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轉向內在

首先,關於兩宋之際文化轉型的性質。 其次,關於兩宋文化轉型的根據。 再次,關於兩宋文化轉型的影響。

內容介紹

《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美)劉子健著,趙冬梅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北宋與南宋之間,中國文化發生了一次重大的轉型,即從外向的漢唐文化轉向內向的宋明文化。對這個轉型,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給予了不同的詮釋,美國宋史研究學者劉子健教授在他的《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一書中,對轉型的諸多問題作了新的詮釋。首先,關於兩宋之際文化轉型的性質。美國早期漢學家曾普遍把宋代中國成為“近代初期”,其根據是這一時期出現了歐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徵,如大城市興起、市民階層形成、市民文化繁榮、手工業發展、貿易發達、紙幣出現、文官制度成熟等。但作者不同意這樣的看法,認為形同而實異,那些被描述為近代化的東西不僅沒有導出近代化,而且新的意識形態——新儒家文化凝結為一種頑固的文化類型,成為後期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因此,宋代以後的中國文化只是在舊的基礎上發生新變化,這本身又成為傳統的一部分。
其次,關於兩宋文化轉型的根據。作者對兩宋文化的轉型不滿足於僅作思想史、文化史的分析,而是從歷史變化的層面尋找其根本原因。他認為,兩宋文化轉型的基本原因是專制權力的擴張與強化,而這種擴張和強化是通過君相關係的一系列變化來實現的。在北宋及以前,君主專制往往通過被稱為股肱大臣的宰相團隊來實現,但是,這種情形在南宋高宗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女真人的入侵面前,主降派首領秦檜把另一位宰相趙鼎搞下台,而使自己成為唯一的宰相,由他一人向高宗負責。這樣,君主的權力空前膨脹,體制上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約束。從此,知識分子意識到,政治必須從影響君主開始,其餘皆為其次。所以,新儒家的泰斗朱熹對皇帝強調“格物”以“致知”,進而達到“正心”、“誠意”。既然君主絕對專制的局面已經形成,君主的道德觀念、思想意識就決定一切,在這種情形下,為了實現治國、平天下,就只有讓君主皈依儒家學說“內聖”的一面。這樣,中國的文化逐步轉向內向。
再次,關於兩宋文化轉型的影響。新儒學原本是少數知識分子掙扎和奮鬥的產物,它經歷了爭論、被宣布為異端、最終上升為國家正統思想意識的過程。但是,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新儒家的勝利是一場得不償失的勝利。由於新儒家從“外王”轉向了“內聖”,造成了他們對現實的隔膜與生疏,“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成了他們的生存狀態與真實寫照。伴隨著這種變化,在宋以後,宗法、貞節、孝道等觀念大行其是,科舉時文占據了士人的精神生活,這些導致中國政治文化長期處於穩定與停滯狀態。也正因如此,起於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潮成了一股文化解放思潮,在主流文化的壓抑之下艱難地發展著,以致早期睜眼看世界的知識分子都要上溯顧(炎武)、黃(宗羲)。
由於劉子健主要從歷史的角度詮釋兩宋文化的轉型,對發生這種轉型的內在文化理路較少顧及,宋代民族矛盾導致文化的巨大頓挫也是構成文化轉型的重要因素。北宋以儒治國,號稱“半部《論語》治天下”,但北宋被異族逐出中原、皇帝被異族所擄、割地輸銀的慘酷現實不能不在儒士心理上發生巨大震撼,對所信奉的儒家文化作出深刻的反省,其結果走向內向。
這點與該書結合起來看,對兩宋文化的轉型就會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
劉子健認為不是專制政體而是新儒家提供的改變社會的方式——個人的道德修養構成兩宋文化轉型的根本原因的觀點,改變了慣常的有關中國文化的敘事方式,其學術意義是不可低估的。
本書為“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之一。 (王保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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