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上川彥次郎[1]中上川彥次郎（なかみがわひこじろう、嘉永7年8月13日（1854年10月4日）-明治34年（1901年）10月7日）、日本明治初年的實業家。大分縣人，福澤諭吉的外甥，在英國留學期間得到井上馨賞識，後出任三井財閥的總經理，在10年之內，大力整治不良債券，把西方的先進理論套用於日本金融界，促進了日本金融的現代化進程，可謂風雲一時。贏得「三井中興之祖」高度評價。但由於一意孤行，樹敵太多，最終導致眾叛親離，在輿論界和眾多業內人士的聯合攻擊下，中上川彥次郎被剝奪了對三井銀行的管理和領導權。被打入“冷宮”，孤獨地度過了他人生的最後歲月，走過了兩年無一絲光明的黑夜般的日子。
中上川彥次郎早年經歷
中上川彥次郎生於1854年8月13日，是一個普通藩士的兒子。1869年，中上川彥次郎15歲時，前往大阪，拜在山口良藏門下。當時的武士之子，大部份都學習漢學。但中上川彥次郎卻對歐學產生了興趣。這年5月，他到了東京進慶應義塾讀書。由於慶應義塾是中上川彥次郎的舅父福澤渝吉所創，所以在義塾讀書期間，中上川彥次郎得到了非常好的照顧。在良好的環境中，中上川彥次郎進步很快，視野十分開闊。
1871年9月，中上川彥次郎畢業後，被舅父送往九州的一所新式學校，擔任教師。中上川彥次郎頭腦靈活，聰明能幹，很得福澤的喜愛。不久，在福澤的舉薦下，他進入了學校的管理層。父親去世後，中上川彥次郎回慶應義塾執教。
1874年10月30日，在舅父福澤的全力資助下，中上川彥次郎前往英國倫敦留學。他到了英國後，並不急著進學校讀書而是廣泛地進行考察、訪問，發現問題，獨立思索解決。這種方法使得中上川彥次郎不會人云亦云，而是對問題有著自己的獨到而深刻的見解。
在倫敦留學期間，他還有幸結識了一位叫井上馨的政府高官。井上馨本是日本派駐朝鮮的使節，因為功勳卓著，被政府公派往歐洲考察。井上馨到倫敦後，希望研究財政問題，但由於已年過40，學習英語很吃力，在研究上碰到的難題很多。中上川彥次郎在這種情況下，被推薦到井上馨身邊，協助他的研究工作。在長期的接觸中，井上馨發現中上川彥次郎非常有見地，遂以之為傑出人才，並在給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信中極力推薦中上川彥次郎。1877年，井上馨回國任工部卿。之後不久，中上川彥次郎也回國了，井上馨立即聘他為自己的貼身秘書。1879年，井上馨調任外務卿，中上川彥次郎也跟著調到外務省，任公信局長，這時，中上川彥次郎才26歲。
1880年，中上川彥次郎的官階得到晉升，但不久便發生了政變。由於井上馨正患病休養，中上川彥次郎被免職了。此後幾年，中上川彥次郎由舅父引薦，進入《時事新報》任社長。但無論他多么努力，報紙總是不容易銷出。這種情形使中上川彥次郎很苦悶，他一度想到橫濱開設貿易公司，但福澤渝吉不同意，於是只好作罷。後來，在福澤渝吉的門生莊田平五郎和井上馨的大力協助下，彥次郎被聘任為山陽鐵道株式會社的社長。
中上川彥次郎所處的時代，正是明治維新時期，新生的資本主義制度在日本颳起了一陣鏇風。雖然封建傳統仍有很深的影響和勢力，但資本主義的來臨已是不爭的事實，並且越來越顯示了強大的生機和活力。在這一背景下，日本的金融界也正醞釀著一場風暴。
三井改革
三井銀行是當時著名的一家大銀行。從幕府末年到明治初年，設在江戶的三井銀兩兌換店，一直是幕府的御用商人，負責經手幕府的御用金，時任三井大掌柜的三野村利左衛門，經營手段靈活，既與德川幕府保持了良好的關係，又對剛剛誕生的明治新政府給予財政援助。明治政府掌權後，由於三井曾為新政權的軍隊提供了大筆軍餉，所以，三井獲得了經營明治新政府官方資金的特權。但這二特權在為三井帶來財運的同時，也帶來了危機。政府高官紛紛向三井貸款，而三井無法拒絕，借出的錢又不便索還，久而久之，便變成了無法解決的死帳。到1882年底，三井銀行的官方資金存款額達681萬日元，民間存款額達539萬日元，但是其中的10%，也就是將近350萬日元是無法回收的死帳。一旦明治政府要求立刻收回官方資金，三井銀行將無法應
付。因此，三井想盡辦法，通過明治政府的高官，希望讓明治政府延期抽回存在三井銀行的官方資金，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因為三井為了回報，只得不斷把錢貸出去，這樣的結果是不良放款越積越多，危機更為深重。中上川彥次郎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出掌三井銀行的。而中上川彥次郎的最大靠山便是井上馨。正是井上馨把中上川彥次郎推到了前台。
