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小鎮魯比與世隔絕數十年，再也難以守護其純潔與安寧：女兒將母親推下樓梯，新娘在度蜜月時消失，親兄弟互相開槍，年輕一代公然挑釁父輩傳統。
男人們終於找到了罪魁禍首——附近一座女修道院，其中住著一群特立獨行的女人，或玩世不恭，或遭遇情變，或受到通緝，或孤苦無依。她們逃離各自困境來到這個庇護所，獲得重生後自我而率性，卻在無意間觸怒了傳統封閉的魯比小鎮。於是，一個雨後清晨，九個男人持槍闖入了女修道院。
創作背景
《天堂》以美國內戰結束，廢除奴隸制，黑人得到初步解放為歷史背景。著重敘述了一群黑人他們目睹了自己的先輩所建立的生活小鎮不可挽回的頹勢，決計在他們族長的帶領下，重走先輩的老路，再度遷徙，重建自己的新家園。在經歷了20年的歷程中，一個被稱作魯比的小鎮在一片荒蕪的土地上興起，人們過上了平靜、安康的生活。然而，一切都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由於鎮內外矛盾的激化，該小鎮的居民又重蹈前輩的老路，陷於風雨飄搖的境地，在一次突如其來血腥事件發生後，魯比鎮隨之土崩瓦解。
19世紀末，初步獲得人身自由的一群黑人，在他們族長的帶領下，開始了遷徙，尋找他們的棲息之地。他們從路易斯安娜州出發，經歷了一年的長途跋涉，歷經艱險，飽嘗了白人的歧視和淺膚色黑人的冷遇，終於在俄克拉荷馬州建立了由純黑人組成的社區小鎮，並特意取名為“黑文鎮”。黑文伍意為“安全之所、憩息處、避難所”，在發音和書寫上近似天堂伍一詞。該鎮名寄託了黑人對“自由、自主、自治”美好社會的嚮往之情。
他們特意在“黑文鎮”的廣場上鑄造了一個大烤爐，並在爐身上銘刻了鎮規與民約，他們拒絕與外人接觸，並排斥外人人住，他們視外人如敵，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建立了自己的生活樂園和精神領地。一度“黑文鎮”出現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人與人和諧相處的昇平景象。然而，好景不長，在進人20世紀40年代末時，由於受到國內外政治和經濟的侵擾，白人的介入，“黑文鎮”的“烏托邦”樂園隨之衰落。
為了擺脫“黑文鎮”的困境，第三代黑人摩根家族的代表人物，孿生兄弟迪肯和斯圖爾德，在二戰歸來後，他們帶領“黑文鎮”的居民再次遷徙，重建家園。有14戶人家在“黑文鎮”以西200多英里處定居下來，從頭做起，艱苦創業。為了懷念遷徙途中死去的摩根家的女兒魯比，就將小鎮取名為“魯比”。他們把拆卸運來的烤爐又重新安裝，矗立在鎮中心，作為繼承前輩傳統的象徵。
人物介紹
瑪維斯
瑪維斯是個生性膽小的女人，生活在丈夫的虐待之下。委曲求全的滿足丈夫的各種需求。承擔所有的家務，但是丈夫認為她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女人，經常辱罵她。瑪維斯對丈夫的虐待保持沉默、小心翼翼的過著日子。有一次，瑪維斯為了給丈夫買他喜歡吃的菜，把雙胞胎嬰兒留在車上。回來後卻發現孩子已經窒息而亡。她忍受不了家人的怨恨和周圍鄰居異樣的眼光，所以開車逃跑到修道院避難。
格蕾絲
第二個到修道院避難的是格蕾絲（也叫佳佳）。是個特立獨行、叛逆不羈的青年女性，她處於偶然流浪到修道院。其實當時社會的種族衝突、社會動盪在格蕾絲內心深處留下了深深的刨傷。格蕾絲難以忘懷當她和男朋友在加利福利亞州奧克蘭的大街上散步的時候，親歷了一場警察鎮壓民眾的暴亂，衝過來的警察牆切斷了東西通道，奔跑的人群投擲隨身帶的及順手抓到的東西，然後逃跑”。她和男友從暴亂的人群中逃出來，跑到后街，看到碧綠的草坪上躺著一個衣著整潔的小男孩，雙手捂著胸前的鮮血。當時的報導說衝突中有一百多人受傷，卻對那個小男孩隻字未提。格蕾絲內心充滿了對外界的種族暴力衝突的恐懼，加之男友和父親被抓入獄，她也無家可歸，修道院就成了她躲避外界恐懼的樂園。
