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容
日本帝國主義在哈爾濱地區製造的屠殺中國人民的事件。哈爾濱附近的三肇 (肇東、肇州、肇源) 地區是東北抗日軍民活動的重要地區。1936年至1940年，在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路軍第十二支隊的幫助下，當地民眾組織抗日救國會組織，協助抗日聯軍部隊，打擊該地區的日偽勢力。日偽當局遂將該區定為匪區，並在1940年12月設立偽治安工作指導部，調動軍警對抗日軍民實行逮捕與屠殺。先後在四撮房、敖木台、黑家窩鋪殘殺抗日武裝人員130餘人，在肇源西門外，綁架中國居民42人並將其集體槍殺，在肇源三江口，將中國居民19人用鐵絲穿在一起，投入冰窟里殺害。此外，還有大批抗日軍民被捕，其中抗聯第十二支隊長徐澤民等73人被判死刑，100餘人被判無期徒刑。三肇慘案使數以千計的中國人民慘死於日軍的屠刀之下。
“三肇慘案”發生在1940年10月至1941年2月間，是為了配合日偽統治當局對東北抗日聯軍的全面討伐，偽濱江省在三肇地區製造的一樁血腥罪惡，是日本侵略者在東北淪陷史上書寫的黑暗篇章。
“七"七”事變後，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全面展開，偽滿洲國的施政重點一方面是加緊經濟掠奪、支持侵華戰爭；另一方面是在軍事、政治上進一步加強法西斯殖民統治，使其成為日軍擴大侵華戰爭的後方基地。
按照關東軍原定的1937年“治安肅正計畫”，北滿的“討伐”計畫首先置於偽濱江省。因為偽濱江省鄰近哈爾濱，是北滿的心臟，也是東北抗日聯軍頻繁活動的地區。
1939年1月28日，中國共產黨北滿臨時省委召開第九次常委會，決定改編東北抗日聯軍，實行戰略轉移，將黨領導的軍隊從山區游擊戰轉向平原游擊戰，黑嫩平原成為抗聯西進的目標。4月，北滿臨時省委第二次執委會決議：以第三、六、九、十一軍為基礎，成立抗聯第三路軍。1940年初，抗聯第三路軍又改編為第三、六、九、十二4個支隊，以便機動靈活地打擊敵人。
三肇地區是抗聯第十二支隊的活動區域（還包括綏化、望奎、巴彥等地，中心在鐵力、慶城）。為了加強對“三肇”地區的抗日領導工作，1939年6月，中國共產黨派剛剛從抗日軍政訓練所畢業的徐澤民（抗聯五路軍一師參謀長）到“三肇”進行抗日工作。他與交通員劉海扮成藥商，秘密調查“三肇”地區的抗日情況，並成立了黨的抗日組織。1940年，在肇州縣朝陽村西土城子張白氏家成立了“三肇”地區龍江工作委員會，即“三肇”地區工作委員會。委員會工作的重點就是動員民眾參加抗日運動，組織“抗日救國會”和抗日革命團體。同年8月21日，支隊長戴鴻濱、政治委員許亨植率領十二支隊從小興安嶺西麓的鐵力出發，憑藉“青紗帳”作隱蔽，突破敵人封鎖線，途經慶安、綏化，渡呼蘭河，跨越中東路，行程半個月，於9月4日，到達肇州縣的李道德屯；在茶棚屯附近的瓦盆窯與徐澤民會面後，開始了“三肇”地區的武裝抗日活動。他們的主要任務是襲擊破壞日偽政權組織，奪取武器，宣傳動員組織民眾，擴大抗日武裝力量，開展平原游擊戰，因此十二支隊也稱平原游擊隊。
第十二支隊下轄第三十四大隊、三十六大隊和由綠林改編的游擊大隊。其組織狀況為——
隊長：戴鴻濱（40年9月離隊，由徐澤民代理）
政治委員：許亨植
宣傳主任：張瑞麟
參謀長：李忠孝
副官：張相龍
參謀長：徐恆志
純樸、正直的“三肇”人民，對抗日武裝的到來，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他們紛紛參加抗日救國會組織，積極支援鬥爭。救國會成員冒著生命危險為十二支隊趕製軍旗，製作袖標，印製傳單，護理傷員，蒐集情報，偵查敵情，幫助部隊運送槍枝彈藥，做軍鞋、洗衣服，給抗聯戰士送水送飯。隊長徐澤民因患風濕性關節炎行動不便，救國會分會長李明樹的母親曾氏，就走家竄戶為其求醫問藥。抗日聯軍嚴明的軍紀和崇高的愛國精神，深深地贏得了廣大民眾的敬意，大家踴躍參軍參戰，極大地壯大了革命隊伍，有力地支持了抗日鬥爭，三個月里，他們不斷襲擊敵人，給日偽軍警以沉重打擊。