1891年，中上川彥次郎走馬上任，他當時身兼數職，既是三井銀行、三井物產、三井礦山的理事，又是三井吳服店的調查委員，大元方的參事，他被井上馨賦予了全盤改革三井銀行的大權。中上川彥次郎在認真分析、研究三井情況的基礎上，訂下了幾項重要的方針：採用新式學校畢業生，為行員增加薪水，清理不良放款，推掉官方託管資金，進軍工業。
中上川彥次郎做的第一件事是大規模的人事改革。當時的三井銀行，雖然掛著現代化的外皮，但封建積習深重。人與人之間還保留著掌柜、夥計、小徒弟的稱呼，長工氣息也很濃厚，見了政府高官，一派奴顏卑膝的模樣。中上川彥次郎首先讓年老而無能的店員退休，大量聘用新式學校的畢業生。這些年輕人給三井銀行帶來了勃勃生機，一掃舊日對官場唯唯諾諾的風氣。但由於人事改革的動作過猛，牽涉面太廣，雖然中上川彥次郎以不屈的氣魄取得了勝利，可得罪的人太多了，除了新進的畢業生，整個三井銀行幾乎都站在了他的對立面，這為後來中上川彥次郎四面楚歌的悲慘境遇，打下了伏筆。
在人事上做了重大調整以後，中上川彥次郎開始依靠他提拔的新人，風風火火的清理死帳。他專門設立了“放款整理股”，以集中力量解決不良放款問題。這一舉措遭到了幾乎所有的高層管理人員的反對。其中最為強硬的就是代理總裁西邑虎四郎。反對派認為，中上川彥次郎清理死帳，必然招致政府高官反對，結果是政府抽回官方資金，而三井銀行也由此垮掉。但中上川彥次郎理直氣壯地反駁他們：“三井經手官方資金，已形成了難治的癌。如果繼續經手，銀行的業績就會落後。現在正是大好時機，乾脆和政府高官一刀兩斷，再去追求健康的經營，若不如此，今後只有死路一條。為了經手官方資金，三井在各地設立了那么多無用的分行、出差所。這只是我們的負擔，應把那些無用的分行、出差所關掉。要想安渡危機，首要問題就是根絕不良放款。”這一番話，使西邑虎四郎等無言以對。中上川彥次郎乘勝追擊，把政府高官的數據登記造冊，作為放出的款子預備追討回來。
中上川彥次郎任命高橋義雄為大阪分行行長，要求他把放給東本願寺的款子收回來。東本願寺與明治政府關係密切，長期以米，共向三井銀行借貸了大約100萬日元(相當於現在50億日元)的款子，但東本願寺從未償還過。中上川彥次郎要高橋義雄以扣押寺產為威脅收回款項。東本願寺得知後，至為震驚，立即派執事長到東京與中上川彥次郎交涉。但中上川彥次郎異常強硬地表示：三井是不得已而為之，必要時不但要扣押寺產，還會扣押大殿的佛像。在中上川彥次郎的緊逼下，東本願寺只有發動募捐來還債了。
在中上川彥次郎的雷厲風行下，100萬日元的不良放款漸漸收了回來，而且中上川彥次郎還命令各分行拒絕高官的貸款。應該說，這一措施是正確的，但過猶不及，中上川彥次郎在1893年竟一口回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借貸要求，這立即使中上川彥次郎的處境艱難起來。包括原先看重並極力推薦他的井上馨，如今也對中上川彥次郎充滿了不滿。於是，一場倒中上川彥次郎的運動鋪展開了。
這時的中上川彥次郎自我感覺良好，完全未察覺四周的暗箭。由於一段時間以來，他的計畫雖有阻力，但最終都實現了，中上川彥次郎似乎忘乎了所以，以為自己是戰無不勝的超人了，他仍在為三井的發展而憚精竭慮。
1900年4月，彥次郎的敵人之一秋山定輔辦的報紙《二六新報》，以《三井一門的濫行》為題，報導了三井銀行的總裁及部屬，在京都日以繼夜的召妓豪游，令三井財團狼狽不堪。接著《二六新報》又開始報導“三谷事件”，指責三井銀行採用非正當手段鯨吞了市價100萬日元的房屋與土地。這些報導，引來了對中上川彥次郎的紛紛指責。
以往，當三井受攻時，會得到井上馨等的保護，但這次，井上馨無動於衷。更為嚴重的是，《二六新報》還指出三井銀行的各個企業經營不善，銀行現金餘額已不足10000日元了。這使得中上川彥次郎和三井的名譽大受打擊，並引發了擠兌風潮。內部的反動派又開始四出活動，要求撤換中上川彥次郎，內憂外困之下，中上川彥次郎病倒了。這給了彥次郎的敵人可乘之機。6月25日，在井上馨的干預和安排下，秋山定輔、三井高保、三井三郎助、益田孝等在三井集會所開會，中上川彥次郎在會上孤立無援。會議決定，三井將制定“三井家憲”約束同族，從7月1日起，與三井有關的重要案件，均需獲得三井同族大會的認可。這實際上是下了中上川彥次郎的權。
中上川彥次郎是一個精明強幹的商人。他高傲自負，蔑視環境，敢於冒犯權貴，甚至連首相和位高權重的恩師井上馨的帳也不買。他最終嘗到了苦頭，淒涼的告別了這個世界。中上川彥次郎的教訓在於，無論你是多么的才華橫溢，都不能一意孤行，有時一項正確的意見和措施可能會招來眾多的反對，那就要採取一定的策略，不妨嘗試一下以退為進。過分的強硬會招來不必要的敵人，中上川彥次郎與井上馨的對立本是可以避免的——中上川彥次郎因為得到井上馨的賞識而少年得志，又因為掃了井上馨的面子而被打人冷宮，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