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復學報

清宣統二至三年間(1910— 1911),陝西涇陽人李瑞椿(季直)、高銘新與革命黨人童啟曾、童冠英、段亞夫和張勵生等,在天津和上海等地組織了克復學會。宣統三年(1911)辛亥三月,他們在上海創辦《克復學報》,現見3期為月刊,編輯人李瑞椿等。線裝書冊型,每冊3、4萬字,價4角。主要內容分“學說”、“言論”、“傳記”、“外論” 、“外稿”、“談乘”和“小說”等欄目。載有《粵難紀事本末》,詳細記述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同盟會發動的廣州起義的經過:《革命黨列傳》,為林覺民等烈士立傳;以及“世界大事記”與“國內大事記”等,鼓吹革命,反對立憲,當時得到于右任的有力支持。該報指出革命是社會矛盾發展的產物,反動政府越鎮壓,革命越發展,清政府對於革命黨必欲“一網打盡,取快當時。不知革命黨之發生……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清政府用屠殺來對付革命黨,以為:“殺一可儆百也,於是搜捕株連,無微不入。”鎮壓的結果使得“天下人民鹹知革命之本意,而革命二字遂深印國人腦中。吾故曰:政府窮治革命黨一次,不啻為該黨刊登招集同志廣告一次。”“革命黨將愈治癒眾”,“一旦時機已熟,徒黨眾多,振臂一呼,四方回響,鋤去彼少數頑固黨,直無異摧枯拉朽耳!(第2期《革命黨解》)該刊認為,在革命當中,不應當把希望寄托在少數英雄人物身上,“凡崇拜英雄,自命英雄,希望英雄諸觀念,皆為差謬”。第2期發表筆名“民聲”的《英雄》一文認為,人們“勿因人而成事,勿倚賴而自棄”,人人要盡革除社會弊端之責,“凡對於事物求之公理良心皆無違背者,雖有如何強權之阻壓,亦必排除之,向前猛進,勿因此而自餒”。為了歌頌革命黨人,用了大量篇幅匯錄上海各報的《革命黨列傳》,為著名革命黨人立傳,頌揚他們的革命精神。如辛亥七月(1911年9月)發行的第3期上,即刊登了林文、林尹民、林覺民列傳等,還在“克復齋文選”欄,刊出“與鄭成功書” 。該報宣傳愛國思想。頌揚愛國精神。指出:“國家之存亡,系乎人心而已。人心不亡,國雖淪滅,猶有恢復之期……”,它高度讚揚中國歷代民族英雄,認為“神州自古明於種族之大經。故 孔子頌夷吾而後世遵之無或變。宋明之季,殉難烈士有若丘山,莫不斷臂折肱,競先恐後。下至傭僕之徒,倡優之列,亦皆艷羨成仁,矯激自奮。蓋世界種族之爭,未有若神州之盛也。”該報批判封建道德,提倡自由、平等、博愛的資產階級道德。如第2、3期刊載筆名“憤民”寫的《論道德》一文,就把道德分為“天然”與“人為”,即“真”與“偽” 兩種。它認為“天然”之道德根於心理,自由、平等、博愛是也。人為之道德,原於習慣,綱常各教是也。並對中國古代哲學、史學有所研討。在哲學方面,它認為“吾國振古以來之學術,可為兩大別,其別維何?一曰天、一曰心而已。”(第2期觀復齋主:《明代諸儒闡微錄》)儒家學說“以道之大原為出於天” ,到了宋代“向之言天者,至是變而言心”,明代王陽明則把心學發展到頂點。對“道”解釋為:“道者,事物的發展規律,與事物相始終,不分離。”還把道學與俗學加以區別,認為二者的區別在於“有用無用,與通蔽之間已耳。”該報第3期刊載的《論史學之變遷》,研究了中國史學體例問題。它所講的史學變遷,即世道人心之變遷;雖只談及體例形式的變遷,但把史書形式的變遷與人類社會的發展聯繫起來,還是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