塞尼卡
塞尼卡是個私生女，從小就被母親拋棄，成長經歷異常坎坷。當她長大些後。又慘遭養母的兒子強暴。當養母知道兒子的行為後，反而斥責塞尼卡，並把她轉送他人。隨後，尚未成年的她就成了男人們騷擾的對象，身心飽受凌辱的她開始用別針在自己身上畫血道，故意把自己弄得傷痕累累。以此博得他人的同情。她內心極度缺乏歸宿感，喜歡搭便車到處遊蕩，因此偶然來到修道院。在修道院她得到了同情和關懷，修道院成了她的心靈歸屬。
帕拉斯
帕拉斯家境優越。母親是畫家，父親是律師。在她三歲時，父母便離異了。在她十六歲的時候，她帶上自己的男朋友去探望母親。不料母親竟然和自己的男朋友私通，為此她遭受了致命的打擊。帕拉斯瘋狂地開者自己的汽車一陣狂奔後發生了車禍。緊接著，她被人強暴了。她搭上了一輛過路車，來到了修道院。帕拉斯是暴力的犧牲品，飽受創傷和恥辱。
康索拉塔
修道院院長康索拉塔和前來避難的女性們一樣，也經歷過種種不幸。她被情人拋棄後，整日生活在黑暗中。一度呆在地下室里、躲在太陽鏡後面，害怕見到陽光。康索拉塔決定振作起來，拯救她們，也拯救自己。首先，康索拉塔教會她們自食其力。她們靠賣農產品和食品自立，不再是任何男人的附屬品。
這些曾在男權社會飽受壓抑和折磨的女性以不依賴與男性的方式宣告自己已經成為獨立的主體。康索拉塔教給姑娘們的第二件事是自愛和互愛。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天堂》作品以對底層黑人尤其是底層黑人女性命運的深切關注為主題：
1、爭取屬於黑人自己的未來生活——即探討黑人為爭取平等權利和未來理想生活的意義及價值問題；
2、學著融入社會，認真地去生活——即關於黑人的人生信仰、生活態度以及生存方式等問題；
3、美好地生活——主要是探尋什麼樣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又怎樣去力爭和享有未來的美好生活。
《天堂》中的女性通過發展姐妹情誼，實現了女性與女性之間的嚙合，在沒有男人參與的情況下，彰顯了女性自身所蘊藏的療救力量。姐妹情誼是存在於兩個或多個並無血緣關係的女人之間的一種相互扶持、彼此撫慰的親和關係。從某種程度上講，在男權處於支配地位的世界中，姐妹情誼是廣大女性謀生存、求發展的精神物質雙重保證。它將分散的個體凝聚成集體力量，形成巨大的推動力。
種族主義既是有關白人對自身及他們在世界中的位置的觀念，也是關於黑人在種族主義社會中的經歷。在《天堂》中，非裔美國人仿效白人推行極端種族主義的行為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白人種族主義的觀念並沒有隨著奴隸制的廢除而消失，非裔美國黑人作為一個少數族裔群體，一直生存在充滿敵意和歧視的白人主流社會之中。在20世紀60年代，由於在白人既定的秩序中找不到自己合適的位置，非裔美國人試圖以自我隔離的方式，在本族中尋找安全感和歸屬感，提出了“黑白分離”的政治主張。充滿了種族和文化矛盾衝擊的黑文鎮和魯比鎮正是當時美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小說中魯比小鎮居民的祖先原是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隸，為了尋找黑人夢想的樂園，1890年他們在第肯和斯圖亞特的祖父撒迦利亞·摩根的率領下長途跋涉向西部進發，途中遭受到白人和淺膚色黑人的拒絕和歧視，歷盡艱辛建立了黑文鎮（Oven）。到了1949年，黑文鎮上已經有許多西進的白人居住，黑文鎮黑人理想生活的“樂園”開始衰落。第肯和斯圖亞特擔心鎮上的黑人會忘記過去的辛酸歷史，便帶領15戶黑人朝俄克拉荷馬州的縱深地帶進發。
