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1939年下半年，中國正處於抗日戰爭的一片硝煙之中，為了讓前方出生入死、浴血奮戰的將士們安心抗戰，中共中央決定在延安創辦託兒所----洛杉磯託兒所（即中央託兒所）。後來這所託兒所隨著中共中央從延安輾轉至平山縣西柏坡，1949年4月又從西柏坡遷至北京海淀區的萬壽寺，改名為北京市萬壽寺幼稚園。託兒所任命1935年參加革命的醜子岡為所長，她憑藉自己剛烈的意志與性格，帶領一批保育人員，為那個動亂年代的將士們的孩子們開闢了一片童年的樂土，她們的柔情與慈愛，成為後來從這裡走出的革命後代們彌足珍貴的美好回憶。日記中在真實地記錄了從陝北到西柏坡又行進到北京這些年來保育員的生活凡事及人情世故的同時，也記錄了延安整風之後的黨風建設、黨群關係和幹群關係的情況。同時，重筆記錄了中央託兒所的創始人醜子岡同志的高尚品德。我們從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中不難看出，和民眾大家庭在一起的幹部，民眾就擁護和愛戴；脫離民眾，只顧自己小家庭的幹部，民眾就疏遠你。從而深刻地領悟出弘揚密切聯繫民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延安精神，對於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確實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簡介
王金昌，河北籍，現居北京。1982年開始發表作品，200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作品有：長篇小說：《大普學歷》《悲歌圓明園》《淪陷區的女人》。中篇小說：《掙脫》《饜品》。短篇小說：《小嬌》《瓷緣》《佛緣》。散文：《“破爛王”王富》《潘家園憶事》《毛主席到過我老家》。收藏圖文集錦：《紅色典藏》《辛亥名人墨跡選》等。曾獲第四屆全國冰心散文獎。
圖書目錄
搖籃邊的守護入延安精神的傳遞者——讀《中央保育員日記》/王金昌
1948年
1949年
1950年
序言
1939年下半年，中國正處於抗日戰爭的一片硝煙之中，為了讓前方出生人死、浴血奮戰的將士們安心抗戰，中共中央決定在延安創辦中央託兒所，曾改為洛杉磯託兒所(1942年，遠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磯愛國華僑及國際友人，給物資匱乏的中央託兒所捐助了一批藥品、玩具、食品和生活用品等，為了感謝洛杉磯僑胞和美國友人，有關部門決定將中央託兒所更名為“洛杉磯託兒所”)。原是中央書記處的駐地藍家坪半山腰上的八九孔窯洞，就成了中央託兒所的誕生地，醜子岡同志被任命為首任所長。這所託兒所隨著中共中央從延安輾轉至平山縣西柏坡，1949年4月又從西柏坡遷至北京海淀區的萬壽寺，改名為軍委直屬機關保育院。
1935年參加革命的醜子岡同志，是一位25歲就成了革命烈士家屬繼而守寡的傑出女性。她在這所簡陋的託兒所中為孩子們付出了自己的滿腔柔情和愛心。她憑藉自己剛烈的意志與性格，帶領一批保育人員，為那個戰亂年代的將士們的孩子開闢了一片童年的樂土，她們的柔情與慈愛，成為後來從這裡走出的革命後代們彌足珍貴的美好回憶。
日記出於託兒所的保育員小李之手。這位小李同志叫什麼名字我們已無法查找清楚，我以“李軼明”諧音“佚名”代替之。從她日記中自敘的閱歷看，她1944年在家鄉參加革命，1945年一月到延安即在中央託兒所工作。她略顯生澀的手記記錄了1948年3月從延安遷至西柏坡，1949年4月又從西柏坡遷到北京萬壽寺，自己作為保育員的生活瑣事，與同志們的交往，讓我們真實地感知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同時，還著重記錄了她與中央託兒所的創始人醜子岡所長的交往(文中她稱醜子岡為媽媽)，生動反映了醜子岡同志的高尚品德。
小李為何稱醜子岡同志為媽媽，一種可能是她參加工作就跟隨醜子岡同志，周圍不只她一個人稱醜子岡同志為媽媽；另一種可能是，她的未婚夫余繼是醜子岡同志的兒子。醜子岡已故丈夫姓余，叫余家永。文中提到，她的小兒子小龍給她寫信：“不必想哥哥了。”張同志也對她說過，“兩個兒子都做機要工作。”因此，余繼是醜子岡兒子，小李是醜子岡準兒媳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
……
愛情是年輕同志生活中不會缺少的主題。小李記錄了身旁幾個人不同的愛情經歷，有家庭包辦婚姻的，有貪戀美色而一時忘記了立場的，更有見異思遷者。小李的思想比較先進，認為自己必須具備了知識和獨立的工作本領才有資格接受婚姻，並認為在婚姻中妻子與丈夫應是平等的；對遠在前線的戀人，她不掩飾自己濃濃的思念之情，但為了兩個人的進步，她寧願晚結婚和犧牲團聚的機會。在迎接全國勝利，為勝任未來工作，學知識蔚然成風的大環境中，小李想繼續學習深造的念頭從來沒有消失過，並且一直在爭取機會。要進北京城了，小李和別的同志一樣既興奮又忐忑不安，告誡自己“要學習各種常識，改正自己在農村形成的散漫等不良習慣，更重要的要防止腐化”。在這本日記中，我們看到的是一位文化程度並不高，然而充滿著向上的樂觀和進步的激情的女青年，關愛著託兒所的每一個孩子；不管做什麼工作，她始終堅持著自己理想的追求；她堅持原則，深深地愛著我們的黨，認真地做好組織安排的工作。日記中表現出她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這些不正是延安精神的體現嗎？
這本保育員日記整理出來了，是否出版呢？我猶豫再三。從日記本身來說，文學性並不強，不只是作者對記錄的事情交代不夠清晰、完整，語言也不甚通順，但是其記錄的時代、所處的環境，像這樣存世的日記已極少見。作者作為延安中央保育院的普通工作人員，能夠在戰爭年代記下這些文字，十分不易。這本橫跨三年的日記，記述了作者的一些生活瑣事及思想變化，是一部頗具個性的作品，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對後人了解那個時代普通人的生活、思想、語言風格都很有幫助。對這本保育員日記，我還是決定出版。
感謝人民出版社對這本日記的重視，特別是策劃部主任孫興民編審，他在中央黨校繁忙的學習中抽暇指導了這本日記的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