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歐和亞洲的一系列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它們在學習蘇聯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於照搬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其弊端日漸暴露出來，改革勢在必行。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中比較有特色的是匈牙利的社會主義改革。
史達林雕像被推倒在地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政府總結了事件發生的原因和教訓，對政治經濟體制進行了局部改革和調整。?
匈牙利領導人卡達爾（1912——1989）致力於推行改革。他強調，不應該“奴隸般地模仿外國的模樣”。在卡達爾的領導下，匈牙利從1968年起在全國推行全面經濟體制改革，主要是把國家的計畫管理和商品生產、市場調節有機地結合起來。政治上，匈牙利政府注意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改革使經濟穩步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提高，國家政局也長期保持穩定。
匈牙利事件?
1956年，匈牙利人民要求克服個人崇拜，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實行政治經濟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10月23日，布達佩斯十多萬人舉行示威遊行。當晚，發生了暴力衝突。
匈牙利事件爆發後，蘇軍坦克開進布達佩斯11月初，原黨中央第一書記卡達爾等人組建了社會主義工人黨。幾天后，以卡達爾為首的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宣告成立。應新政府的請求，蘇軍開入布達佩斯。暴亂很快平息。這次事件給匈牙利造成巨大的損失，有二千多人死亡、近二萬人受傷；經濟損失相當於當時匈牙利全年國民收入的1/4。這就是“匈牙利事件”。?
主要措施
改革的措施主要有：
政治方面在政治上，改善黨的領導，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法制，穩定政治局勢。
經濟方面在經濟上，針對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現象，降低積累率，放慢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優先發展農業和輕工業。 調整農業政策，廢除農產品的義務交售制，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國家取消對合作社和國營農場的指令性計畫，改用價格，稅收等經濟手段進行調節。在工業方面也進行了管理體制的改革。
成果?
這些改革措施，使匈牙利的政治經濟形勢逐步穩定，為六七十年代的全面經濟改革奠定了較好基礎。但由於70年代大量借外債，到80年代，匈牙利又面臨新的經濟困難。?
影響
實行改革之後，20世紀70年代的匈牙利成了“東歐消費者的天堂”。當時，匈牙利的商店內和農副產品市場上出現了顧客不用排長隊，便能購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的場面。這在當時的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幾乎是見不到的，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匈牙利改革因遭到一系列困難而陷入低潮。
簡史?
1962年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宣布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已勝利結束，匈已奠定了社會主義的基礎，進入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的新時期。60年代中期，首先從農業開始改革，主要是擴大農業合作社的自主權，開放農貿市場，發揮自留地經濟的作用，減少政府行政部門下達的經濟指標。經過幾年的認真準備，1968年開始了全面的經濟改革，逐步轉到實行新經濟體制。經濟改革的初步成就促進了經濟的發展。1968—1973年，國民經濟平均年增長6%，居民消費水平平均每年提高5%，國民經濟結構有所改善，對外貿易連年順差，被稱為匈牙利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1972年以後，由於國內外反對改革的勢力的阻撓，政革陷於停頓狀態。從1973年底起，國際市場石油危機和原材料價格暴漲，而匈出口的工農業產品提價很小，對外貿易出現大量逆差，國家財政赤字增大，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明顯下降。同時，匈領導人在經濟決策方面也發生了一些失誤。在對外貿易失去平衡的情況下，仍然片面追求經濟發展的高速度，導致外債激增，加劇了經濟困難。1977年10月，匈黨中央在分析形勢、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決定調整國民經濟的內部結構和比例關係，壓縮進口，積極增加出口，力求恢復外貿平衡。同時嚴格控制投資規模和工資增長幅度。經過幾年的努力，經濟形勢有所好轉，基本上實現了外貿進出口平衡。進入80年代以後，匈牙利又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由於西方國家正處於經濟危機時期，國際經濟形勢對外貿收入占國民收入50%以上的匈牙利十分不利，加之國內意見分歧，改革措施難以順利推進，收效不大。1984年4月，匈黨中央作出了繼續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的決議，強調圍繞提高產品質量和經濟效益，加強國際競爭能力，進一步擴大企業自主權，加強有限制的市場的調節作用。同時又強調加快經濟發展速度。但實際上改革難以奏效，特別是國內生產結構改造進展緩慢，經濟仍然是持續低速度增長。六五計畫（1981—1985年）的許多發展指標沒有完成。1986年原計畫的國民收入、工業生產、農業生產3項增長指標均未實現，只分別增長0.5%、1.8%和1%，而1987年國民收入甚至出現了40年來從未有過的負增長，而外債超過了200億美元，人均負債2000美元，居東歐各國的首位。此外，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率上升，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有所下降。這一階段，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還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並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初步實行了黨政分開的領導體制，改變以往黨組織包辦一切的作法；提高了國民議會的權力，加強它對政府工作的監督作用；減少行政管理層次，大力精減政府機構；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提高國家的立法、司法水平；改革幹部制度，完善對幹部的選拔、培訓、考核、獎懲、退休等的各項制度；實行聯盟政策，加強全民族的團結，大力發揮各社會團體的作用。實行了這些重大改革措施，使匈牙利從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期，出現了政局穩定、人民團結、社會安定的良好政治局面。但自8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經濟連年困難，經濟改革難以奏效，再加來自國外的消極影響，匈牙利社會出現了許多不安定因素。?
