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提出中國方案會議從內部看，中國的模式、道路、方案，確實已經到了需要認真總結的時候——畢竟，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國的“秘訣”卻看上去並不那么明顯。
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作為後發國家，中國和之前已開發國家走過的道路都不太一樣：首先，中國人很多，地域差別極大，所以必須先把經濟總量盤子做大；同時，在中國發展的時代，已經不可能走西方原始積累的道路（海外殖民、軍事擴展、奴隸制度等）；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也和當年不一樣，人類的思想、技術也已經發展到了新的階段。
歷史語境
首先，這是對於“歷史終結論”的回應。
“歷史終結論”出自日裔美國學者福山，提出於上世紀80年代末。其核心論點，是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意識形態之爭，以西方自由民主“成為普世性的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而告終。
但，這一論斷顯然不那么站得住腳。反例比比皆是：無論是美國直接介入的伊拉克、阿富汗，還是“革命”後的利比亞，抑或是現在各方博弈的烏克蘭、敘利亞，其民主體制都脆弱不堪，國家則陷入戰亂，遑論發展。而如果把目光投向南美和非洲，在複製了西方的民主機制後，不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在宗教、部族、地域的紛爭中不可自拔。
“歷史遠沒有終結”。
病灶何在？福山的老師亨廷頓給過我們答案，福山本人也在新書中改變了自己的觀點。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殊之處，直接把別人的鞋拿來穿在自己腳上，非常有可能產生不適感。所以，無論是亨廷頓還是轉向後的福山，都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一個概念：政治效能。通俗點說，就是治理的效果。也就是說，在考量一個國家的政治實踐的時候，首先要去看的是其治理效果、治理效率等指標，而非以抽象價值去考察。
在“政治效能”的標尺下，中國做得不差。但若從“抽象的西方價值”考量，中國的實踐又很難被概括。長安君認為，後者一度大行其道的主因，在於以“歷史終結論”為代表的普世論的判斷、以及其背後的思維方式，都是“西方中心論”的身影——就像是那句“一處水源供全球”的廣告語一樣，“西方中心論”的核心，則是“一種模式供全球”。
但任何國家的政治實踐、社會發展，都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君不見，當我們自信地走出中國道路之時，西方世界的輿論，對“複製西方後失敗”的國家的民眾，已經閉上了眼睛。
基本內涵
略地概括“中國方案”的話，長安君認為，至少包括但不僅限於以下幾點：一，獨立自主；二，有目標、持續地進行發展，保持政策的穩定連貫；三，代表全民最大公約數的政黨和代議制民主，經濟發展與民生保障並重；四，和平發展，友好共處的國際處事方式。
習近平在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六次會晤期間，習近平在這個場合提到“中國方案”，表現了當下的中國有意願、有能力更多地參與到國際社會事務中去，以中國智慧為國際社會體系貢獻力量。同時，“中國方案”的提出，也是對中國外交提出了新要求。
早在2014年3月，習近平應德國科爾伯基金會邀請，在柏林發表演講時就提出過“中國方案”。在演講中，習近平表示，中國願以開放包容心態加強同外界對話和溝通，“我們將從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義出發，貢獻處理當代國際關係的中國智慧，貢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為人類社會應對21世紀的各種挑戰作出自己的貢獻。”歷史記錄
“中國方案”首次在外交舞台上被提及，還要追溯到2013年9月6日，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八次峰會結束後。外交部部長王毅介紹習近平主席出席峰會有關情況時說，新形勢下，中國正站在更高、更廣的國際舞台上縱橫馳騁。我們將為世界奉獻更多的中國智慧，提供更多的中國方案，傳遞更多的中國信心，同各國一道，致力於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2014年3月，國家主席習近平應德國科爾伯基金會邀請，在柏林發表演講時就提出過“中國方案”，那次談的是發展的主題。此後，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問題領導人工作午餐會上再提，議題是全球氣候治理。在烏鎮世界網際網路大會上，“中國方案”涉及的是構建網路空間命運共同體。
在一些重要的全球議題和領域，提出中國方案，中國的確已經逐漸擁有了這個資格：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我們走過了西方已開發國家幾百年走過的路，從積貧積弱到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國、最完備的製造業體系；幾億人擺脫了貧困，被聯合國稱為奇蹟；覆蓋全民的義務教育、基礎醫保；全球自主的導航系統、航空航天、軍事工業……而這一切，都建立在13億人、960萬平方公里、極大的差異與分野基礎上。
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無論是“脫貧致富”還是“服務民生”，無論是“產業升級”還是“對外開放”，中國，都用自己的實踐，給出了一條可複製、可借鑑的路徑。
全球治理體系也確實越來越需要中國參與。多少年沒有進展的全球氣候治理，在中國的推動下達成了協定；後發國家在當下國際貿易體系中不被重視，現在有了“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機遇快車；而在全球反恐、控核、網際網路、維和等領域，中國的力量也越來越不可或缺。
對國際社會重大問題和難題，中國已經從自己成功的實踐，給出了答案和路徑。
但此次總書記“七一”講話，再次提到“中國方案”，仍然為世界所矚目。是因為此次的涵義，不同以往。總書記這次強調的是，中國要“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
不是一個具體的領域，而是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這是一個根本性問題，是對人類文明進步，提供根本保障。
社會意義
中國走過的道路、經歷的探索，中國的歷史與當下、困惑與經驗、成績與教訓，都是可以讓有相似情況的國家、有同樣願景的人民可以選擇和參考的方案。方案不是“己之所欲必施於人”的強制，而是歡迎大家討論和研究的開放態度。這些方案未必適合所有國家，也未必適合全盤照搬，但有值得借鑑的地方。
如果說這一方案有“普適價值”的話，我想，就是：人民至上、文明互鑒、求同存異。
中國總是埋頭做好自己的事，已開發國家還總是說三道四，認為我們的道路應該改成他們的。現在，我們要給世界提供“中國方案”，是中國在履行大國責任，前提是我們有了大國能力和大國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