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1900~1966民族音樂學實地考察-編年與個案

中國音樂知識分子(民族音樂學者)試圖建立的新民族音樂體系,是建立在與西方對話的前提上的。 我們終於有了專業的音樂學院,有了超越地方性的、為民族認同所象徵的“普遍知識體系”。 他們的地方性認同,在幾千年的歷史中有其自己生長消亡的軌跡。

內容介紹

《中國大陸1900-1966:民族音樂學實地考察-編年與個案》以20世紀前66年中國的民族音樂學家以及相關人士所從事的實地考察為對象,通過對相關史實的梳理,探討它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學術背景下呈現出的考察者的觀念、方法及其考察的成果,並探討它對於20世紀中國民族音樂學的建設意義和對學科發展的深遠影響。其中,為了參照這個歷史階段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的生存狀態以及實地考察的不同方法,《中國大陸1900-1966民族音樂學實地考察:編年與個案》還單列出一章介紹和評述部分外國人在中國所做的相關工作。
中國音樂知識分子(民族音樂學者)試圖建立的新民族音樂體系,是建立在與西方對話的前提上的。一個世紀,篳路藍縷。我們終於有了專業的音樂學院,有了超越地方性的、為民族認同所象徵的“普遍知識體系”。但如果回首那個起點,中國的民間音樂在中國老百姓的眼光里,本來並沒有什麼凋敝和頹敗。他們有著自己活動的空間、大紅大綠,如歌如泣。他們的地方性認同,在幾千年的歷史中有其自己生長消亡的軌跡。因此,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民族振興和救亡圖存、救亡圖強的政治性,轉化到思想或文化的領域,我不能不構想一個問題,即西方的衝擊帶來的危機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危機感,它是否等於中國文化本身的危機?這種危機感所滲透的,有多少歐洲或西方近代的價值觀念和歷史框架?不過,當筆者閱讀溝口雄三有關中國歷史的論述時,雖然有這些問題,筆者也要對自己說,歷史就是歷史,筆者的解讀必須建立在史料的事實上,否則會陷入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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