相關?
二戰後的歐亞社會主義國家經驗教訓?
? 1989年到1990年，東歐匈牙利等六個共產黨主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先後倒台易幟。對何以會發生這種突然劇變的深刻原因，人們都在從不同角度思考著。有一種看法是：東歐各國的根本問題是，這些國家的共產黨，不顧本國國情，照搬了蘇聯模式，屈從於蘇聯的指揮棒。而中國所以能屹立不動，是因為從50年代中期開始，毛澤東就領導全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終於鄧小平領導下走上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這個說法不無道理，但似乎又不完全。因為簡單地說東歐各國黨照搬了蘇聯模式，屈從於蘇聯的指揮棒，並不完全符合實際。事實上，正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也還曾借鑑過匈牙利等東歐各國的改革經驗。所以，並非是東歐各國沒有考慮走自己的路，也並非完全是屈從於蘇聯的指揮棒。這說明，有更深層的原因有待我們探討。
談起社會主義應走符合各國情況的自己的路，這個思想在東歐各國黨內的領導層中，有一部分領導人一開始就是明確的，在平息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重新出山主政的卡達爾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卡達爾主政伊始，在整頓秩序和穩定政權的同時，就將經濟改革的問題提上日程。1956年12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在卡達爾主持下通過決議，開宗明義地強調，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要“同匈牙利勞動人民黨領導所犯的罪惡的教條主義錯誤、對列寧主義的歪曲劃清界限”。同時指出：“政府必須吸收有關國家機關和優秀的經濟專家來儘快地制定適應新形勢的經濟政策。我們的經濟政策應當在各方面都以本國經濟的特點和獨立的條件為依據。”
鑒於當時國內外的緊張形勢，黨內思想也還有待逐步統一。匈黨在1957年開始邁出了幅度較小的改革步子。即：1．擴大企業自主權，減少指令性計畫指標，縮小由中央直接分配的產品範圍；實行企業利潤分紅制；授予少數企業進行自主的外貿活動權。2．提高職工工資，進行工資改革。3．允許發展小手工業生產合作社，並用各種優惠鼓勵私人小手工業的發展。4．在農業政策方面採取的最重大的措施是廢除農產品義務交售制，代之以基於契約制的國家自由收購制度。
50年代末60年代初，國際條件有所鬆動，為匈牙利的改革提供了機遇。1962年卡達爾在匈黨八大上表示：“必須進一步改進國民經濟有計畫的領導制度”，“我們想擴大直接生產管理的領導者的職權範圍、自主權和責任感”，“要使中央的領導和監督更有成效”。會後，匈黨中央成立了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其任務是：分析經濟問題產生的原因和舊體制的弊端，研究和制定改革的基本原則，並組織試點。經過一段工作以後，1965年11月，匈黨中央作出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指導原則的決議。在分析了原有體制的種種弊端之後，決議指出：必須進行根本改革。決議提出的初步構想主要是：逐步縮小和取消給企業下達計畫的做法和指令性的經營管理方式，擴大企業自主權；企業自己制定計畫，進行獨立的經濟核算，自行決定工資；在價格制度方面，縮小固定官價範圍，廣泛實行價格限額和自由價格；通過貨幣匯率以及中央管理外匯和批准進出口權等手段來提高外貿的效率；在內貿中，允許各種企業和商店之間在國家規定的範圍內進行競爭；農業企業要實行企業（合作社）的獨立經營；地方議會的經濟決定權也將相應擴大。
1966年5月匈黨中央舉行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原則》和《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關於新經濟體制的特點，決議指出，是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基礎上，把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的中央管理同商品關係和市場的積極作用有機地聯繫起來。據此，決議決定：
1．在社會主義成分占絕對優勢的同時，作為合法存在的私有成分，包括小手工業、零售商業、自產自銷和非農民輔助經濟仍有存在的必要。以利於發展生產力，從根本上改善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
