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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學是一門新興的、邊緣性學科，是整個教育科學中的一個重要的分支學科，又是教育科學中一門具有方法論性質的學科。在古代與近代，教育與哲學的關係十分密切，教育實踐、教育改革需要哲學作為指導，而教育往往是哲學思想的實驗或實踐，哲學的精華是教育哲學。這種特徵，在先秦時代的哲學家、教育家孔子、孟子、荀子的學說中表現得尤其突出，《論語》、《孟子》、《荀子》、《禮記》、《易傳》等論著中蘊藏著豐富的教育哲學思想，要建構具有中國特色、氣派的教育哲學體系，除吸取西方現代教育哲學中有價值的思想外，尤其要重視發掘、整理、研究和創造性地詮釋中國古代、近代教育哲學思想。教育哲學為實踐哲學之一，是從全體人生經驗上、全部民族文化上，闡釋整個教育歷程的意義和價值，給教育實踐確立目標、理想或方向，有助於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理論思維水平，對教育實踐中提出的新課題做出科學的回答，對教育的發展做出合理的預測，成為自覺的、有創造精神的教育家。在西方，從蘇格拉底、柏拉圖到杜威、赫欽斯，在中國，從孔子、老子到蔡元培、陶行知，凡是在教育改革上作了卓越貢獻的偉大的教育家，都具有自己風格獨具、體系完備的教育哲學思想。先秦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與荀子的教育哲學思想，在中國教育哲學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國文化史中光彩奪目的明珠。深入地、全面地、系統地研究先秦儒家教育哲學思想，是一項亟待於填補的學術空白。
中國教育哲學思想史，是研究中國教育哲學思想的萌芽、誕生、形成、成熟及變化發展的歷史，儒家學派，尤其是先秦儒家學派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學家，他們在改革教育的實踐活動中，遇到了許多亟待解決的實際問題，並對這些問題作了深刻的反思，積有豐富的經驗和建構了系統的理論。他們的教育哲學思想對秦漢以後的教育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中國古代教育哲學思想的主流，直接地或間接地促成一體多元的中華民族文化及中國人的性格的形成。凡是在中國古代、近代教育事業上卓有建樹的教育家，如董仲舒、王充、鄭玄、顏之推、王通、韓愈、胡瑗、歐陽修、王安石、張載、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王船山、黃宗羲、顧炎武、顏元、戴震、康有為、嚴復、梁啓超、章太炎、蔡元培等等，幾乎都受到先秦儒家教育哲學思想的影響，他們或者以先秦儒家教育哲學思想為根基，結合自己要解決的教育實踐中的基本問題進行哲學反思，對先秦儒家教育哲學思想作新的詮釋；或者以先秦儒家教育哲學思想為主導，吸取道、墨、法諸家以至佛教、西方的教育哲學思想，擴充為更龐大的體系；或者對先秦儒家教育哲學思想進行嚴肅的批判，在批判中受到新的啟示，激發創造智慧和開拓新的路徑。直至20世紀80年代，先秦儒家教育哲學思想對中國、日本、新加坡、韓國以及歐美國家的教育家，還產生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錢穆、牟宗三、唐君毅、方東美、徐復觀、余英時、成中英、劉述先、杜維明，對先秦儒家教育哲學作了新的詮釋、賦予它新的意義及促使它創造性的轉換。如錢穆在《孔子思想與世界文化新生》中指出：“今天的世界大問題，正本清源，首應著重於教育問題上。”“孔子思想，本於人心，達於大同，始乎人文，通乎天地。其親切、平實、簡易、單純之教育宗旨與其教育方法，必將為世界文化奠其基礎，導其新生。”(《孔子與論語》第十四篇)可見，研究先秦儒家教育哲學思想，不僅是撰寫中國教育哲學思想史的首要課題，而且也具有現實意義。中國教育哲學的重建，有賴於對歷代教育哲學思想的嚴肅批判，在東西方文化接觸、衝突、互滲、融會的時代，先秦儒家教育哲學由於它深刻博厚的理論和豐富具體的教育經驗，必將給人們以新的啟示與開拓新的視野。尤其是先秦儒家以“和諧辯證法”為核心建構的人的全面發展學說，將會以其獨特的價值啟導人們反省現代的教育危機與精神危機。溯源立大，綜合創新，這是建構現代教育哲學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