和墓穴的大小，和幹部的級別正相關。按照規定，公墓廟前為縣團級幹部墓區，廟後東側是地委級幹部墓區，西側是省委級幹部墓區，再向上是中央領導幹部墓區。墓穴用地，根據幹部級別劃分為三級區，安葬者需按各區級別順序及面積大小使用，不得挑選和擴大。至於墓蓋、石碑、月台的尺寸，也都針對不同級別幹部有詳細的規定。
前來辦喪者，一律憑上級單位的介紹信（註明死者生前級別、擔任職務）來確定入葬者安葬在哪個墓區，沒有絲毫通融。
公墓建立骨灰堂後，也分為1、2、3……室，不同級別領導的骨灰應安放何室，置於正面或側面，均有明確規定。所以，從遺體或骨灰的安置情況，即可看出逝者的行政級別。
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不只是烈士和一定級別的官員。北京市殯葬管理處處長吳增祥說，像李克農上將的父親李哲卿老人和掩護過老一輩中央領導同志的夏娘娘等早期對革命做過重大貢獻的人物，也獲準在革命公墓安葬。
一個特殊案例是，《革命公墓安葬暫行規則》還未執行時，中共早期領導人任弼時即因病去世。他被葬在八寶山東部的坡頂上。任弼時墓被稱為八寶山革命第一墓，占地300多平米，水泥方磚鋪地，漢白玉墓碑，幾十個工人趕工數月才完工。任弼時墓建成後，曾有專門的武裝警衛把守，民眾無法接近。一直到1955年，守衛的部隊才撤出公墓。
在任弼時之後，八寶山再沒有如此大面積的墓穴了。隨著逝者增加，不要說墓地，就是骨灰堂的空間也變得日益緊張，雖然周恩來曾指示“位置改小，盒子改小，層次加多，允許拿出，投水入地”，但到了1974年，全部骨灰堂也只剩下30多個安放骨灰盒的空格。後來，革命公墓又建立了更節省空間的骨灰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