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記》中俠客形象和《水滸傳》俠客形象的比較看中國俠客精神的變化
一
“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即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史記。遊俠列傳》）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正是這樣評價他那個時代的俠客們。自東周開始，天下大亂，列國紛起，對於人才的需要日益加強，養士成為了一個政治集團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因素，從而俠客作為一種重要的政治砝碼在社會地位上得到極大的提高，而作為秩序和威嚴象徵的周王室每況愈下，也在另一個方面讓社會空氣更加自由。有本領的俠客們可以根據雙向選擇的辦法來決定效力的方式和投靠的主人，這使得俠客得到了尊重和自信，也讓那個年代的江湖充滿了個性的光輝。正如諸子百家爭鳴的出現一樣，那個時代俠客們代表的尊嚴和信心也是後世所仿效的典範。
最早的俠是出現在東周，近代譚嗣同在他的《仁學。自序》里提出：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另一派“格致”是他所說的“學”。康有為、梁啓超等人也大多持這種看法。章大炎在《檢論》中則認為凡是游離於蒿萊（順民）和明堂（官吏）之間的人，都有為俠的可能，且儒家精神最高妙精深之處是和俠的精神相一致的，俠起於儒家八派之一的漆雕氏一派，而“世有大儒，固舉俠士而並包之”。郭沫若在《十批判書。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則發表了另一種看法：所謂任俠之士，大抵是出身於商賈。商賈而唯利是圖的便成為市儈奸猾，商賈而富有正義感的便成為任俠。故在古時如聶政、朱亥，劇孟、郭解之流，都大大小小地經營著市井商業。而司馬遷在《史記》中則認為養士之中培育了最多的俠，而養士的人則成為了最大卿相之俠，首推戰國四公子。“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以上可見，無論俠客產生於什麼環境，在當時的社會中俠是相對自由的，沒有受到太多來自官府的壓力和摧殘，所以當時對俠客寬鬆的環境產生了具有俠的獨特道義觀念即兼愛和自由生長的良好土壤，培育一批讓後人景仰的大俠。另一方面，俠客也不象後世那樣與政府那么尖銳的對立，而是隨時都有出將入相的可能，當時那種自由的入仕風氣，俠的江湖幾乎成了卿士的後備基地，俠的行為也帶有很濃厚的和廟堂幾乎分不開的政治化色彩，而不是純粹義氣化的江湖。
在戰國，俠客的舉動經常可以改變局部政治力量的對比，他們的勇力是養士者所借重的，“士為知己者死”是那個時代最高的行為準則，他們既是政治鬥爭的工具，也是勇力和信心去報答知己並博取榮名的勇士。“專諸刺王僚，彗星擊月”，專諸豪氣，魚腸鋒芒，為一代霸主吳王闔閭掃清了道路，學魚的堅忍，面對王僚的冷靜，一擊必中捨生忘死的決心，令人讀書至此常掩卷長嘆。聶政殺俠累，不僅是一個刺殺復仇的過程，更是用生命去實踐俠的精神的舉動，“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 “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眥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史記。刺客列傳》）簡短的語言，直白的語氣，道出了一個人內心最真實的想法，一個俠客最簡單的信念，“父母在，不許友以死。”然後在眾人中殺韓相俠累，為了保護自己的姐姐和嚴仲子，不惜“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這樣一個勇士怎能不讓人欽佩，更讓人感嘆的是他姐姐，“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柰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也許正是這樣一個紛亂的年代產生了這樣簡單而真實的人，也讓人之間的感情變的真實而簡單，沒有攙雜更多的利益和欺騙，一切都象俠客手中的劍，保護親人和朋友，刺向危害親人和朋友的人，沒有口號沒有標榜沒有中傷，最直接也最有效。豫讓不惜吞炭漆面，兩刺趙襄子，“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這句話更成為以後士和俠客行為的經典準則；而趙襄子也可以放過豫讓第一次，而殺他於第二次，並讓他死前擊衣完志，“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 “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正是在一個人因為能力而被充分尊重的年代，才產生了這樣的人物，自由的人格，獨特的準則，基本的道義讓一個個人物熠熠生輝，人的個性得到極大的發揮，也使得那個年代的精神永遠讓人懷念，中國人說起那個年代時候常懷著就是驕傲而光榮的感情，用的詞也是那么質樸而深情--“古人之風”。
