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晚期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銳的時期﹐明王朝的統治﹐日益陷入嚴重的危機。但是﹐由於明朝科舉制度對知識分子的錮蔽和腐蝕﹐以及王陽明(1472～1528)理學末流的影響﹐統治階級中的大多數知識分子﹐醉心利祿﹐或者空談心性﹐對現實問題漠不關心﹐甚至對探討現實問題採取鄙視的態度。這種風氣日益引起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有識之士的不滿。正是為了糾正這種風氣﹐尋求解決當時危機的出路﹐各種經世文類書紛紛出現﹐較為重要的有﹕馮琦的《經濟類編》﹑馮應京的《經濟套用編》﹑黃訓的《明臣經濟錄》﹑陳其愫的《明經濟文輯》﹑朱健和朱徽的《古今治平略》等。在這些經世文類書中﹐《明經世文編》是規模最大﹐也是最有影響的一種。
此書以人為綱﹐以年代先後為次﹐涉及的範圍頗為廣泛。與經濟有關的有理財﹑賦稅﹑農政﹑屯田﹑漕運﹑倉儲﹑水利﹑救荒﹑戶政﹑商稅﹑鹽課﹑茶課﹑錢幣﹑市舶﹑礦政等。這些論文對於時政的批評多能切中要害﹐而所提出的解決辦法﹐有的是因襲前人的陳說﹐有的則有一定的創見。
理財思想家們多堅持量入為出原則﹐強調撙節財用﹐認為理財之要﹐在開源節流。他們不贊同用搜刮民財的辦法來充實府庫﹐指出“在官之財不足固為可慮﹐然不若在民之財不足可慮之甚也。蓋民財不足事勢窮極﹐盜賊必起﹐此蓋宗社之懮”(何瑭﹕《民財空虛之弊議》)﹐表現了對當時階級矛盾尖銳化的深切懮慮。
賦稅當時爭論得比較多的是賦稅制度。有的思想家主張以田定稅。正統年間周忱(1381～1453)即在蘇州﹑松江地方實行“一切差銀﹐不分有無役占﹐隨田徵收”。丘浚﹑桂萼﹑龐占鵬都是這種稅制的擁護者。後來發展為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在全國推行。但王鏊﹑何瑭(1474～1543)﹑葛守禮﹑張棟等人則對此持批評態度。他們認為一律以田定稅﹐而不問資產多寡﹐“工商之家及放債居積者皆不及矣”(何瑭﹕《均徭私議》)﹐其後果只會促使人民“務逐末而不務力田”(王鏊﹕《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農政思想家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強調力農為本。面對土地兼併嚴重的局面﹐有人主張復井田﹐認為“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方孝孺﹕《與友人論井田》)﹔有人認為井田已不可復﹐但對於少數人占有大量土地的狀況又不可不予以適當限制﹔也有人認為“貧富有定分”﹐“各得其分願”就是“均”(王廷相﹕《與開封趙二守書》)﹐反對抑制土地兼併。
屯田為了振興屯田﹐思想家們都主張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給帖承種﹐並予緩徵租稅的優待。到明代後期﹐更有人主張遼東邊境地區的屯田﹐永不起種﹐以資鼓勵。因為“有田則不患無兵﹐有兵則不患無食﹐有兵食則不患無用”(葉春及﹕《修軍政》)。屯田是同保衛邊疆有關的一項重要經濟措施。
漕運丘浚﹑王宗沐﹑熊廷弼(1569～1625)諸人皆主張海運。王宗沐更主張海運漕糧船支許帶南貨﹐免抽其稅。如此﹐京師“百貨合湊﹐則物價稍寬﹐行戶亦寬﹐自成富盛”(《海洋詳考》)﹐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
倉儲思想家們重視修常平﹐有的主張勸募富人入粟﹐以為糴本。
商稅不少思想家對於傳統的重農抑商教條已有所動搖﹐“通商亦富國術”(倪岳﹕《會議》)﹐“商困﹐則物騰貴﹐而民困矣”(《敬陳末議以備採擇以裨治安疏》)。他們要求減輕商稅﹐廢除掠奪商人的和買制度。
鹽課思想家們對鹽課的議論最多﹐值得注意的有這樣幾點﹕出鹽地方﹐不分民丁灶戶﹐皆許私煮。既已成鹽﹐具數稟報﹐量為定價﹐官以現錢收買。灶戶於正確之外﹐煎有餘鹽﹐量征十之二三﹐聽令自行發賣﹐或轉賣給小商販販賣﹐不予禁阻。灶丁所煮之鹽﹐繳納一定稅銀後﹐即聽其與商人從便貿易。商人給引﹐下場買鹽﹐官於要津照引而稅﹐即許其運往各行鹽地方發賣。這些意見表明﹐他們是主張放寬官府的控制﹐使鹽的生產和販賣具有更自由的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性質。
錢幣思想家多主張鑄錢廢銀﹐以錢為通貨﹐但應鑄足值大錢。有的主張“令官開局而民鑄之”(楊成﹕《與譚二華大司馬書》)。丘浚提出一個獨特的幣制改革方案﹕以銀為上幣﹐錢為中幣﹐鈔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有的思想家主張儘量擴大錢的使用範圍﹐官吏俸祿﹑軍民租稅﹐“自官府下至市肆﹐通用制錢”(王家屏﹕《答李近台撫台論鑄錢》)。
至於水利﹑救荒﹑戶政﹑市舶﹑礦政等方面的論文﹐指斥時弊者較多﹐建設性的意見較少。還有一些綜合性論文﹐其涉及經濟問題的觀點﹐亦多見於上舉分類論文。
這部書的編輯出版﹐不僅對當時的文風﹑學風是一個挑戰﹐對稍後的黃宗羲﹑顧炎武等人講求經世實用之學﹐也起了先行者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