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背景
蘇共二十大後中蘇分歧開始加深 埋下破裂論戰根源
隔閡和不和諧，主要是從蘇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始的。歸納起來有三大分歧，即：對史達林的評價；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蘇美緩和戰略。史達林問題，起因於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中的不平等問題，一直是蘇聯同社會主義各國關係的癥結，中國也深受其害。這個問題，發端於史達林時期，在赫魯雪夫執政以後，雖然有所好轉，但並沒有根本改觀。蘇聯爭取同美國緩和的戰略，是在蘇共二十大上確定下來的，表示出蘇聯急於集中精力解決國內建設問題的迫切願望。這時，中國的主要注意力也在國內建設上，也在奉行爭取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對外方針。兩國沒有在戰略目標上表現出根本的分歧。但是，從1957年毛澤東第二次訪蘇開始，兩國在緩和戰略上的不協調，日趨表面化。（李捷《從結盟到破裂：中蘇論戰的起因》，《黨的文獻》1998年第2期）
成因之一
蘇聯想與美國合作而損害中國利益 國家利益間根本衝突
導致中共九評蘇共的中蘇矛盾,正是由於兩國在變化的國際政治格局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和戰略構想,從而在國家利益方面發生了直接矛盾而造成的。蘇共領導人認為社會主義將有可能通過競賽戰勝資本主義,並由此確定了蘇聯對美政策的基本目標,這就是減少對抗、尋求妥協、爭取國際局勢緩和,實行和平共處,為和平競賽創造最佳國際環境。而在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以反對美國侵略擴張為主要戰略方針的中國當然不會贊同蘇聯的“蘇美合作”方針。在炮擊金門和中印邊境衝突中，蘇聯毫不掩飾地限制中國在本國主權範圍內按照自己的願望處理內政問題的合法權利,加之它又熱衷於向中國的頭號敵人搖動橄欖枝,這不能不使中國反感。（薛鈺《對六十年代中蘇論戰中若干問題的再思考》，《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2期）
成因之二
社會主義陣營同盟的先天缺陷導致同盟破裂
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內在的結構弊病之一是國際主義理念與民族主義之間的矛盾，以意識形態的同一性替代或掩蓋國家利益的差異性。從共產黨的角度，無疑必須高舉國際主義的旗幟，而從民族國家的角度，則需要維護各自的政治和經濟權益。弊病之二是同盟內部領導與被領導的組織原則與各國平等享有權利的準則之間的矛盾，把黨際關係等同或混淆於國家關係。在此先天缺陷下，同盟必然破裂。（沈志華,李丹慧《戰後中蘇關係若干問題研究》）
成因之三
毛澤東和赫魯雪夫的個人因素起了決定作用
中蘇兩國都是對外政策決策過程高度集中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個人因素往往對兩黨兩國關係產生重大的影響。特別應當指出的是，一方領導人對另一方領導人的人身攻擊所造成的感情上的傷害，對中蘇關係也產生了非常消極的影響。赫魯雪夫本人對中國認識的發展與變化，事實上決定了蘇聯對中國的政策；同樣，毛澤東對蘇聯認識的發展與變化，事實上也決定了中國對蘇聯的政策。因此，這兩位領導人對對方的認識，甚至感情用事或一時衝動，都能左右中蘇關係發展的走向。況且，他們當時都缺乏處理社會主義國家、各國共產黨之間互相關係的成熟經驗。（朱瑞真《中蘇分裂的根源》）
成因之四
蘇聯用大國大黨心態對中共發號施令製造不平等
中蘇關係惡化直至分裂,可以從各方面去探尋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蘇共的大國主義、大黨主義。赫魯雪夫的領導地位鞏固以後,蘇聯的大國主義、大黨主義、以我為主、發號施令那一套,越來越明顯暴露出來，表現為長波電台事件、聯合艦隊事件、布加勒斯特會議圍攻事件等。兩黨兩國關係由惡化發展到最後破裂並走向對抗,其根本原因是由於蘇共的大國主義、大黨主義,對待中國黨的不平等態度。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從60年代中期起,中蘇關係惡化了,“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劉克明《中蘇關係40年的歷史教訓》，《東歐中亞研究》2000年第1期）
1963年《九評》發表論戰開始 中共由守轉攻
《九評》又稱“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可想而知,它批判的對象就是1963年7月14日蘇共中央《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這封公開信主要就國際共運所涉及的一系列問題,對中共中央6月14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簡稱《25條建議信》)進行了全面的反駁與回擊。並對中共和中共領導人指名道姓地進行攻擊。這一攻擊就成為中蘇論戰的轉折點,使中共在中蘇論戰中由防禦轉為反攻,由半公開不指名爭論轉為全面公開的指名道姓的爭論,把中蘇論戰推向頂點和高潮。毛澤東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親自主持撰寫了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魯雪夫的修正主義。《九評》的發表表明毛澤東已作好了與蘇共決裂的準備,不再有什麼忌諱了。正如毛澤東所說,從此我們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我們拋棄了天條,必須走自己的革命道路。（李瑗《試述<九評>與中蘇論戰》，《理論學刊》2008年第4期）