1940年9月11日夜，100多人襲擊肇州縣豐樂鎮，首戰告捷。11月8日，70人襲擊郭爾羅斯後旗肇源街。11月9日，102人襲擊郭爾羅斯後旗頭台村。11月16日，60人襲擊肇州縣托古村。11月11日，80人襲擊郭爾羅斯後旗古龍站。12月7日，200人襲擊肇州縣啟明村。12月11日，180人襲擊郭爾羅斯後旗大官村。12月21日，200人襲擊安達縣興亞農場。其中，11月8日對肇源街的襲擊，對敵人的打擊最稱沉重：抗聯部隊僅用四十多分就結束了戰鬥，火燒偽旗公署，擊斃偽濱江省參事官東榮作等11名日本警政要員，繳獲步槍270支、輕重機槍3挺、手槍40支、子彈4萬發、偽幣1.3萬元、軍馬140匹，載貨汽車2輛，鴉片8箱，還有服裝等大量軍用物資。打開監獄，釋放無辜百姓100多人。打開三泰糧棧，救濟饑民。次日，在十字街召開民眾慶祝大會，隨即滿載繳獲的勝利物品向頭台方向轉移。此即震驚北滿的“三肇事件”。
“三肇事件”發生後，日偽統治當局極受震撼：偽濱江省警務廳立即組織郭爾羅斯後旗警務科“特別搜查班”，首先將王化清等19位給抗聯支隊作內應的愛國志士秘密逮捕，雖經嚴刑審訊，愛國者們堅貞不屈，按照關東憲兵隊的命令，當天夜裡，19人就遭到“嚴重處分”：日軍將19名愛國者用鐵絲捆綁，三五個人一串，用兩輛汽車押往三站方向。據日本人豐松講，當這19人從監獄提出來的時候，張友德用日語大罵日軍，牙被日軍軍靴踢掉。晚上10點多，汽車開至三站李家圍子南面江邊，日軍驅使住在江邊“日清糧棧”空房的陳顯、楊聾子夫婦將吃水用的冰眼鑿大，用刺刀將19名愛國者用全部推進去，為殺人滅口，兩名聾啞人也未能幸免於難。第二天有人到江邊，看見血跡染紅了江水，刺刀挑下來的棉花和幾隻破棉鞋凍在血泊中。日本憲兵隊承認，當時“未能詳細查核，不免有若干捏造”。
然而，這一切都不過是更大規模的屠殺的序幕。為了撲滅“三肇”地區人民的抗日烈火，日偽當局將肇東、肇州、安達和郭爾羅斯後旗三縣一旗劃分為“匪區”，重點地區為肇州及郭爾羅斯後旗，調集日偽軍警憲特，大肆逮捕和屠殺抗日武裝人員和愛國民眾。12月，成立了“三肇地區治安工作委員會”，“當時，治安部的鷲崎參事官、長島事務官（顧問）前來參加，在日本軍大迫部隊長的領導下，由日本軍小（子）安部隊直接領導” 。八木春雄作為偽治安部參謀司情報課員、參謀，加強了對“三肇”的情報蒐集工作：“重點是民眾工作，蒐集告偽滿士兵的傳單（於肇源方面），暴露日滿的侵略政策，號召起義。”並制定“三肇地區治安肅正計畫”。偽濱江省警務廳警務科在“1個市、16個縣、1個旗抽調了1000多名警察，編成了討伐隊和搜查班，處理三肇事件”。此時，“三肇”地區特務如麻，他們到處追查和搜捕抗日武裝人員和愛國民眾。郭爾羅斯後旗專門組建了薩音騎馬隊。同時鄰近的偽龍江省為了“對付當時活動在三肇地區的抗日聯軍部隊”，1941年2月1日，警務廳長神子勇成立了省直轄警察警備隊，由木津海吉編成省直轄警察中隊150人，“均是採用有經驗者”，住在與肇源鄰近的大賚縣城內，“對活動在三肇地區的抗日聯軍部隊進行了武力鎮壓，從省東南部的大賚縣對三肇地區展開包圍，壓迫該部隊不能往西移動。同時，為了切斷人民與抗日聯軍的聯繫，還利用密探蒐集了肇源縣一帶的情報。結果，抗聯遭到了偽濱江省和龍江省的包圍。”在日偽軍的嚴密封鎖和討伐下，從1940年12月到1941年3月，中共龍江工作委員會、“三肇”地區工作委員會及所屬的9個救國會遭到嚴重破壞，中共地下黨員、抗聯戰士、愛國人士及無辜民眾300餘人遭逮捕。
為了顯示日偽當局的震懾力，偽法務部、偽最高檢察廳、偽最高法院組成的臨時法庭，跟隨日偽軍警“討伐隊”在“三肇”現地開庭，隨捕隨判。戰後，據當時任偽濱江省省長的於鏡濤供認，偽滿洲國以“治安肅正”為名，“派偽法務部刑事司長太田辦理這個事件（三肇事件），在哈爾濱偽高等檢舉廳和偽高等法院，抽調偽檢察官、偽審判長多人，偽濱江省警務廳長秋吉抽調偽警一百餘名，內由哈爾濱偽警察廳抽調二十餘人，其餘是由各縣抽調，一同到肇源現地組成臨時法庭多所，大肆搜捕無辜人民，並擴大到肇州、肇東兩縣。肇州法庭設在一個大車店內，肇東法庭設在天豐油房和昌武街道德會旁一個大商號內。在肇源，被投在江里淹死的就有七八十人之多，肇州被害的有三四十人，肇東有四五十人。對於被捕的人嚴刑拷問，就地執行死刑，處置以後報告偽最高檢察廳、偽最高法院和偽法務部。三肇人民被牽連者有數百名之多。”在這次事件中，無辜百姓遭到了瘋狂報復。