2．國家仍是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組織各項經濟活動的中心，同時必須自覺地利用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在處理計畫與市場的關係上，二者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的統一體。一方面在國民經濟計畫中仍由中央一級決定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和主要比例，並集中種種手段保證比現在更有效地實現這些指標和比例；另一方面則在社會主義經濟總體中保障給市場機制以更廣泛的活動餘地，即給供求價格以相互直接的影響，給賣者與買者之間真正的商品關係以廣闊的活動餘地。這樣，就讓大部分的經濟決定權轉到了企業。當然，作為計畫經濟，意味著市場不是放任自流的、自由競爭的市場，而是由中央管理和調節的市場；同時市場過程對計畫也有反作用，它有助於形成計畫、監督計畫，還可以改變計畫。
3．為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在社會主義發展的現階段，可以取消經濟管理中“指令性計畫下達”，讓企業經營單位自主地制定計畫。國家用貿易制度來代替由官方統配原料和產品的做法，充分利用受計畫和調節手段控制的市場機制，把“直接管理”與“間接管理”相結合，把利潤作為中心，並運用價格、利潤、稅收、工資、資金、利率等形式調節企業的活動，使企業生產適應國民經濟計畫的運轉軌道，更好地為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有效活動服務。
總之，國家機關和企業之間的關係，要以經濟關係為主，行政關係為輔，以代替先前單一的行政干預的做法。
嗣後，農業改革於當年先行，農業生產獲得迅速發展。於是，1968年全面改革方案出台。它涉及到計畫經濟體系的革新、調節手段的運用和組織制度的調整三個方面的內容。而中心則是改革中央的計畫領導。
對於經濟改革的實質，卡達爾有過簡明概述：“通過經濟調節手段、工廠自主經營以及勞動集體和勞動者個人的物質利益，來實現社會主義的計畫經營。”60——70年代，匈牙利國民經濟取得了穩定的發展。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後，成就尤為顯著，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1966——1980年的15年間，國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長約6．6%。1978年匈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國民收入在世界上150多個國家中占第25——30位之間。在此期間，儘管曾有過曲折，但總的來說一直到80年代初，匈牙利改革的基本思路沒有大的變化。
卡達爾領導匈牙利的改革，當然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既有外部的阻力和壓力，也有內部的阻力和壓力。因此，也曾出現過曲折。
從6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開始起步，計畫和市場就成為一個爭議的焦點。一種意見認為，“對舊經濟體制的批評實際上是對計畫經濟本身的批評”，“經濟體制的改發展就意味著貨幣、價格和信貸關係的發展，與有計畫的發展相對抗”；有些人認為，“觸及經濟結構就等於觸犯了社會主義”。而當時占主導的看法是：匈經濟不是“市場經濟”，也不是“市場社會主義經濟”，而是存在著“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市場”的經濟，即在中央計畫管理下計畫和市場的有機結合。
正當匈牙利改革進入全面實施階段，1968年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由於匈當時改革計畫的內容同捷克相當近似，因此70年代初，蘇聯報刊指責匈的發展是“違背了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原則”，“助長了資本主義傾向”，要匈來個“方向性的轉變”；同時對“市場社會主義經濟”加以批判，向匈施加壓力。民主德國對匈的改革展開了公開論戰。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領導批評卡達爾“搞西化”，經濟機構正在脫離黨的領導，敦促匈立即“剎車”。
與之同時，匈黨內部的爭論也趨激化。1972年春起，匈報刊雜誌陸續發表文章，把經濟改革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損害了工人階級的利益”，把倡導建設社會主義的不同民族模式說成是“鼓吹民族沙文主義”和“否定社會主義建設的普遍規律”。甚至要求重新回到蘇聯和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當時實行的傳統模式中去。
在此情況下，卡達爾不得不謹慎從事。他在捷克事件5年後說過，這一事件對匈的改革“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他因此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邁步，從而失去了許多時機。按踵而來的是，1973年秋爆發的世界能源危機，使匈牙利的經濟蒙受了巨大損失。