在路途中，第肯和斯圖亞特的妹妹魯比身患重病，卻被城鎮裡的白人醫院所拒絕。等到他們把妹妹轉到第二家醫院時她已失去知覺，死在了醫院的走廊上。當護士設法聯繫一名獸醫給死去的魯比做檢查時，他們感到無比憤慨，抱起妹妹回家，把她安葬在斯圖亞特牧場的一塊風景秀美的地方。魯比的不幸遭遇深深地植入了黑人的種族記憶之中，在其心靈上烙上了抹不去的傷痛印記。在他們的眼中，外人（尤其是白人）等同於敵人。小鎮以魯比命名體現了黑人的種族銘記：這既是黑人種族仇恨的象徵，又是凝聚種族力量的體現。魯比正是因為具有非洲特徵的特殊身份而成為種族歧視的替罪羊，她的形象符合替罪羊原型的內在特徵。
白人推行的種族隔離政策使黑人幾百年來飽嘗屈辱和痛苦。然而，《天堂》里的非裔美國人對白人的種族歧視行為進行了諷刺性的戲仿，他們顛覆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思想，認為黑皮膚為美，並為他們的黑人性而自豪，為保衛黑人的純正血統而戰。“他們誕生於一種古老的仇恨之中，那種仇恨的最初，一種黑人鄙視另一種黑人，而那種黑人則將仇恨提到新的水平，他們的自私在一時的傲慢、失誤和僵化了頭腦的無情之間，毀棄了兩百年的災難及勝利。
魯比鎮與其他居民區不同的是：與世隔絕。不僅白人在魯比鎮不受歡迎，甚至淺膚色的黑人也要受到排擠和歧視。黑人羅傑·貝斯特是小鎮上第一個破壞了血統規矩的人。他娶了一個淺膚色棕發的女子為妻，因此，魯比鎮沒人承認他存在。他的家族不僅被從“聖室之家”中剔除，一家人在魯比鎮都受到牽連。他的妻子狄利亞就因為模樣像南方窮自人而且又生了一個白入長相的女兒而遭鎮上的黑人嫉恨。雖然在遷徙途中，黑人們利用她的膚色讓她到白人的商店去購買生活補給，但是她卻被認為是人們“撇下的破爛貨”，而且具有“削弱種族”的危險。因此，當狄利亞難產時，人們不願送她去醫院而不幸身亡。狄利亞的死和魯比的死亡形成鮮明對照，黑人對狄利亞生死的冷漠與美國白人對黑人的種族歧視如出一轍。狄利亞和羅傑的女兒帕特麗莎和外孫女比莉·狄利亞同樣因為膚色問題而陷入痛苦的深淵。
帕特麗莎在學校教授黑人史，業餘時間研究魯比諸家族的譜系歷史。為了改變被人歧視的遭遇，她嫁給了長得像“煤礦最深層八層石頭”的黑人比利·卡托。令她難過的不僅是丈夫的旱逝，更是因為女兒比莉·狄利亞繼承了她的淺膚色而受到人們的孤立和非議。比莉·狄利亞因為3歲時騎馬當街脫掉短褲就被人們扣上狂野放縱的“瘋丫頭”的罪名。帕特麗莎深知，如果她的女兒是黑皮膚的姑娘，人們會只當她是個不懂事的孩子無意做了件傻事，而決不會借題發揮拿那件事來毀掉她的貞潔和聲譽。但自此之後，女人們告誡自己的孩子不要靠近比莉·狄利亞，男人們對她露出鄙夷的神色或把目光轉向別處。儘管比莉·狄利亞到18歲還守身如玉，但她的貞操沒人相信還存在。比莉·狄利亞為她的淺膚色和年幼無知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帕特麗莎曾經為此毒打女兒，逼迫她離家出走到女修道院尋求避難所。當帕特麗莎最終醒悟是小鎮的人們使她一家成為種族主義的替罪羊時，她懊悔自己認同並按照魯比的道德標準來約束比莉·狄利亞，使女兒失去了母親的保護。帕特麗莎燒毀了她幾年收集整理的魯比鎮家族的歷史資料，象徵著她對黑人種族主義歷史的不滿與摒棄。
