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筆記 新版》

為了寫作此書,我辭去了學院的行政職務,不再上班,因此這兩年多的時間十分純粹,幾乎是全身心地投入。 《山居筆記》一書的寫作,始於一九九二年,成於一九九四年,歷時兩年有餘。 為了寫作此書,我辭去了學院的行政職務,不再上班,因此這兩年多的時間十分純粹,幾乎是全身心地投入。

山居筆記 新版 特色及評論

他來了,一個氣勢磅�R的中國立刻展現在我們眼前! 文學和史學攜手,散文藝術的登臨絕頂之作。繼『文化苦旅』之後,余秋雨再展風華,一本有關歷史、地理、文化、美術的曠世鉅作──『山居筆記』,千呼萬喚,終於出版。

山居筆記 新版 內容簡介

山居筆記》一書的寫作,始於一九九二年,成於一九九四年,歷時兩年有餘。為了寫作此書,我辭去了學院的行政職務,不再上班,因此這兩年多的時間十分純粹,幾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時間才寫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寫作是與考察聯在一起的,很多寫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來。記得有一次為了核對海南島某古蹟一副對聯上的兩個字,幾度函詢都得不到準確回答,只得再去了次。這種做法如果以經濟得失來核算簡直荒誕不經,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謂“得失寸心知”。在總體計畫上,這本書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第一階段的記述是《文化苦旅》,那本書中的我,背負著生命的困惑,去尋找一個個文化遺蹟和文化現場,然後把自己的驚訝和感動告訴讀者。但是等到走完寫完,發覺還有不少超越具體遺蹟的整體性難題需要繼續探訪,例如―― 對於政治功業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覬覦和生死與共;對於文化靈魂的流放、毀滅和復甦;對於商業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狹路相逢和擦肩而過;對於千年科舉留給社會歷史的功績和留給群體人格的禍害;對於稀有人格在中華文化中斷絕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對於君子和小人...

山居筆記 新版 本書前言

新版自序 《山居筆記》一書的寫作,始於一九九二年,成於一九九四年,歷時兩年有餘。為了寫作此書,我辭去了學院的行政職務,不再上班,因此這兩年多的時間十分純粹,幾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時間才寫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寫作是與考察聯在一起的,很多寫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來。記得有一次為了核對海南島某古蹟一副對聯上的兩個字,幾度函詢都得不到準確回答,只得再去了次。這種做法如果以經濟得失來核算簡直荒誕不經,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謂“得失寸心知”。 在總體計畫上,這本書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訪中華文明的第二階段記述。第一階段的記述是《文化苦旅》,那本書中的我,背負著生命的困惑,去尋找一個個文化遺蹟和文化現場,然後把自己的驚訝和感動告訴讀者。但是等到走完寫完,發覺還有不少超越具體遺蹟的整體性難題需要繼續探訪,例如―― 對於政治功業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覬覦和生死與共; 對於文化靈魂的流放、毀滅和復甦; 對於商業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狹路相逢和擦肩而過; 對於千年科舉留給社會歷史的功績和留給群體人格的禍害; 對於稀有人格在中華文化中斷絕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 對於君子和小人這條重要界線的無處不在和難於劃分;…… 這些問題如此之大,當然不可能輕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讀者用當代生命去感觸和體驗。這便構成了《山居筆記》的基本內容。 稍稍年長的讀者應該記得,這些問題在十年前公開談論並不方便。當時,哪怕是給清朝統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評價,把民間金融業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歸之於太平天國運動,或者在不設定“唯心主義”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維繫社會管理和文明傳承的意義上稱讚科舉制度,都會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說打破時限大談“流放”、“小人”、“圍啄”這些很容易讓人產生現代聯想的命題了。為此,我要再一次感謝當時敢於發表這些文章的《收穫》雜誌。至於我本人的勇氣,則來自十年浩劫間對民族苦難的切身感受和反覆思考。這種思考,開始於浩劫初期可憐父輩的牢獄骨灰,延續於浩劫中期軍墾農場的漫漫苦役,深化於浩劫後期故鄉山屋的寂寞歲月,又回味於浩劫過後某些黑影的翻雲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嚴冬在北京召開的一次會議改變了中國,我也隨之獲得了生存的尊嚴。既然一切都來自於苦難,我問自己手中的筆:你還有什麼好害怕的呢? 我只擔心災難中的思考因過於憤怒而失之於偏激,便想從考察和閱讀中獲得更廣闊的時空印證。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漢學界。那么多高水平的專家學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們畢竟避過了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有充裕的時間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了國際學術標準,在科學性、巨觀性上遠超乾嘉學派的考據水平。但在十年前,國內學術界要了解他們的研究成果十分艱難,甚至直到今天,雖有一些專著流傳到大陸,仍然不易見到那些以散篇形式發表於專業雜誌間的各項具體研究。海內研究成果積累得比較完整的是香港,於是我總是利用前去講學的機會在那裡貪婪補課。記得前不久一位曾經多次撰文批評《山居筆記》“硬傷”的先生直接給我來信,說又發現我的一處論述在國內某大學編印的資料上找不到根據,我回信感謝他來信探討之誠,並說明那項資料早已被海外學術界嚴密論證,詳細資訊存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庫房,答應下次去時複印一份送給他。香港中文大學在山上,我當時為了鑽研資料棲居一處設備簡單的集體宿舍叫曙光樓,因此有了“山居”的說法。 ……

