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黃公望(公元一二六九一三五四年),常熟人。最初曾經隨了元朝在浙西的統治者作小官,黃公望曾兩次下獄,幾乎喪命。出獄以後,改名“一峰”,作了道士,並且開始畫畫,這時他已經是五十歲左右。初隱居在杭州,最後住在浙江富春。
倪瓚(公元一三○一一三七四年),無錫人,富于田產,在劉福通、朱元璋先後起義的時候變賣了家產,遁入太湖避亂,過飄遊江湖的生活。太湖流域為張士誠占領以後,倪瓚對他保持反對的態度。他的作品上一直是寫元朝的年號,在明朝政權建立以後,元政權已經傾覆,倪瓚在作品上只寫乾支紀年,不寫年號,明代文學家和批評家吳寬曾指出這是倪瓚拒絕承認朱元璋的新政權,是有政治的用心的。
吳鎮(公元一二八○一三五四年),嘉興人。博學多識,隱居鄉里,在杭州賣卜為生。
王蒙(公元一三○八一三八五年),湖州人。是趙孟頫的外孫,明初因胡惟庸案牽連在內,死於獄中。
作品特點
他們的山水畫作品取材是比較狹窄的,只限於某一些自然景象。此外,例如吳鎮和倪瓚的竹也很有名。在描寫這些事物時,表現出他們對於對象是經過了一定程度的觀察的。傳說黃公望出門時常帶著筆墨,遇到好景物就加以摹寫。過去有的書上指出,黃公望畫的是虞山風景和富春江上風景。倪瓚畫的是太湖水濱的風景。所以他們的作品中的形象是以現實為根據的。
他們在自己的作品中企圖表現出一定的生活理想和情感,在畫幅上的題字和題詩也幫助說明了他們之具有這樣的目的。題詩的辦法是從元朝開始流行的。他們的作品往往自命是描寫某一可游可居的生活環境。例如:黃公望有《富春山居圖》、《天池石壁圖》、《芝蘭室圖》,王蒙《青卞隱居圖》、《春山讀書圖》、《南村真逸圖》、《聽雨樓圖》、《夏日山居圖》,倪瓚有《漁莊秋霽圖》、《師子林圖》、《雅宜山齋圖》、《江岸望山圖》,等等。他們採用的不是直接描繪人的生活的方法,而是採用了間接描繪的方法,描繪一定的優美環境以襯托出居住其中或悠然觀賞的人們的生活和情感。他們作品所要表現的思想內容主要反映了他們對於現實生活的消極、淡泊、逃避的態度。
他們在繪畫史上獲得了地位的真正的原因是他們在筆墨技法上獲得成就。例如黃公望初創淺絳著色的方法和襲自董源巨然的稱為“披麻皴”的水墨皴法,倪瓚的側鋒乾筆的皴法,王蒙的“解索皴”和用淡墨勾染、焦墨皴擦的畫法,吳鎮的濃厚的筆墨,都是企圖用極簡單的方法表現空氣、陽光、遠近等複雜條件下的山石樹木的形質神貌,同時又要具有各自表現效果和個人的風格,如黃子久曾被稱為“其布景用筆,於渾厚中仍饒逋峭,蒼莽中轉見媚妍,纖細而氣溢其間,填塞而境愈廓。意味無窮,學者罕窺其津涉也”(清王時敏《西廬畫跋》)。倪瓚被稱為“幽淡簡勁”,吳鎮被認為“筆力雄勁。墨氣沈厚”(清·惲格《南田畫跋》)。王蒙的畫是“望之郁然深秀”(清·錢杜《松壺畫憶》)這種筆墨的效果和風格是趙孟頫以來的元朝畫家開始有意地追求的,他們有一定的成功。後來畫家對他們的讚嘆可以用清代畫家惲格的幾句話作為代表:“元人幽秀之筆,如燕舞飛花,揣摩不得。又如美人橫波微盼,光彩四射,觀者神驚意喪,不知其所以然也。”惲格的話也正是指出筆墨和風格,是強求、模仿不得的。
和元四大家同時的還有另一些畫家如:朱德潤、陳惟允、馬琬、徐賁、陸廣、盛懋、趙原等,並且也產生了顧瑛、楊維楨等一些詩人和收藏家。他們的交遊和社會地位對於傳播他們的名聲起了很大的作用。
倪瓚的繪畫見解見於其兩段著名的言論:
“仆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
“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為麻為蘆,仆亦不能強辨為竹,真沒奈覽者何。”
黃公望有一篇《山水訣》的短文,從形式上講筆墨、構圖。例如第一節講山水畫的總的要求: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相映,與寫字一般,以熟為妙,大要去邪、甜、俗、賴四字。”
可以看出,他們的創作並不是完全不顧客觀對象的,例如倪瓚的墨竹仍是既有真實感也很疏朗有致,富於藝術的效果的,講究“逸氣”。趙孟頫和黃、王、倪、吳等人的這種藝術觀點,對明清以後的繪畫創作影響很大。
評價
他們採用的不是直接描繪人的生活的方法,而是採用了間接描繪的方法,描繪一定的優美環境以襯托出居住其中或悠然觀賞的人們的生活和情感。他們作品所要表現的思想內容主要反映了他們對於現實生活的消極、淡泊、逃避的態度。
後來畫家對他們的讚嘆可以用清代畫家惲格的幾句話作為代表:“元人幽秀之筆,如燕舞飛花,揣摩不得。又如美人橫波微盼,光彩四射,觀者神驚意喪,不知其所以然也。”惲格的話也正是指出筆墨和風格,是強求、模仿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