帶有濃重的黑人種族主義色彩的觀念與自我封閉不僅給個人，也給魯比鎮都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和危機。對淺膚色人的排斥和對外人的防範，使小鎮人只能在僅有的15家人之間通婚，這種扼殺個人感情而追求黑人純正血統的婚姻，不可避免地造成家族之間混亂的血緣和倫理關係。絲薇蒂生的4個孩子都是先天殘疾，阿涅特的孩子夭折，而摩根家的這些後人也不像前輩那樣人丁興旺了，這些就是魯比鎮黑人長期內部通婚的惡果。因此，黑人的種族主義和故步自封只能使黑人走向自我毀滅，使他們夢想的天堂變為地獄。莫里森借米斯納牧師之口一針見血地指出無論是“白人至上”還是“黑皮膚至上”的種族主義的危害性：“我們生活在地球上。整個地球，分離我們，孤立我們——這始終是他們的武器。孤立殺害了幾代人。是沒有前途的。”因此，種族主義的危害不可忽視，它扭曲人們的心靈，分化民族的凝聚力。莫里森影射並批判了美國人種族觀念中的血統優越淪。
人種和宗教的少數派往往引起多數派攻擊，幾乎沒有一個社會不歧視少數民族和所有不合群、獨特的小團體”。種族主義的存在已成為當今美國社會的棘手問題。在美國這樣一個多種族共存的社會裡，不是要消除各種族在文化、傳統方面的區別，而是要培養人們各自互相寬容、理解和接納的新種族意識，對種族及血統應有一個健康正確的認識。在當今世界追求種族平等、不同種族與文化從排斥走向融合、“一體化”與“多元化”共存。
藝術特色
邊緣敘述
在主流話語中安插“黑人本體”的邊緣敘述——托妮·莫里森《天堂》的寫作策略
作為非洲裔美國作家，托妮·莫里森面臨著選擇敘事形式的問題。作家要以“邊緣敘述”來對抗黑人的被邊緣化。這種“邊緣敘述”主要指區別於白人主流文學的“黑人性”，即在完全不存在黑人性的西方主流的語言和理論中安插一種“黑人本體”。作品《天堂》從遺留的口述形式、碎片記憶式敘述模式、指涉性人物形象，以及超現實主義的敘述風格等幾方面表現了黑人文化的特點。莫里森要以邊緣敘述來對抗主流話語對弱勢民族的文化殖民，以喚起黑人民族被淹沒的種族記憶。
事實上，蓋茨等黑人文學理論家所倡導的“黑人性”理論的實質就是試圖在完全不存在黑人性的西方主流的語言和理論中安插一種“黑人本體”，“且這種黑人性是以西方主流語言的形式出場的，即在表面語言符號一致的編碼下以差異性的黑人英語表述來體現這一黑人性。”科莫里森將自己“詩意”用語的功勞首先歸結於自己的黑人性。有學者就指出“莫里森的人物從邊緣浮現出來，他們帶著文學話語的複雜意味，正在尋找通向中心的道路。”
特有的文化身份與族別、性別屬性構成了托妮·莫里森文本的豐富性和鮮明的黑人文化特徵。莫里森從小接受西方文化，熟諳西方文學及其各種典故，但她在吸納西方文學時善於將其融會於黑人性之中而以獨特的方式呈現出來。她模仿從西方古典到現代以至後現代的諸如神話原型、象徵暗示、意識滑動、不確定性等寫作手法，《天堂》重現了許多西方文學的因素。但是，“黑人文學對西方文學形式上的重複總是帶著黑人的特點，這個特點在具體的語言運用中體現出來。”
一、遺留的口述形式：黑人民族生活處境的表征
美國黑人的亞文化被歸為“遺留的口述形式”。遺留的口述文化主要是聽覺的、適用的、集體的和直接的。其形式主要有：演講、神話、傳說和故事。莫里森對於“講故事”形式情有獨鍾。她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上的演說中強調：“對我來說，聽別人講故事不只是一種消遣，我堅信這是人們獲得知識的主要途徑之一。”《天堂》中她讓魯比鎮的人們通過“聽故事”的方法了解過去的歷史：在燒著爐子的房問里，他們“聽人講戰爭故事；聽偉大的移民的故事——那些辦到的人和沒做成的人的故事；聽智者成功和失敗的故事——他們的恐懼、他們的勇敢、他們的迷惑；聽深沉和永恆的愛的故事。”作品多處強調了雙胞胎兄弟（即斯圖亞特和第肯）“聽故事”的細節：
隨著一次次的厄運，他們變得更倔強，更自豪，種種細節都刻進了這對雙胞胎兄弟的強有力的記憶之中。未經修飾的一個個故事，在禮拜天祈禱會的夕陽中，在大爐灶近旁的陰暗的穀倉中，被人們講了又講。雙胞胎兄弟生於一九二四年，足足聽了二十年有關以往四十年問的故事——他們聆聽著，想像著，記憶著每一件具體的事，因為每個細節都是一次愉悅的震撼，像夢幻般的令人心旌神搖，比他們投身的戰爭還要令人衝動和目的明確¨。