造成遊俠這種特殊人群是那時期社會和文化所決定的，首先周王室的衰微帶來的社會法制禮制崩潰，在不斷的戰亂中最值得信賴的最能保護自己的是個人最具有的能力，這種涵蓋了信心勇氣武力判斷力的綜合能力在那個年代備受推崇，這就為俠客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次，數百年逐鹿中原的權力戰爭，模糊了原來森嚴的等級界限，隨著王室--諸侯--大夫這樣的權力等級的被打破，崛起了一批新的政治力量並開始對原有的政治勢力挑戰，為了壯大自己的力量，他們迫切需要人才，於是俠客們有了走上權力舞台的機會，而正是這樣一種雙向選擇讓俠客有了更多的自由，這樣有利於獨立人格的形成，也使得俠逐漸形成了自身的一套價值理論和行為規則。由於對人才的需求，也由於力量需要用於與爭鋒的敵人抗衡中，在那個時期正統容忍了這種異己，並在一定程度上扶助了其發展。所以只有在那個時期才能出現信陵君立馬待侯生，折節下毛公薛公之事。“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原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巿，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巿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史記。魏公子列傳》）也正是因為這種待士之道讓魏無忌堪稱戰國四公子中最傑出的一個。那個時代，士子可以傲公卿，遊俠可以蔑帝王，一切都憑藉自己的能力，讓人充滿自信和朝氣。其三，學術上處於百家爭鳴時期，在思想上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排他的中心，社會對新的思想有能力的個人是容納並欣賞的，儒家有俠，墨家有俠，道家有俠，這使得俠客們在思想上有更大的活動空間，在一個方向受挫可以轉向另一個，可以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想法和創造力，所以我們看到的俠客們經常表現出那種最原始也最強力的生命力。其四，那個時期由於戰亂而造成的閉塞，一個仗劍走天涯的俠客經常可以作為一個信息的傳遞者，一個混亂現狀的終結者，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是一個救世主，人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一定程度上轉化為對俠客的希望。我們現在說每個男人都有一個俠客的夢想，說的是對自由的嚮往，對無拘無束的憧憬；而在那個時代有更多的現實的意義，代表了生存的保證，也代表了相對公平的生活環境，更是可以保障自己和親人朋友的能力，正是緣於這種嚮往，也讓古人對俠充滿了推崇和夢想，所以才有了王夫之先生“上不能養民，而遊俠養之也。”“民乍失侯王之主而無歸，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俠遂橫於天下”的感慨，才在西漢初年形成了遊俠在江湖中自由拓展，俠“武斷於鄉曲”和“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的局面，民眾心中有大俠而無大官，以遊俠為主形成的江湖社會。從以上可知，正是因為處在這箇中國歷史上戰亂最紛起，思想最動盪的時期，俠客憑藉自己的能力造就一個不同於官府的江湖局面，也形成了自己的傳統和是非標準，俠客得到了普遍地尊重和信任，俠不僅僅是少數人的行為，而成為社會默認的一種被推崇的精神，所以我們才看到了韓信這段話，“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史記。淮陰侯列傳》）這不再是一個臣子對君王的忠誠，更象是一個俠客對知己的承諾。韓信這種發自內心感嘆正表明了在那個時代俠的精神融入了每個人的精神，在骨子裡改變了中國延續下來的等級尊卑觀念，所以可以說春秋戰國是中國俠客發展的最高峰，其後歷史在這裡拐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