據《肇源縣誌》記載，偽濱江省警務廳派出三班特務，由警佐葉永年帶隊進駐肇源，專門進行鎮壓活動。他們自覺力量不夠，警務廳又派了偽濱江省警察廳警務科長山崎親自督戰。這些人、連同旗內的“特別搜查班”，到縣城及附近村屯刺探情報，那些被搜出救濟糧的和領糧時燒毀糧證的；那些在戰亂中拾到一件衣服、一雙鞋的，或者平時對日本人懷有不滿情緒的人，一律視為“通匪”被抓進監獄。僅一個月的時間，肇源被抓進監獄的抗日救國會員、愛國士紳和無辜百姓達100多人。在獄中，日偽刑訊逼供，使盡了各種酷刑。1941年3月24日，被抓去的40名無辜百姓（一說42名），先後分兩批被押往西門外的大坑內（今豬場西側大坑），集體槍殺後往身上倒汽油焚燒，其中一人未死，欲跳出坑內逃跑，被他們開槍重又打死。而張振禹等幾人則被斬首示眾。
同樣的慘案也發生在肇州。在對艾青山、張銘、徐子軍等32位烈士極盡折磨後，1941年3月25日，又將他們集體殺害於肇州縣城南門外。曾任偽滿中央警務總局特務處調查課長，偽滿三江省警務廳特高課長，偽肇州縣副縣長等職的島村三郎，回憶說——
1941年3月25日，我上任不到兩個月，因為對這些中國人毫無辦法，於是就對以張銘為首的32名被捕人員執行槍決。刑場是在縣城南邊的一個雪原上，聽到一切準備就緒，我便和日本保全部隊長——松本警佐乘上雙套馬車趕往現場，出城門不遠，已經是人山人海，烈士們的親友聚集在這裡，為的是送別自己的親人，希望看上最後一眼，許許多多的警官，舉著槍阻止他們靠近刑場。。。刑場就在一個起伏的丘陵前面，在坡下特派人事先挖一條長三十米的坑，被執行者分乘三輛卡車到場後，讓他們個個都站在土坑前，他們的臉色鐵青，用充滿敵意的雙眼盯著我。然後默默地朝土坑走去，每走一步腳鐐就發出嘩啦嘩啦的金屬撞擊聲，這響聲就象是對這種草菅人命的行為的抗議，與烈士們人數相同的警察手持步槍在離他們的十米的地方也並排站好隊，這時拔刀出鞘的松本警佐跑步來到我面前報告準備完結，刑場執行官默默的點頭，高聲下令，在震耳的槍聲中烈士們倒下。火藥的硝煙沒有消散，兩名獄卒便跳進坑，從血肉模糊的死者腳上砸下腳鐐，又往屍體上潑汽油點燃了火，正當熊熊烈火卷進土坑的一剎，那屍體中突然發出哇的一聲，分不清是慘叫還是呼喊，一個火人筆直的朝我們這邊跑來，象從地獄出來的魔鬼，我們全都嚇呆了，直挺挺的呆立著，手也僵直了，連腰中的手槍也拔不出來，幸而火人倒在離我們三米遠的地方翻滾了兩三下就不動了。
殘忍的侵略者意猶未盡，事後還將艾青山、張德、趙祥等同志的頭顱割下，裝進木籠，放在十字街中央炮台前的桌子上展覽。之後，又把趙祥的頭懸掛在青岡縣南城門上，把艾青山的頭懸掛在肇源東城門上。
在“三肇事件”中，偽滿當局特設的所謂“治安工作指導部”，在長達四個月的白色恐怖里，先後槍殺抗日武裝人員730 多人，集體槍殺居民42人，並將19名居民用鐵絲穿在一起投入冰窟。東北抗日聯軍第十二支隊長徐澤民、政委韓玉書、“三肇”地區工作委員會工作員楊宏傑、第三十四大隊第一中隊長艾青山等73人被處死，另103 人判處無期徒刑。曾任偽法務部大臣的張煥相供認說，“‘三肇’事件，是從1940年10月起著手檢舉，1941年2月結束，1941年4月我根據匯報發出布告，處死刑者七十多人，共受到刑事處分者不下一百七十多人。”——其實這只是指抗日武裝人員，並沒有包括那些無辜的民眾。
“三肇慘案”，是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欠下的一筆血債，是日本法西斯在侵華戰爭中製造的無數慘案中的一個。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下，中國人只是任人宰割的魚肉。侵略者用名目繁多的酷刑，製造了令人髮指的罪惡，其所展現的野蠻、殘暴、醜惡，都是對人性的最大挑戰。而以抗聯為代表的仁人志士，為了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又是怎樣用鮮血和生命，英勇地譜寫著“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歷史，這一切，我們永遠也不能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