山居筆記 新版 本書目錄

新版自序
小引
一個王朝的背影
流放者的土地
脆弱的都城
東坡突圍
千年庭院
抱愧山西
鄉關何處
天涯故事
十萬進士
遙遠的絕響
…… ……

山居筆記 新版 文章節選

《鄉關何處》
本文的標題,取自唐代詩人崔顥《黃鶴樓》一詩中的名句“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看來崔顥是在黃昏時分登上黃鶴樓的,孤零零一個人,突然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被遺棄感。被誰遺棄?不是被什麼人,而是被時間和空間。在時間上,古人飄然遠去不再回來,空留白雲千載;在空間上,眼下雖有晴川沙洲、茂樹芳草,而我的家鄉在哪裡呢?
崔顥的家鄉在河南開封,離黃鶴樓有點遠又不太遠,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他為什麼還要這樣發問呢?我想任何一個早年離鄉遊子在思念家鄉時都會有一種兩重性:他心中的家鄉既具體又不具體。具體可具體到一個河灣,幾棵小樹,半壁蒼苔;但是如果僅僅如此,焦渴的思念完全可以轉換成回鄉的行動。然而真的回鄉又總是失望,天天縈繞我心頭的這一切原來是這樣的么?就像在一首激情澎湃的名詩後面突然看到了一幅太逼真的插圖,詩意頓消。因此,真正的遊子是不大願意回鄉的,即使偶爾回去一下也會很快出走,走在外面又沒完沒了地思念,結果終於傻傻地問自己家鄉究竟在哪裡。
據說李白登黃鶴樓時看到了崔顥題在樓壁上的這首詩很為讚賞,認為既然有了這樣的詩,自己也就用不著寫了。我覺得,高傲的李白假如真的看上了這首詩,一定不在於其他方面,而在於這種站在高處自問家鄉何在的迷茫心態。因為在這一點上,李白深有共鳴。
只要是稍識文墨的中國人大概沒有不會背李白“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首詩的,一背幾十年大家都成了殷切的思鄉者。但李白的家鄉在哪裡呢?沒有認真去想過。“文化大革命”中幾乎完全沒書看的那幾年,突然出了一本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趕快找來看,郭沫若對杜甫的批判和嘲弄是很少有人能接受的,但他對李白籍貫和出生地的詳盡考證,卻使我惆悵萬分。郭沫若考定李白的出生地西域碎葉是在蘇聯的一個地方,書籍出版時中蘇關係正緊張著,因此顯得更遙遠、更隔膜,幾乎是在另一個世界。李白看罷明月低下頭去思念的竟是那個地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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