1964年赫魯雪夫下台中蘇論戰結束 中蘇關係急劇惡化
正在論戰吵得不可開交時, 1964年10月16日,蘇共中央撤銷了赫魯雪夫的領導職務,勃列日涅夫就任蘇共第一書記。中國共產黨抱著改善關係的良好願望,派周恩來率團參加十月革命慶祝活動。但是蘇共領導人卻聲稱他們在對華政策上和赫魯雪夫“甚至在細節上也是沒有分歧的”。他們還表示,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路線和綱領都是正確的,不可動搖的。這就緊緊封閉了調整兩黨關係的大門。11月21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赫魯雪夫是怎樣下台的》,為中蘇論戰畫上了句號。這篇社論既是對前一階段同赫魯雪夫論戰的總結,也是對蘇聯新領導人繼續推行赫魯雪夫的一套的回擊。隨後,中蘇兩國關係急劇惡化。（李瑗《試述<九評>與中蘇論戰》，《理論學刊》2008年第4期）
具體過程
1960年始中蘇展開爭論中共處守勢
蘇同盟關係的破裂,是由兩國戰略利益的衝突引起的。這種戰略利益上的衝突,很快演變成意識形態方面的論爭。從1960年兩黨兩國關係破裂到1963年中蘇論戰爆發之前,雙方有過四個回合的交鋒。第一個回合就是1960年4月中國接連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3篇文章,以及6月蘇共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帶頭對中共代表團圍攻。其結果是兩黨關係惡化導致國家關係破裂。當時,中共的反映是低調的。（李捷《從結盟到破裂:中蘇論戰的起因》，《黨的文獻》1998年第2期）
1963年《九評》發表論戰開始 中共由守轉攻
《九評》又稱“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可想而知,它批判的對象就是1963年7月14日蘇共中央《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這封公開信主要就國際共運所涉及的一系列問題,對中共中央6月14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簡稱《25條建議信》)進行了全面的反駁與回擊。並對中共和中共領導人指名道姓地進行攻擊。這一攻擊就成為中蘇論戰的轉折點,使中共在中蘇論戰中由防禦轉為反攻,由半公開不指名爭論轉為全面公開的指名道姓的爭論,把中蘇論戰推向頂點和高潮。毛澤東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親自主持撰寫了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魯雪夫的修正主義。《九評》的發表表明毛澤東已作好了與蘇共決裂的準備,不再有什麼忌諱了。正如毛澤東所說,從此我們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我們拋棄了天條,必須走自己的革命道路。（李瑗《試述<九評>與中蘇論戰》，《理論學刊》2008年第4期）
1964年赫魯雪夫下台中蘇論戰結束 中蘇關係急劇惡化
正在論戰吵得不可開交時, 1964年10月16日,蘇共中央撤銷了赫魯雪夫的領導職務,勃列日涅夫就任蘇共第一書記。中國共產黨抱著改善關係的良好願望,派周恩來率團參加十月革命慶祝活動。但是蘇共領導人卻聲稱他們在對華政策上和赫魯雪夫“甚至在細節上也是沒有分歧的”。他們還表示,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路線和綱領都是正確的,不可動搖的。這就緊緊封閉了調整兩黨關係的大門。11月21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赫魯雪夫是怎樣下台的》,為中蘇論戰畫上了句號。這篇社論既是對前一階段同赫魯雪夫論戰的總結,也是對蘇聯新領導人繼續推行赫魯雪夫的一套的回擊。隨後,中蘇兩國關係急劇惡化。（李瑗《試述<九評>與中蘇論戰》，《理論學刊》2008年第4期）
核心內容
核心之一
如何評價史達林
這場論戰的焦點問題首先是史達林問題。中共不同意蘇共對史達林的評價。隨著論戰升級，中共逐漸從原來的立場上後退，從中肯地批評史達林的錯誤到忽略甚至為史達林錯誤辯護，迴避了史達林的個人迷信曾經給蘇聯黨和國家造成的巨大危害。赫魯雪夫反對史達林,但他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制度,他反對史達林其中有權力鬥爭的因素,但是,破除個人迷信,從大鎮壓的恐怖陰影中走出來,是當時蘇聯社會的需要,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雖然在方式上存在問題,但他提出這一問題本身是得到蘇聯人民歡迎的,這也是赫魯雪夫能戰勝對手,走向權力頂峰的一個原因。於是，中蘇雙方存在一個共同的缺點，即孤立地看待史達林問題，沒有把史達林問題與體制問題聯繫起來，所以，在中國出現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同時，蘇聯也重蹈了個人迷信的覆轍。（左鳳榮 潘正祥《中蘇大論戰:起因、焦點與教訓》，《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1999年第1期）
核心之二
“三和兩全”與修正主義問題
