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背景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主要討論抗日戰爭形勢和黨的工作問題。
會議內容
王明在發言中認為,他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沒有寫成一個決議,這是政治上的損失,繼續堅持和發揮了他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
在對國民黨的看法上,王明認為,自1937年12月以來的3個月中,國民黨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表現出了一些新的進步;國民黨是中國的第一個大政黨,在政府和軍隊中均居於領導地位。因此,我們對領導中國軍民抗戰的第一個大友黨——國民黨,“抱著誠摯的友誼”,“充滿熱烈的希望”;希望國民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有更大的改進,更大的發展,更大的增強,以領導我國軍民抗戰;我們不僅現在努力維護領導抗戰的統一政府,即使在將來抗戰更困難、更複雜的局面下,我們也是竭力贊助統一政府的。
在抗日戰爭的當前任務問題上,王明認為,保衛武漢是當前一切抗日黨派和全國軍民最緊急最重要的任務。如果中國最後一個最大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中心——武漢,不幸終於被敵占領,則我國的抗戰,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都要處於比今天更嚴重困難的局面。因此,我國軍民現在應當盡一切可能,用一切力量來達到保衛武漢的目的,並且應當對保衛武漢的事業抱著“最高度的熱忱”和“最堅強的信心”。
在軍事戰略問題上,王明認為,要堅決地確定和普遍地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要建立真正全中國統一的“國家軍隊”,並把他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五個統一”,發展為“七個統一”,即:1.統一指揮。2.統一編制。3.統一武裝。4.統一紀律。5.統一待遇。6.統一作戰計畫。7.統一作戰行動。王明認為,只有建立幾十個有新式裝備的國防師,才能真正談得上準備了對敵反攻的軍力,才能達到在長期抗戰中消耗敵人和殲滅敵人的目的。
在國民黨統治區民眾運動的工作方法上,王明認為,應該“以合法、統一和互助合作為原則”。在全國範圍內,應成立統一的全國性的領導機關,在各地方,應組織統一各界民眾團體的領導機關;民眾團體應向政府機關登記,接受政府的領導,動員和組織民眾去幫助政府和軍隊抗戰,並達到民眾運動和民眾組織的“統一”。
王明的發言完全撇開了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的獨立發展,忽視了敵後游擊戰爭的重要戰略意義,實際上把國民黨、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軍隊擺在了抗日戰爭的中心地位。王明的主張完全抹煞了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放棄了無產階級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權的鬥爭,其結果只能是把共產黨、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統一”到國民黨那裡去。
毛澤東、張聞天、任弼時等在會議的發言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見。毛澤東認為,在軍事指揮關係上,應是戰略統一下的獨立自主,八路軍的主要戰術是游擊戰;要在戰爭中組織游擊隊,從游擊隊發展創造成為大兵團;要在游擊戰爭中創造根據地,使各根據地成為抗日戰爭的據點。毛澤東提出,要大量發展共產黨的組織,並以此來推動民眾抗日運動的發展。張聞天在發言中指出,國共兩黨的合作關係雖有進步,但是合作中確實存在著兩黨爭取領導權的問題。張聞天提出:“我們一方面要保持與國民黨合作,同時也要發展自己的力量,在鞏固國共兩黨合作原則下求得我黨力量的鞏固與擴大。”張聞天還提議,“黨的力量要重新配備,要把更大的力量放到民運工作上去。與國民黨的談判則不要許多負責同志去”。“在戰區,發展黨最為有利。”毛澤東等的發言,實際上抵制了王明的錯誤主張。會議經過討論於3月1日決定,王明和凱豐在會議之後去武漢工作,王明在武漢留一個月即回中央,凱豐留長江局工作。
會議決定
這次政治局會議還進一步討論了關於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具體準備工作。會議決定,發布為召集黨的七大告全黨同志書和告全國同胞書;向地方黨組織發布進行七大準備工作的指示;成立大會報告的準備委員會,責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報告的政治提綱和專題論文。
會議影響
這次政治局會議沒有形成正式檔案。會議之後,王明以個人署名公開發表了《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詭稱“出席政治局會議的同志對目前時局和黨的工作問題的意見完全一致”,把他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冒充中央政治局的“一致意見”廣泛宣揚,造成了不良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