小說讓讀者與人物一起，通過“故事”這種方式，了解了封存多年的小鎮歷史的沉浮、人物之間的恩怨、矛盾衝突的演變。小說以修道院遭遇洗劫，一個白人女子被射殺為開端，其後的情節並未按此繼續發展，而是由此引出魯比鎮的歷史與現狀。通過“講故事”方式，知道了住在魯比鎮的九戶黑人，從其先輩1755年被販運到美國南方為奴以來，他們歷經滄桑，始終保持著“八層石頭”（即煤礦最底層的又黑又亮的煤塊）的純黑人血統，而且“隨著一次次厄運而更倔強，更自豪”。
從“老爺爺“撒加利亞開始到雙胞胎兄弟已經是第三代。斯圖亞特們雖然精明強幹，但因為新老兩代人的觀念不同，思想狹隘、視野的短淺，小鎮內部潛伏著危機，矛盾重重，一觸即發，他們將這種現狀歸罪於不遠處的女修道院，於是讀者看到了小說開篇的那一幕。襲擊修道院的事件既是故事的引子，又幾乎成為故事的結束，小說的絕大部分篇幅都是在回憶與追述故事發生的由來，以及與此相關聯的各種人物之間的矛盾、恩怨與愛恨情仇。這種“口述歷史”的形式，有非洲文化的古老淵源。
莫里森承襲了非洲歌舞藝人的“格里奧”（griots）傳統。她說：“黑人有故事，而這故事必須讓人聽。先有口頭文學，再有書面文學。以前有格里奧。他們熟記故事，人們聽講故事。我的書有聲音，這點非常重要——這聲音你能聽到，我能聽到。所以我傾向於少用副詞，不是我要寫劇本，而是試圖給聽眾一種確定的有聲音的對話”。事實上，這種“格里奧”（講故事）形式在深層次上具有兩種功能：一是在與白人主流話語的形式對比中，非洲裔美國黑人找到了適合他們自己的道德、社會和美學宗旨的修辭模式。“
格里奧”的另一種功能表明，它雖然是很早形成的民間藝術模式，但它承載著、積澱了深厚的黑人民族文化精神，體現著民族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因此，如果“不能從主流文化方面予以表達或充分證明的一定的經歷、意義和價值觀，仍在一些先前社會和文化的習俗或形成方式的——文化的及社會的——流基礎上流傳著，實踐著，”那么，這種“遺留的非洲裔美國黑人的口述神話，就成了道德和思辨的故事。換言之，這些故事在模式上有古老的原型，“在文化內容上是種族的，”它成了一個民族共有的嚴酷生活處境的表征。
二、“碎片記憶”式敘述模式：消解中心的“百納被”隱喻結構
美國女性主義敘事理論的代表蘇珊·S·蘭瑟指出，“美國黑人主體性，抑或任何主體性，都是不可能用任何線性次序的文字形式來表現的。”《天堂》仿照“重現回憶”的模式敘述故事，但敘事過程呈非連續性特徵，而以“碎片記憶”結構呈現。
故事沒有按事件發生順序講述，敘事的節奏或延長、或迂迴、或停滯。故事開端連著結尾，時間都指向1976年，但主幹事件淹沒在大量的回憶當中，歷史縱深有一個多世紀。小說主要情節的鋪敘被不斷湧入的眾多人物事件打斷，敘述時間不斷發生錯位、變異揉扯，明顯帶有福克納意識流小說多層次、多結構的特點。另一方面作者承繼了以往《愛娃》的敘事風格，摒棄了傳統的單一敘述視角，代之以多重敘述視角，小說鬆散的片段（記憶碎片）組合替代了緊湊的情節安排。全書共九章，每一章都以一個女性的名字為題，如瑪維斯、格雷斯、西尼卡、第外因、帕特麗莎、康瑟蕾塔、婁恩等，而整個作品情節都與這些女性密切相關。
小說剔除了一般文學特有的時間觀念，為了突出歷史、人物和事件，小說空間的展示性得到了強化，表現了後現代主義文學鑲嵌、拼貼組合的寫作特點，也與黑人女性文學“縫製百納被”的美學意象暗中契合。
“縫製百納被”源於非洲民間女性多人縫製被子的活動。黑人婦女的三種有特色的活動——縫被子、做襯褲和唱歌。更為重要的是，在女性主義的文學理論中，“縫合”成了婦女文本消解了“中心”的結構的隱喻。