1980年7月，波蘭發生罷工。匈領導人擔心會在匈引起連鎖反應，決定把安撫民眾情緒擺在重要地位，不惜繼續借外債來對付困境。所借外債，不是用來改變落後的生產結構，而是一部分用來提高居民現代化消費水平；另一部分用於補貼那些生產結構落後、耗資大的企業。
1984年4月，匈黨中央再次通過《關於經濟管理體制繼續發展問題》的決議，繼續強調改革的重點是“進一步改善國民經濟計畫工作，加強中央的經濟管理工作，提高企業自主性和首創精神，擴大有控制的市場作用”。此時，這種堅持1968年的改革框框不能突破的思想和小心謹慎的做法，實際上已成為改革繼續前進道路上的基本障礙。
因為，搞活經濟只有在結構改革的條件下才有可能並取得成功。由於匈當時國民經濟結構不完善，盲目擴大再生產只能導致比例失調。而結構改革，又不可避免地要觸動原有的用工制度、分配製度，並會導致部分工人失業等風險。卡達爾等領導人終究難以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而下此決心，竟致錯誤地將大量資金用於去拯救經營不善的企業（80年代起，政府每年都得拿2000億福林補貼這類虧損企業）結果，不僅沒有取得好效果，反而引起生產停滯，致使國民經濟形成了惡性循環。
由於經濟危機，而引發政治危機。這就是何以在蘇聯戈巴契夫的“民主化”和“公開性”的衝擊下，匈黨內部思想發生混亂，以致倒台的原因。
卡達爾的改革何以未能走出原有體制的怪圈？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闞思靜研究員在其撰著的《卡達爾與匈牙利》一書中認為，主要是缺乏全局性結構改革的戰略原則和全面的發展規劃。在指導思想上長期處於一種矛盾和混亂狀態：即總體構想只是建立產品的自由市場，而忽視了勞動和資本的自由市場，也沒有注意到國家機構對經營的影響作用。對於改革中出現的矛盾和衝突，領導人不是向市場引導，而是要各部門執行黨政機構的指令。特別是加強計畫性和強調社會利益。這樣一來，反而強化了50年代以來業已形成的官僚主義的行政機制，使市場經濟的因素和措施同中央的指令並列，企業的獨立自主只是形式，造成改革的停滯。而英國《經濟學家》周刊1987年7月在《改革的教訓》一文中說，匈經濟現在的結局是一種混亂的折衷局面：既不按市場規律辦事，又不按計畫行事。如果匈牙利從過去20年吸取了什麼有關改革的經驗與教訓的話，那就是理論和實踐之間的差距像多瑙河一樣寬。
應該說，這些評論是很有見地的，是很值得我們思索參考的。
那么，究竟又是什麼原因使卡達爾等匈黨領導人陷於此種矛盾境地而邁不開步呢？卡達爾既然在50年代後期就敢於在國內起步改革，並在1968年全面推開，說明他還是有相當膽略的。他曾經公開表示過：“如果莫斯科下雨，匈牙利不必打傘。”至於1968年蘇聯武裝鎮壓“布拉格之春”，卡達爾不得不放慢改革的步伐，這與由戰後雅爾達體制形成的“華沙條約”和“北大西洋公約”兩大軍事集團對峙的基本格局有關。這種出自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不能簡單地用屈從指揮棒來解釋。何況他並未因此而使改革停步。可見，更為重要的是內因，即主觀認識的原因：
其一，是囿於傳統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框架，把計畫經濟和國家所有制的公有制實現形式，當成社會主義的固有本質。
其二，是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在計畫與市場的關係上，始終堅持以中央的計畫管理為主。
其三，是對匈現實社會主義的成熟程度估計過高。1973年3月，匈黨十一大提出了“為建立發達的社會主義和過渡到共產主義建設創造條件”的目標和任務。
這樣，就始終未能從原有的計畫體制中走出來。由於企業自主權實際上仍停留在口頭上並未真正實現，致使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的國營企業未能從困境中得到振興。而建立發達的社會主義目標的提出，更使匈黨在嚴重困境中的現實經濟生活面前將自己處於被動地位。
卡達爾主政匈牙利改革過程中所遇到的難題，也是戰後基本上按蘇聯的傳統模式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各國，在50年代中後期先後步入改革以後都碰到的共同的難點，即計畫與市場的問題。因為，這裡要改變的不只是歷史上建立起來的計畫經濟體制形成的資源配置方式，而且還要觸及這個資源配置方式所承載的龐大的社會政治功能。這些社會政治功能不僅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積極作用，長期以來成為人們關於社會主義價值觀念的一部分，而且至今仍然和千千萬萬人的生存方式密切相關。因此，它既涉及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又涉及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以至政治生活的廣泛問題。而能否正確解決好這個問題，恰是社會主義各國經濟體制改革是前進還是停滯、後退以致夭折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