“三和兩全”理論是中蘇爭論的又一個焦點。起初，中共同意蘇共提出的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但隨著論戰的升級，中共把它們否定了。而全民國家、全民黨的提法，一開始就遭到中共的激烈反對。中共認為“三和兩全”理論是“修正主義”綱領。目前，學術界對“三和兩全”理論爭議很大。近年來，學者對赫魯雪夫提出的若干理論進行了重評。有學者認為赫魯雪夫對傳統的世界革命理論重新進行審視，在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等問題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看法，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基本符合“二戰”後歷史發展的要求，許多觀點和論述已具有開創性,不應對其全盤否定。（唐玉琴《赫魯雪夫若干理論評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6年第3期）
核心之三
世界是走向和平還是要爆發戰爭
中蘇雙方都認為新的世界大戰有爆發的可能，也有制止的可能,但側重點不同。蘇共強調戰爭制止的可能性，制止戰爭的方法是蘇美合作和國際裁軍。中共強調戰爭爆發的可能性、緊迫性和危險性，制止戰爭的方法是壯大世界和平力量和亞非拉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美國是蘇聯和平共處的首要目標,美蘇雙方分別是兩大陣營的頭,他們之間的關係直接關係著世界的和平與穩定,蘇聯把發展蘇美關係作為重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此時,中美正處於嚴重的對峙狀態,在中方看來,美國是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是侵略與戰爭的主要力量,蘇聯要與這樣的國家和平共處,是不可思議的,是投降主義,“蘇美合作主宰世界”是不能接受的。（左鳳榮 潘正祥《中蘇大論戰:起因、焦點與教訓》，《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1999年第1期）
歷史反思
鄧小平反思：都說空話不認為說的都對
“從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團去莫斯科，會談破裂。應該說，從六十年代中期起，我們的關係惡化了，基本上隔斷了。這不是指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面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歷史影響
維護史達林體制在蘇聯改正錯誤的時候中共重蹈史達林覆轍
就史達林而言,他首先是蘇聯共產黨的領袖,他領導蘇聯近30年,蘇聯人民有權對史達林做出自己的評價,至於這種評價是否合適,其他國家的學者可以去研究。對於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今天看來,其並非妄言,而中共當時竟認為赫魯雪夫在把罪名強加於史達林,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正如鄧小平同志所總結的那樣:“一個黨評論外國兄弟黨的是非,往往根據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實證明是行不通的。……各國黨的國內方針、路線是對還是錯,應該由本國黨和本國人民去判斷。最了解那個國家情況的,畢竟還是本國的同志。”更為可惜的是,當蘇共試圖糾正史達林的錯誤時,中共全盤肯定史達林,又把史達林的錯誤重新實踐了一遍,中蘇大論戰是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教訓是深刻的。（左鳳榮潘正祥《中蘇大論戰:起因、焦點與教訓》，《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1999年第1期）
形成“修正主義理論”用極左反教條導致走向文化大革命
中蘇分歧對“文革”的發生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影響:第一,製造了一種“反修防變”的現實危機感;第二,在國際大論戰的推動下,原已存在於中共黨內的“左”傾理論日益發展,更加完備化和系統化,終於被概括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第三,促進了改換接班人、培養接班人的緊迫感;第四,促成和發展了一種以“和蘇修對著幹”為特徵的形上學的思維方式,並成為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思維定式（金春明《再論“文化大革命”起因》，《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事實證明,赫魯雪夫搞的不是修正主義,其探索和改革有不少積極的成分,但更多的表現是“左”的教條主義的東西,中共對修正主義的批判模糊了自己的視線,沒有看到赫魯雪夫路線的實質,是以自己的“左”反對赫魯雪夫的教條主義,結果使中共走向了極“左”。（李明斌《中蘇大論戰及其經驗教訓研究》）
高舉階級鬥爭為綱大旗使中國的探索和改革迷失了方向
中蘇雙方都全神貫注地進行大論戰,中國的探索和改革,在原有的起點上奇特地高舉起列寧主義的大旗,走向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道路;在國際上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的戰略方針;在國內把“一窮二白”當作最大的優勢,提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在思想意識領域把“反修防修”作為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目標,以致開展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李明斌《中蘇論戰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曲折道路的影響》，《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