《天堂》以多個女性姓名為不同章名而將全部內容連綴成篇，在巧妙的敘事構思中不僅“縫合”了黑人生活的記憶的碎片，也嵌入了黑人女性主義者對現實的深刻思考。按照女性主義批評家雷切爾·迪普萊西的觀點，純粹的“女性寫作”是沒有等級差異的⋯⋯“它要打破等級制度，把所有材料組織成多箇中心，使各種因素均勻地展示出來而無突出的位置或時刻”。她還說，在女性主義文本“詞語的百衲被”中，沒有“從屬”，也沒有“等級”。如此，《天堂》的多元共生結構便具有了解構中心與權威的象徵隱喻性。
三、具有“指涉性”功能的人物形象：在雙重表意中顛覆白入主流文化
黑人文學作品中的人物一般都具有指涉性符碼的作用。“指涉性符碼的功能是為特定的文本提供一個文化參考構架。”《天堂》的指涉性符碼不是片段的、零碎的、無邏輯的斷裂；而是全方位的，聚焦模糊多重的，能向讀者釋放出豐富文化信息的系統。即是說《天堂》的人物具有黑人文學特有的“雙重表意”的功能，小說從書名到人物、地名、事物，場景等大多都有寓意，從而形成較龐大的指涉體系。尤其在人物的指涉性方面，信息豐富，寓意深邃。有西方學者指出：“該部小說中的人物、情節等試用了從《聖經》到古希臘、卡通，以至混合型的各種神話”。諳熟西方文學的莫里森以《聖經》或古希臘神話中的人物為原型，但不動聲色地揉進了“黑色”成分。
（一）《聖經》人物的黑人版本。非洲裔美國人一直在通過各種途徑尋找著自己的黑人文化，回到非洲原生地尋找當然必要，但其雙重文化背景使這種“尋找”複雜化了。生活在白人世界中的黑人知識分子，倡導“可以通過糾正傳統的一些謬說，在自人認為只屬於他們的地方，找到黑人的形象。”黑人女作家沃克在《紫色》里寫聶蒂發現，一直被認為是白人的耶穌基督就是黑人。“白人將本來是黑人的耶穌據為己有，就如同他們當年大肆掠奪非洲的財富和無償占有黑人的勞動成果一樣，是一種無恥的行徑。莫里森在《天堂》里也在尋找黑人的基督，並且是女性的基督。書中女修道院裡的靈魂人物康瑟蕾塔（Consolata）名字的含義是“安慰者”。該人物的外貌描寫帶有不確定性，很難判斷她是黑人還是白人，作者只提到了她的“綠眼睛”和“茶色”的頭髮，且用了問號的形式，也許這正是女作家的敘述策略。神話學家約瑟·坎貝爾就認為康瑟蕾塔很可能被暗示為黑人的女性耶穌。他說：“大多數文化中的上帝都很溫柔，充滿慈愛之心，如果需要，他們會犧牲自己。耶穌本是男人，基督教卻賦予他女性的特徵，然後又將“她”變成男性。
《天堂》里當黑人們被排斥拒絕後開始遷徙流浪，他們自認為是上帝的選民，而“老爺爺”撒迦利亞正是帶領他們度過苦海難關的偉大先祖。通過人物的符碼轉換和對應性描寫，莫里森將《聖經》中主要的比喻和象徵演化成了有相對普適性的跨文化的原型模式和符號。
（二）希臘女神與黑人女性。《天堂》不僅在《聖經》里尋找黑人的形象，更在希臘神話中發現了彼此的淵源關係。作品第五章描寫的帕拉斯就是以希臘女神雅典娜為原型的，但仍然強調了黑人性。眾所周知，雅典娜是希臘神話中的智慧女神，也是雅典城的保護神。但馬丁·貝爾納在《黑人雅典娜：古代文明的非洲探源》（1987）一書中則指出：“希臘的黑人女神雅典娜早在公元前2100至1100年就從古埃及和地中海諸島嶼借來而融合在古希臘文化中了。”
《天堂》里描寫的帕拉斯（Pallas）就是希臘女神雅典娜（Athena）（英文字典里的解釋：Pallas=Athena）。莫里森以這個形象試圖隱喻西方文明與非洲文明的關係，同時賦予該形象更豐厚的文化內涵。作品中的帕拉斯人生道路坎坷，目睹男友與自己母親做愛的亂倫行為，精神受到巨大打擊，在姐妹們的幫助下堅強地活了下來，並在修道院生下孩子。
