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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翟滿桂女士推出了她研究柳宗元的專著《一代宗師柳宗元》，囑我寫篇序言。《一代宗師柳宗元》是一部規模鴻巨之裁。全書分上、中、下三編，十七章，四十三節。上編四章分階段介紹柳宗元的生平，中編五章闡述柳宗元的哲學、政治、宗教、文學和教育思想，下編八章分文體(論說文、寓言、傳記、遊記、辭賦、詩歌)剖析柳宗元的文學成就及其對後世的影響，還有後代對柳宗元的評價。如此全面論述柳宗元的著作，出現在地點比較偏僻的永州，是令人驚異的；如此全面研究柳宗元的著作，出現在柳宗元生活十年的永州，又是必然的。
柳宗元從籍貫看，當然是河東(今山西永濟)人，故逝世後其摯友劉禹錫為他編成的文集題為《柳河東集》。但是，如果從歷史文化地位看，就應該說他是永州人。柳宗元曾經擔任柳州刺史，故人們尊稱為“柳柳州”。刺史的官職比小小的州司馬大，所以人們這么稱呼。其實，如果不以世俗眼光論英雄，就應該稱他為“柳永州”。為什麼可以這樣說呢?
柳宗元最輝煌的文學作品，都是寫於永州。這幾乎可以成為共識。他的“牢籠百態”的山水遊記，稱為“永州八記”；他的《三戒》、《羆說》等著名寓言，他的《捕蛇者說》、《童區寄傳》等名篇散文，他的《江雪》、《漁翁》、《懲咎賦》、《起廢答》等“深得騷學”的名詩、名賦，都是在永州創作的。個人還以為，柳宗元政治思想中最閃光的思想，柳宗元哲學思想中最有影響的思想，都是在永州形成並發表的。他為零陵縣令薛存義送行而作的《送薛存義序》提出：“凡吏於土者……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所謂“民之役”就是現代所說的“公僕”，在1200年前提出這種具有民主意識的思想，是光彩四溢的，非常了不起的。他在《送巽上人序》中說：“吾白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得到什麼呢?那就是認識到佛學中有許多可以豐富儒學的成分，可以相互“統合”。如禪宗與儒家的在人性論方面就可以相通：“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耕鋤，本其靜也。”(《曹溪大鑒禪師碑》)因此，他批評韓愈排佛是：“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這種主張與李翱的《復性書》不謀而合，開宋明理學援佛人儒的先河，影響當然深遠。
總之，自805年永貞革新失敗後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的十年，在政治地位上是柳宗元最不幸的時期，在思想成長和文學創作上卻是柳宗元最輝煌的時期。正如韓愈《柳子厚墓志銘》所說的那樣：“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此易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韓文還說：“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湖湘文化在中唐以後開始復興，至宋初產生周敦頤這樣的大師，與柳宗元在永州播下的種子不無關係。所以，我們不妨把柳宗元當成永州人，不妨稱他為“柳永州”。既然如此，那么，由永州人寫出一樣一部全面評價柳宗元的鴻巨之裁，就是必然的了。
然而，永州到底比較偏僻，從事學術研究的條件到底差一些。翟滿桂女士，卻咬定青山不放鬆，多年從事柳學研究。她收集翻閱的關於柳宗元的專著有40多種，論文有1000多篇，又得天獨厚在永州實地考察，所以終於推出了這本《一代宗師柳宗元》。其毅力和成績，不得不令人驚異。她在學院內部與同事們一起組織了“柳宗元研究室”，在永州與同仁們一起組織了“柳宗元研究會”並擔任常務副會長，又參加了“全國柳宗元研究學會”並擔任副秘書長。那么，她能夠吸收大家的研究心得，集思廣益，能夠寫出這本書又是必然的了。然而，她獨自能夠推出這部全面研究柳宗元的著作，其精神與成就還是令人驚異的。
滿桂女士很謙虛，一直稱我為老師。既然這樣，她想我寫幾句話，也就不好推脫，於是寫了以上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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