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森稱懷孕的女孩為帕拉斯。原因之一是在非洲文化中“母親”在家族中占有重要地位；另外，莫里森也從深受解構主義影響的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那裡“偷”得了武器。如克里斯特瓦就認為，對母親欲望的表達是對男性主義的一種挑戰，並相信“懷孕和養育能打破自我與他人、主題與客體、內部與外部的對立”。而且，她以“享樂母親”（Good—enough mother）這一形象，倡導將母親與性合二為一，並把藝術描述為“母親享用”的語言。這樣，女性不僅是藝術和寫作的空間，也是真理的空間：“無以再現的真理遙不可及，顛覆了男性邏輯、控制、偽真實的秩序”。
莫里森非常重視母親對於女性的重要意義。《天堂》中的其他女性也大都與做母親有關：索恩在年輕時曾因丈夫與康瑟蕾塔的戀情而在奔波中流產；阿爾奈特和嫂子絲薇蒂遭受的則是生育帶來的創痛。前者十四歲懷孕，但男方並不打算結婚，雙方家庭結下仇怨。胎動時，使勁捶打腹部，並用小刷把手捅自己的下身，導致小孩早產未活。絲薇蒂連生了四個孩子都是殘疾，她身心因此很受傷害。在基督教思想意識中母親被視為女性軀體愉悅的明顯標記，但這種快樂受到了嚴格抑制，生殖功能必須從屬於父親名下的法則。父權制所壓迫的並非女性本身，而是作為母親的身份。可見，帕拉斯這個以黑人為原型的形象，其指涉性對白人主流文化有多重顛覆作用。
四、超現實主義的敘述風格：黑人宇宙觀對經驗世界的解構
莫里森承認她的作品與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有相似之處，但認為自己是在表現與傳統西方文學的界定不同的“現實”。黑人女作家艾麗絲·沃克曾表示她會坦率地對待神秘——泛靈論，因為她相信這既是非洲裔美國黑人牢記他們非洲遺產的最適合的東西，又是“比任何政治、種族或地理位置更深奧的”的東西。莫里森也持有“黑人宇宙觀”，即類似於原始思維的“互滲律”，諸如生者和死者可以對話；人類與動植物之間可以互相感應。莫里森的小說先是拒絕對事物做出理性的解釋，然後又肯定超驗的、魔幻的事物。
《寵兒》（1988）整部小說融入幽靈世界，相信人能“起死回生”是其創作的邏輯起點。《天堂》延續了作者以往的手法，也更顯示了非洲裔美國黑人特有的風格。《天堂》中有多處超現實主義的描寫，如撒迦利亞父子倆在抵達黑文前看到的神秘的人；只唱不說的神秘女人派達德等都具有超現實的色彩。其中康瑟蕾塔的“內視”天賦和她救人的“邁步進入魔法”是全書最神奇的部分：康瑟蕾塔看著那屍體，毫不猶豫地摘下眼鏡，盯這染了他的頭髮的紅色細流。她邁步走了進去。看到了他夢想過要穿越的延伸的路，感到了翻車，頭痛，胸悶，不想喘氣。她提起感覺像畏懼的精神，瞪著那光點擴大，雖然看著那兒如同被魔鬼刺痛，她還是集中著注意力，仿佛所需要的肺臟就是她自己的。斯考特睜開眼睛，呻吟著，坐起了身。莫里森力圖讓讀者信服或更易接受這種神奇的救人法，作品中婁恩管它叫“邁步進入”，康瑟蕾塔則稱之為“進去看”，說這是一種“內視”的天賦，是上帝賦予想開拓這種本領的人的自由。“這種‘內視’的功力發揮之時，在別人身上實驗。
看得見的世界越昏暗，她的‘內視’功力就變得越炫目。”這種以黑人特有的宇宙觀看待現實的敘述法，既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經驗世界，挑戰了傳統現實主義，又暗合了人們企圖超越齷齪現實，把握自己命運的期待心理。黑人女性主義批評家芭芭拉．克里斯琴在評論莫里森的作品時說，“她的人物有種原始性，他們帶著噴泉的力和美來到你面前，看來奇幻但卻像他們腳下的土地一樣堅實。”事實上，這種對超自然力量的信賴緣於非洲古老文化的影響，其實它是“黑人看待事物的另一種方式”。對神秘、巫術、神話和遺留的非洲宗教的這種信念，補充了西方意識中又矛盾又合理的猶太基督教的形式，並與之競爭。
莫里森以邊緣敘述來對抗主流話語對弱勢民族的文化殖民，以喚起黑人民族被淹沒的種族記憶。它顯示了愛德華·賽義德所說的弱勢民族知識分子有意識的努力：“進入歐洲和西方話語，與之混合，將之轉換，使之承認被邊緣化、被壓制和被遺忘的歷史。”女作家嫻熟地運用著西方現代文學的手法而又不失黑人性，她所選擇的敘事策略，“證實了她在若干次訪談中堅持的說法。那就是：她自己的聲音由於採用並借用非洲裔美國黑人社群而獲得了權威。”
敘事風格
《天堂》整部小說共分九個篇章，每篇均以女性人物冠名，以突出女性在小說中的核心地位。作品沒有採用傳統的線性敘述和單一敘述視角。正如美國著名的女性主義文學評論家蘇珊·S·蘭瑟所說，美國黑人主體性，抑或任何主體性，都是不可能用任何線性敘述和單一敘述視角。莫里森採用的敘事策略是不按照事件發生順序來講述故事，敘述時間發生錯位，呈非連續性特徵。
從敘事框架上看，小說先描寫魯比鎮上的男性居民襲擊修道院這一主幹事件，接著故事情節沒有多少進展，全書主要描述了魯比鎮和修道院的歷史和現狀，穿插著修道院裡每個女性不同的故事。穿插的故事與主幹故事之間有關聯，相互之間也存在一定的聯繫。直到最後一章小說才出人意料地介紹了寄居在修道院的姑娘們重回社會後的點滴生活。在重要情節和細節描述上，莫里森從不一次到位，而是通過不同的人物、環境和時間復現這些情節和細節，“仿佛將一幅畫畫在玻璃板上，將玻璃打碎，再將玻璃按照令人眩目的現代形式重新拼接。”這些復現是對基本線索的補充和延伸，復現與復現之間互相補充，互相印證，零散卻有機地揭示著敘事的內涵。
小說語言
在一次訪談中，莫里森說道，“我是想讓黑人的語言恢復她原有的力量。那是一種豐富但不華麗的語言。”在問及她的小說好在哪裡時，她說：“語言，僅僅是語言。語言必須仔細推敲，看上去又信手拈來。它不能流汗。它必須含而不露，同時又撩人心扉，它是一種愛，一種激情。”她正是用“豐富但不華麗的語言”，賦予作品痛苦而又不無希望的音色，通過句子長短、音調高低、語氣緩急控制情節的發展和情緒的起伏。比如她用優美抒情的筆調描寫九名黑人男子行兇時修道院外的景色：“室外，晨霧升起來，到齊腰處。然後，太陽照耀，把晨霧驅散，展露出大片芒草地，或許還有巫婆的蹤跡。”這段富有詩意的文字一方面用修道院伊甸園般的寧靜和美好來反襯這些黑人男子的野蠻粗暴，同時也暗示了小鎮即將發生的變化。又如她精妙的比喻展現魯比鎮男性居民的墨守成規：他們“不去想如何通過伸出友情或愛情之手來治理，而是勾勒出防範措施，根據需要打磨例證，直到每一個例子都與那已經拋過光的溝槽契合”。莫里森對英語文學的一大貢獻就是對黑人文學語言進行全面的“清掃”，“將原意歸還給詞語，而不是重複那些因用俗了而被破壞的意思。”正是藉助這種充滿愛和激情的語言，莫里森艱難地、不屈不撓地尋找著黑人女性寫作的“天堂”。
黑人女性長期處於奴役地位，一直處於沉默無語的狀態。而莫里森從其獨特的視角出發，努力尋找著一個可以盡情書寫黑人婦女命運的天堂。她通過各種文學技巧的嫻熟運用，指明壓抑黑人女性聲音的罪人和罪行，突破黑人女性無以言說的境地，呼喚黑人女性將支離破碎的聲音變為齊聲吶喊。
作者簡介
托妮·莫里森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年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美國著名作家。曾在蘭登書屋擔任高級編輯，後赴普林斯頓大學任教。1993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獲2014年美國國家圖書批評家終身成就獎。主要作品：《最藍的眼睛》、《秀拉》、《所羅門之歌》、《寵兒》、《爵士樂》、《天堂》等。
